ㄖ瘢�1996年2月6日》呈岗峦林木之形；另一方面，却又化入像外之像，进一步体现中国哲学所特有的天人合一，虚静忘我的精神境界。
赵无极是在西方抽象绘画大潮从表现性的具象绘画入手，后来发展成符号化的意象绘画，再进而发展成表现性的抽象绘画的，在整个画风确立的过程中，其艺术境界也愈发显得扩大。欣赏赵大师的作品，你会有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冲动。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大气”。其作品一反西方抽象绘画通常在画布上的形式营构，而是从关于自然的憧憬与感受中上升为抽象语言。与西方抽象派作品不同，赵先生的调色板下是一个完全抽象的形式世界，但叠印出一个充满生命律动的自然世界，让人生发出许多投射了审美联想的幻觉，从画中看到变化的广袤自然。这就是以东方传统为根基的抽象形态绘画，是中西艺术在精神上的交融。
在巴黎我们还有一位绘画大师，叫朱德群（Chu TehChun），1920年生于江苏省徐州，1935年入杭州艺专学习西画，1944—1949年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1951—1955年任教于与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画家朱德群先生合影。（2003年10月）台湾师范学院。1955年，时年已35岁的他，为了追求艺术的新发展远赴巴黎至今。朱先生的绘画技巧有法国后期印象派塞尚与略微那么一点野兽派相结合的风格，对于色彩的感觉极其灵敏，擅用大红大绿大蓝大黄等强烈的颜色来写静物与风景。同赵无极一样，朱先生绘画成功地结合了东西方两种艺术传统，其绘画色彩绚丽，光影迷离，在变换复杂的空间构成和具有书法韵味的点线挥洒之间气韵流动，跌宕起伏。朱先生将中国传统绘画、书法与绘画用诗意般的笔触结合在一起，给人总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和一种热烈的冲动感觉。由于朱先生对绘画的突出贡献，他成为法兰西学院近400年历史上第一个亚裔院士，在法国社会形成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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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杰地灵的法兰西（5）
当上法兰西学院院士是所有文化人毕生最高的荣誉。根据规定，每个院士都要佩剑。我虽然没有赶上这三位华裔院士的就职仪式，但我有幸参加由巴黎市长德拉诺埃主持的程抱一佩剑仪式。
程抱一原名程纪贤，法文名字叫Franois Cheng，1928年出生于江西南昌，1948年随父来到法国，就读巴黎七大并获博士学位，后应聘任巴黎三大教授。他几十年笔耕不懈，成为集诗2003年6月10日程抱一院士在佩剑仪式后与夫人一起在巴黎市政厅门口留影。
人、作家和翻译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其艺术论著《虚与实： 论中国画语言》成为西方人了解和研究中国绘画的“教科书”之一。长诗《石与树》入选《二十世纪法国诗歌选》。法文长篇小说《天一言》获“法兰西文学院法语文学大奖”。法兰西文学院院长称赞他“用法国文化的精华丰富了中国文化，又以中国文化的深邃丰富了法国文化”。希拉克总统亲自授予他荣誉骑士勋章，表彰他杰出的文学成就和对中法文化交流的突出贡献。
依照程先生想在剑中融入中西文化的创意，其女弟子，法国著名汉学家谢阁兰的孙女——劳尔·梅乐谢阁兰专门由其珠宝商丈夫为程先生设计此剑。此外，劳尔还发起建立了“为程抱一铸造院士剑集资委员会”，时任法国驻华大使毛磊、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为铸造此剑，我也曾代表吴大使与劳尔有不少接触。
2003年6月10日，巴黎市长德拉诺埃在巴黎市政厅为程先生举行隆重的佩剑仪式。仪式上，程先生气宇轩昂，其佩戴的院士剑银光闪闪，剑柄上镶嵌了闪亮而被黄金环绕的红宝石。 剑柄上的竹子象征中国，百合花（帝制时期法国王室标志）象征法国。百合花的花朵和它交错的茎秆构成剑柄的上端，下端的把手处则是翠绿的竹子造型。剑柄的两面用中法文刻着文天祥《正气歌》的第一句“天地有正气”。此剑构思独到，既完美地结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特质与精髓，也是程抱一本人在人类和文学领域探索过程中的体现。使馆出席此次活动的人很多，有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张学忠大使、大使馆的刘志明公使、吴泽献参赞等。我们当时都很感动，对程先生的中西文化造诣和法兰西人民对文化的尊重由衷钦佩。是的，赵无极、朱德群、程抱一在巴黎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他们像黄河边上的纤夫，又像塞纳河里川流不息的游轮上的舵手，把中法两种古老的文明运送到一起，把这两种独特的文化摆渡到一块。然而，三老并不代表黄河与塞纳河交汇的全部。类似三老这样做文化纤夫的中国人还有许许多多，他们一步一个脚印，把黄河里的故事一个一个拉到了塞纳河里。
作家冯骥才用“人人殚精竭虑地做中西结合文章”来描写旅法中国画家。是的，严培民粗得像大刷子一样的笔触，尹欣的西洋技法与题材中的中国面孔，马泽霖的大菩萨和王克平用凿刀在大木头上一锤锤凿出来的抽象雕塑，他们是赵无极、朱德群等老一辈中法文化交流旗手的新传人。我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相识，他们用中国文化的底蕴和法兰西生活的积累，用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对话，使他们的艺术生涯更加辉煌。位于巴黎八区香碧日街（Rue de Champige）的尹欣艺术沙龙曾是我了解巴黎画家圈子的主要窗口。我曾与法国前总理克勒松女士谈论到尹欣的画，克勒松认为，再好的艺术要有观众，而让法国人接受作品的最好方法就是中国题材、法国手法。
当然，就像三老不是中国在法艺术的全部一样，绘画也不是中国在法文化成就的全部。在当今法国社会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还有作家戴思杰，其作品《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无论是出书，还是由书改编的电影都获得巨大成功。戴思杰的《迪的情结》还获得了法国最具声望的图书奖“费米娜奖”。还有一位年轻女作家，叫山飒，在法国也很走红，其作品《女棋手》在法国造成轰动。记得*主席2001年秋访法时，希拉克还特意邀请她出席总统在爱丽舍宫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述中国作家都是直接用法语写作，描写自己熟悉的中国的经历和生活，在法国社会得到好评。在音乐方面，青年音乐家陈其钢中西合璧的作品《蝶恋花》、《逝去的时光》和《五行》在法影响很大。此外，钢琴家许忠不仅活跃在法国的音乐舞台上，还经常穿梭于中法两国，为中法文化年做了大量工作……
令人心醉的巴黎（1）
巴黎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
巴黎似乎从来就是一座梦想中的城市，多少骚人墨客爱将之描绘为“光之城”，将其视作上帝的化身。徐志摩当年曾感叹“到过巴黎的一定不会再稀罕天堂”。有人也将巴黎称之为“花都”，因为巴黎不仅四季鲜花不断，各种花店比比皆是，是座充满浪漫风情的城市，宛若一位风韵绰约的美人，让爱神与青春长驻。正因如此，也有人将巴黎称之“巴比伦”，那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在小说《重返巴比伦》中对巴黎的称呼——一个充满奢华享乐、人欲横流的梦幻之都，而在半个世纪前的海明威眼里，“如果你够幸运，在年轻的时候呆过巴黎，那么巴黎将永远跟着你，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筵席。”
巴黎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巴黎工作与生活，天天像巴黎人一样感受巴黎，熟视无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感到巴黎已不仅仅是个地名。它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气氛，一种精神状态，是一种心灵的表达。正因如此，每个人对巴黎的评价都是主观的，见智见仁，一人一个印象。估计没人能说清巴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城市，但可以肯定，不论是浮光掠影，还是像我这样长年客居，每个人都确信他们在巴黎度过的时光会是此生最难忘的日子。巴黎的磅礴气势、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像大海一样的包容性，成为在喧嚣躁动的人生旅途中，各种肤色、文明和意识形态共处的一片小小绿洲。巴黎的热情和慷慨，使几多浪迹天涯的游子、萍水相逢的情人、南来北往的过客、穷困潦倒的艺术家找到了他们梦恋中的那种感觉。据统计，现有25，000名外国艺术家生活在今天的法国，其中绝大多数在巴黎，他们中间有作家、画家、音乐家、服装设计师、造型艺术家、舞蹈家、雕塑家等。这些艺术家之所以来到巴黎，是因为巴黎有举世无双的艺术氛围和悠久的纳贤传统，唯有在这块土地上，他们得以灵感大发，艺术创造得到评论界和公众的承认，从此使他们扬名世界。当年，为逃离佛朗哥*统治而到巴黎的西班牙画家帕勃罗·毕加索和萨勒瓦多·达利，就是在巴黎这种自由和宽宏的艺术氛围里把他们的艺术生涯推向顶峰的。
记得有一位法国哲人说过，“生在巴黎等于做10回法国人”。
我真的认为，巴黎太大了，它几乎成了法国的象征。巴黎太浪漫了，它几乎浓缩了法国人的人生。巴黎太深邃了，它人杰地灵，几乎每个角落，都有一段动听的故事。
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法国大作家、大文豪巴尔扎克、雨果、普罗斯特、大仲马、左拉、欧仁苏、波德莱尔、阿波里埃尔、科莱特、杜拉斯等人均在生前用自己充满情感的笔触，向世人展示了巴黎一幅幅动人的图画。这些大师笔下的景与人，千姿百态并明显带有浓厚的时代和作家的个人色彩，是一部有关巴黎的大百科全书，也是一幅芸芸众生画。
巴黎也是世界的巴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一批美国作家来到了巴黎。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群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他们栖居巴黎，借助巴黎宽松的艺术氛围，通过咖啡、女人和葡萄酒，享受人生和逃避一战给人类带来的残酷现实。在他们眼里，巴黎是最好的选择。他们需要艺术氛围，需要继续以创作为生，但同时他们也抛不下感官和物质享受，需要咖啡、女人、葡萄酒和舞会。这些巴黎的匆匆过客，用自己激情的笔触使巴黎的瞬间永恒，也把他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巴黎。
巴黎的记忆对任何人都是美好的，对海明威更是如此，从而他给巴黎和整个世界留下了“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筵席”的赞美。
1918年5月，海明威作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士兵首次来到巴黎。他看到了战争阴影下的巴黎和顽强不屈、努力生活的巴黎人。作为《多伦多之星》报欧洲通讯员，3年后海明威又来到巴黎，战后巴黎人及时行乐的疯狂，轻歌曼舞的和平气象，先锋派文学艺术蓬勃崛起给他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海明威经常去莎士比亚书店看书，拜访“书友社”女社长并与其大谈政治文学，在塞纳河畔散步，到蒙巴纳斯区跟文学朋友切磋……
巴黎在阳光下，在夜灯下，在海明威的回忆中，是天长地久般的灿烂美丽，“巴黎是没有尽头的”，“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筵席”……
巴黎究竟意味着什么？
浪漫的诗人徐志摩在其热情洋溢的散文“巴黎的鳞爪”中告诉我们，“整个的巴黎就像是一床野鸭绒的垫褥，衬得你通体舒泰，硬骨头都给熏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