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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总司令见徐州克复已是指顾间事，遂亲赴前线督师，将所有预备队俱调入第一线作战，作孤注的一掷。殊不料敌人的战略正欲诱我深入，蒋的奋勇前进，正坠其计中。到了战事进入胶着状态时，敌人突由其右翼派出精锐部队，向我军左翼包抄袭击。我军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行混乱。正面敌人乘势出击，我军乃全线溃败。敌军跟踪追击，我军无法立足，迅速逃窜，津浦路轨及桥梁均不及破坏。敌军势如破竹，我军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
8月6日，蒋总司令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既羞且愤，乃将战败责任归之于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将其扣押枪决，以泄其无谓之愤。其实此次溃败，完全由于蒋总司令自己估计错误、指挥失当所致，王天培实在是替罪的羔羊。
总司令下野，宁汉息兵（1）
一
蒋总司令于8月6日自津浦路前线返抵南京，忽然有电给我，该电仅寥寥数语，要我立刻从芜湖防地往南京一晤。那时我已得到前方受挫的消息，详情却未悉，市面人心已见浮动。我便即日应召前往。到总司令部时，才知蒋总司令已于当日去汤山温泉休息。我就掉转车头，向汤山疾驶而去。
一见面，他便说：“这次徐州战役，没有听你的话，吃了大亏，我现在决心下野了！”
我闻言大吃一惊，便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要下野呢？”
蒋说：“你不知道，其中情形复杂得很。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势难甘休，那我下野就是了。”
我说：“在此军情紧急时期，总司令如何可以下野？这千万使不得。现在津浦路上一再失利，你下野必将影响军心民心。武汉方面为什么一定要你下野呢？他们现在也分共了。站在*的立场上来说，双方已殊途同归，不过我们早走了一步罢了。大家既已步调一致，便应捐除成见，既往不咎，恢复合作。”
蒋仍旧摇头说：“你不知道内幕，情形复杂得很。”
我说：“你最好派员到武汉去疏通，多说些好话。我也派人从旁斡旋，以免同室操戈，为敌所乘。”
蒋说：“交涉疏通是无补于事的。我是决定下野了……”说着，他便拿出一张拟好的初稿文告，说是他下野的“通电”。
我说：“现在津浦线上，我军已溃不成军，局势十分紧张。敌人已进逼蚌埠，旦夕之间即可到达浦口，威胁首都。武汉方面又派兵东进，如何部署江防实为当务之急。我看，你无论如何也要顾全大局，不要下野！”
蒋说：“我下野后，军事方面，有你和白崇禧、何应钦三人，可以对付得了孙传芳。而武汉方面东进的部队，至少可因此延缓！”
我还是坚持请他不要下野，而他则一再说，他已下了决心，非他下野，否则宁汉之局不易收拾。这样便结束了我们的谈话。后来我才听说，总司令赴津浦督师之前，曾派褚民谊去汉口和汪兆铭商洽。褚与汪私交极深，又属至戚，故无话不可谈。褚民谊既已数度往返于宁汉之间，对武汉方面情形当然知之甚详。我一再喋喋劝蒋不要下野，实是不知个中底蕴，隔靴搔痒之谈，难怪蒋氏说我不知道内幕情形了。
我辞别了总司令，即到隔壁各房间，见陈铭枢、戴传贤、吴敬恒、陈布雷各人对总司令的下野，均处之泰然，我觉得很奇怪。据陈铭枢说，下野宣言，在驶回南京途中，总司令已命陈布雷起草拟就了。他们也认为局面演变至此，暂时退避，也不失为上策。但是当时外间不明真相，且有部分党人以讹传讹，歪曲事实，硬把罪名加到我和何应钦、白崇禧的头上。说蒋的下野，是我们三人“逼宫”使然，恰与事实完全相反。是时白崇禧尚在苏北军中指挥作战，不知此事。据我所知，何应钦当时也力劝蒋打消辞意，绝无逼其下野的事。下野文告因一再修改，到8月12日才正式公布，蒋随即赴沪，此时浦口敌人重炮与我狮子山炮台已对战三日了。
这一谣言的发生，可能有三种因素：一是武汉故造谣言，以打击蒋氏的威信。二是部分党员也同我本人心理一样，当此紧急关头，总司令是万不该下野的，而渠竟毅然下野了，其内心必有不可告人的隐痛，若辈疑心生暗鬼，自易听信外界谣言。三是总司令是一个极端顽固偏私而嫉贤妒能的人，他对任何文武干部，尤其是统兵将领，都时时防范，连何应钦这样四平八稳的人，他都不能放心。总而言之，蒋氏一生，只知一味制造奴才，而不敢培植人才。这一谣言可能系他授意所散布，以打击我辈。嗣后，蒋氏由日本回上海，和宋美龄结婚并复职，此项无稽的谣言更为盛炽。我曾两度在他南京官邸请他申明矫正。他只微笑说，这种不经之谈，尽可不必去理它。我说：“我们的冤枉，只有总司令一言才可替我们洗刷干净。”他仍是微微一笑而已。
总司令下野，宁汉息兵（2）
溯自1926年冬季，蒋总司令与武汉中央发生龃龉，我一直居中调停，以悲天悯人之心，希望党内团结，内摧军阀，外抗列强。后来共产党问题发生，我也是经常袒护蒋氏，其目的无非维护本党，完成国民革命，实无个人恩怨存乎其间。而党内少数人不明真相，将己度人，认为白崇禧居间全力拥蒋，故第七军始终未为武汉方面威胁利诱所动，而蒋总司令的地位始得以维系不坠云云，此事殊有稍作澄清的必要。
蒋总司令请白祟禧为参谋长，非爱其才，而是利用白与各军联系。到了白氏桥梁作用已告终结时，蒋就必然要弃之如敝屣。加以白氏又是个性直才高的人，重于道义，忠于职守，敢作敢为，而又性喜直言疾谏，深鄙患得患失、奴颜婢膝的行为。此种性格与蒋氏尤为格格不入。因蒋的为人刚直其表，阴柔其里，护短多疑而忌才。自占领江西之后，蒋已对白深感不满。如第二十九章所述，马口之役后，白氏分发所获敌人军械予第二、三、六各军一事，即深触蒋氏之忌。蒋氏或不拟此批武器分发各军；纵使分发，渠意也应由其自发手令执行，不可由白氏为之，以见好于各军。其实，在一般情况下，参谋长为总司令作此处分，原是极顺理成章的事。白氏以大公无私之心，初未想到总司令竟如此狭隘。
然值此军情紧急之时，将才难得，故蒋氏心虽不悦，但又无可如何。东征军事发动时，白崇禧奉调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指挥第一、二、三及附义各军入浙作战。命令发表时，第二军代军长鲁涤平极感不服。因论年龄、资望，鲁氏均远在白氏之上。然蒋总司令与第二军军长谭延辏Ь耸路前资系Ｈ尾豢桑车悠绞挡庞胁淮：缶费雨＇一再解说，鲁涤平始无言。到入浙战事发生，第二军曾一度失利，鲁涤平几有溃不成军之势。值此紧要关头，白氏曾亲率总预备队两团，星夜冒险蛇行前进，深入敌后，直捣敌将孟昭月的总指挥部，方使全局转危为安，卒获全胜，占领杭州，肃清浙江。此一乘危用险的进兵方式，才使鲁涤平佩服得五体投地。
唯白氏以底定东南之功，不特未获主官青睐，反招致无聊的嫉忌，身为东路军总指挥的何应钦，竟以白氏单独进兵，未等他一同入杭州而不悦。蒋总司令也以白氏竟能运用自如，指挥其亲信的第一军而疑窦丛生。白氏系一员猛将，但知披坚执锐，奋勇杀敌，初不意功高震主，竟有如许的暗潮。
宁沪克后，白氏又受任为北伐军第二路代总指挥，指挥陈调元等军循运河两岸北进。陈调元原系白崇禧的老师，且曾任方面有年，此次屈居白氏之下，颇感不服。因亲往见总司令，颇有抱怨之辞。蒋说：“白崇禧行！你应该接受他的指挥；以后你就知道了！”陈调元始郁郁而退。
嗣后，津浦线上之战，白氏用兵如神，每每出奇制胜，陈调元不禁为之击节叹赏。在我军自徐州南撤时，敌军乘虚反攻，如疾风暴雨。陈调元位居第二路前敌总指挥，仓皇不知所措。白氏命陈部先退，自率总指挥部特务团殿后，掩护本路军，缓缓南撤。虽迭经敌军猛扑，白氏指挥从容，三军稳重如山，不惊不乱，陈调元尤为之咋舌称奇。其时陈部饷糈不继，白氏乃将总指挥部和特务团的给养，拨交陈部济急，本部及特务团却等待后到接济再行补充，充分显出主帅舍己为人的风度；更使陈氏心折。所以白氏在东南、苏北、鲁南，数度作战之后，终叫关张俯首，士卒归心，“小诸葛”遂更名闻遐迩了。 。 想看书来
总司令下野，宁汉息兵（3）
以上故事，都是谭延辏А⒊碌髟惹鬃韵蛭铱谑龅摹Ｊ熘资险郊ㄈ罩隙运囊杉梢踩赵觯踔猎诤椭�*谈话中，时时露出对白氏不满的批评；说白氏“不守范围”。张人杰曾为此与蒋辩论，说在蒋氏直接指挥下的各将官，论功论才，白崇禧均属第一等，值此军事时期，求才若渴，应对白氏完全信任，使其充分发展所长，不可时存抑制他的心理。据说，蒋总是摇头皱眉说：“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总是合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这是张人杰当面对我和李济深说的。我不免闻言悚然。
为弥缝蒋和白的情感，中央*如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等常向我提及此事，希望我也去和蒋先生委婉解释。唯我私自忖度，很觉不便正面提出，以免有左袒白氏之嫌。某次谒见蒋氏，他问广西有几位留学日本士官的学生。我说只有马晓军一人。提到马晓军，我就乘机介绍马氏以前任广西陆军模范营营长，及1921年中山援桂时任田南警备司令的情形，并涉及白崇禧为人的重道义感情。我举他以前在田南警备司令部内当营长时的故事：
马晓军是一个看钱极重而胆子极小的军人。一听见枪声，便神经紧张，手足颤动。每逢军情紧急，即借故离开部队，躲往安全地区。部队统率的责任则交由黄绍竑、白崇禧、夏威等几个营长全权处理。危险期过，马氏又回来做主官。如是者再，颇为官兵所轻视；加以他视钱如命，偶尔带几个士兵因公出差，有向他借一角或五分于途中购买茶水的，回防地后，他也必追索。所以上下官兵早已有心希望他离开部队。某次，百色防地为刘日福自治军所袭，部队都逃往黔边，马氏个人却逃往南宁。到刘部被驱离百色后，马氏又要回队。这时几位营长，如黄绍竑、夏威等，都主张拍一电报给他，请其不必回营。独白氏坚持不可，他认为这样做，无异于犯上作乱，于做人的道义有亏。由这个例子看，以马晓军这样的人，白氏对他尚且忠心耿耿，其为人的正直忠厚可知。
其次，白氏担任我的参谋长前后达三年之久。一有军事行动，则出任前敌总指挥，从未计较名位；是一位喜欢做事、任劳任怨的人。广西能够完成统一，整训收编部队，提前出师入湘北伐，他的功劳，实不可没。蒋氏知我有所指而言，只连声“唔，唔”，而结束了我的谈话。
又有一次，我说得就更露骨了。我说，白氏才大心细，做事慎重敏捷。他以前在当我的参谋长时，遇事往往独断独行，然从无越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