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也“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到“九一八”前夕，日本少壮军人积愤已深，蒋氏如再推宕，少数不更事的军人可能公布此蒋日密件。日内阁为检讨对华全盘政策，曾召集所谓“东方会议”以胁蒋。蒋不得已，乃允日人派代表来南京秘商，唯事先声言，渠所持的文件已在上海遗失，嘱日方将所签原件携来。
1929年10月，日本政府乃特派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为专使，来华与蒋秘商有关满、蒙事项。佐分利贞男一行于10月4日抵达上海。蒋乃令上海市市长竭力招待，网罗上海的交际名花，举行大规模酒会。日专使一行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搭坐挂车到南京。车行至中途，所有日人均烂醉如泥，南京特务乃乘机将此密件窃去。
翌晨，日使一行酒醉醒来，到日使馆整理行装，拟拜晤蒋氏时，才发现此密件已不翼而飞，未免大惊失色，然又不敢声张。与蒋晤谈数日，自然毫无结果。佐分利贞男于11月29日返日，自觉无面目见人，未几，遂于箱根温泉旅邸吞枪自裁。日本政界曾为此起一小风波，因佐分利贞男无故自杀，群疑莫释，知其内幕的口虽不能明言，然内心的愤懑实不能自抑，而见之于言辞。这一内幕才逐渐为外人所知。
这故事虽系传闻，而日本军人却言之凿凿，似确有其事。再者，蒋氏于1927年在日时，确曾与田中及南次郎等会谈。会谈内容如何，蒋先生讳莫如深，也是事实。再证之以北伐完成后，蒋氏不断制造内战，以及养痈遗患，任令赣南共产党坐大的情形，似均在制造“中国尚未统一”的借口，以抵制日人的要挟。凡此种种迹象，对上述传闻俱不无蛛丝马迹可寻。
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气沸腾，各地学校罢课，要求中央出师抗日，是时两广民气尤为激昂，广西省府并密令民众团体，组织纠察队彻查日货，雷厉风行。日政府希图缓和两广民情，曾派大批文武官员及民众代表来两广活动，借资联络感情；并劝诱两广当局效法中央，阻止民众的过激排日行动。值此时期，我在广州私宅接见这批日籍访客，先后不下百余人之多。接谈之下，我力斥日本侵华政策的错误，希其改正。
重建中枢，绥靖两湖（2）
那些日本访客听了我的分析，都很动容，唯土肥原贤二少将和台湾司令官松井石根中将的态度极为倔强。他二人强辩说：“沈阳事变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固处置失当，但是你们的委员长对我们日本人也太无信无义了。”我们当即追问：“我们的委员长究竟有什么地方对日本无信无义，以致激起你们对中国动武呢？我愿闻其详！”然土肥原与松井二人坚不吐实，似颇有难言之隐。
嗣后，我便根据此一线索，嘱我方谍报人员及与日方接近的友人，多方自日本少壮军人集团中设法探听，才获得如上的情报。事虽迹近荒诞，然证之以蒋先生在“九一八”前对内对外扑朔迷离的作风，实难断言此事的必无。
二
蒋先生自日返国后，遂一意与汪言归于好。蒋既有意负荆，汪更无心拒客，双方都已半推半就，共产党12月11日广州“暴动”后，汪曾腆然公开宣言，吁请蒋同志复职，领导中枢，渠本人则从旁消极协助云云。汪氏的话一出，蒋的复职几成定局，而攀龙附凤之徒，乃乘机推毂，上海四中全会的预备会遂正式通过请蒋氏复总司令职的议案。蒋氏本已有“别人不请我自来”的腹稿，1月9日乃在南京正式宣言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
在蒋总司令复职的酝酿中，外界传闻白崇禧和我曾有反对的表示。此种谣言，可说是毫无根据的揣度之辞。在两广统一、出师北伐之初，我们以一股革命热忱，服从中枢，拥护胡、汪、蒋的领导，完成革命大业，可说是出于赤诚。到了共事日久，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脑后的作为，始则忧虑，继则惋惜，终则彷徨。试想历年以来，数万将士断头流血，肝脑涂地，所换得的徒为若辈植党营私、揽权窃位的资本，宁不令人痛心。故对汪、蒋的作风，心至不悦则有之。至于蒋总司令复职与否，权在中央执监委员会，我等统兵将领唯当服从中枢决策。且蒋先生的复职也断不会因我等反对而中止，我们心纵不悦，也雅不愿做徒招反感而于事无补的笨事的。
不过蒋先生于12月1日在沪与宋美龄女士结婚之前，特于报章发表声明，其内容大略是说，他与毛氏、姚氏、陈氏的结合，并无婚约，从今起断绝一切关系。并申述他以前的革命是假的，今与宋女士结婚后，才是真正开始革命工作云云（此谈话的原来措辞可能较报纸所载为委婉）。蒋、宋结婚时，我已由武汉乘轮东下，正在赴沪途中。当时阅报及此，我心中有无限的感慨。自思我们革命军全体将士在蒋总司令领导之下，打了一年多的仗，死伤数万人，难道都为“假”革命而牺牲？我们此后再追随蒋总司令，冒锋镝矢石，去“真”革命，也岂视一女子为转移？内心悒悒不乐之下，我遂决定不送贺礼。殊不知党政军各政要均奉赠厚礼，即使与蒋先生最为格格不入的程潜，也未能免俗。唯我一人，始终未送礼物。当时年轻，阅世未深，颇易任性，今日思之，也觉毋乃过分些吧。
蒋、宋婚礼的次日，我偕内子到达上海。蒋先生知道我们抵沪，当晚即送来请吃饭的帖子，3日下午7时，我和内子乘汽车去谒见蒋先生夫妇于其住宅，也照例说几句道喜吉利话。只见满客厅都是各界赠送的丰厚礼物，琳琅灿烂，光耀照人。睹此情景，我反觉此心坦然，毫不感到难为情。蒋先生夫妇也落落大方，殷勤招待，言谈甚欢。
重建中枢，绥靖两湖（3）
蒋氏复职后，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因不支持蒋与汪合作，先后离南京出国。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对峙之局，至是复定于一，党内政潮重归平静。中央政治会议也恢复办公于南京，并筹备召开四中全会。经过数星期的筹备，四中全会乃于1928年2月1日*于南京。汪派人物何香凝、顾孟余、陈树人等七八人，也照常出席，唯汪兆铭则避居海外。大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及恢复军事委员会，唯人选则大体如旧；国府仍采常务委员制。大会并通过整饬党务，完成北伐，
1928年8月1日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政治分会各议案。
四中全会于2月7日圆满闭幕。宁汉分裂以来，不少省份有分崩离析现象，至是总算表面重归统一了。
三
当中央正在筹开四中全会时，唐生智的基本部队残部均退回湖南。当时我军之所以未衔尾追击，乃为顾虑地方糜烂，故派西征军参谋长张华辅入湘，洽商收编。唯唐军残部不愿受编，反竭力招兵买马，与各方勾结，企图扩大叛乱。1月初旬，国民政府乃电令白崇禧（时为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程潜自武汉督师南下，继续*。白、程奉命后，即分两路入湘。程潜率第六、第四十四等军，自武长路南下；白崇禧则指挥第七、第十九两军，由通城向平江会攻长沙。我军于1月15日发动，17日占领岳州，程潜即进驻岳州；白崇禧也亲往通城指挥。1月21日我军发起全线总攻，冀一举而下长沙。此时敌军也背城借一，拼死抵抗。双方在汨罗江两岸鏖战正酣时，我右翼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忽然叛变，乘午夜由黄沙街向左翼第六军和十三军的侧背猛袭。两军猝不及防，损失很大，正面之敌复乘机出击。第四路的第六、第十三两军已溃不成军，形势极为危殆。此时我左翼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三路军，正向平江急进中，得报知右翼我军失利，遂不敢孤军深入，并急电南京，建议两策：（一）回师营救第四路军，巩固武汉；（二）不顾第四路军的失利，突破正面敌军，直捣长沙。此电报到达国民政府后，谭延辏А⒑斡η铡⒗盍揖臀业奔囱芯空娇觥Ｋ且恢轮髡畔靼资纤炕卦涛浜海俏业呐卸嫌胨侨巳创笠炱淙ぃ抑髡乓幻媪畛套苤富邮杖莸谒穆肪鸩降挚梗僦偷芯苯灰幻媪畎壮珈还艘磺校髌频泵嬷校杆傧虺ど惩平３ど橙缈耍涑ぢ飞系牡芯匀徊徽蕉＃思垂湃恕拔壕日浴钡恼铰浴＠盍揖绕奈斐馊粑揖コど呈Ю涑ぢ飞系牡芯票爻诵橹比∥浜海蛭赫跃闶В巴静豢吧柘肓恕Ｎ宜担芯乘粕窃缫研嫦乱埃袈虐苤啵幕辽ⅲ绨次业募苹葱校壮珈乜顺ど常婢种溉湛啥ǎ怀鲅盏庇薪荼ā＠睢⒑巍⑻啡唤沤桑芩玖畹笔币蚴赂吧虾＃患扒胧尽Ｗ詈螅蠹彝馕业募苹畎浊暗凶苤富硬还艘磺校惫コど场０资显谇跋叻畹降缌詈螅嘶泳龌鳎浇越荨Ｎ揖送鏊渲兀坏谄摺⒌谑帕骄溆�1月27日攻入长沙。长沙既破，武长路上敌四十四军遂不敢恋战，越洞庭湖向湘西逃窜。敌将李品仙、叶琪、刘兴、何键等匆率残部，逃往湘南宝庆一带，我军衔尾追击，占领衡州。未几，全部敌军便接受改编。湘省战事不到半月，遂圆满告一段落。李品仙的第八军、叶琪的第十二军、廖磊的第三十六军被调到湖北整训。叛变的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已潜逃，由副军长邹鹏振率领归编，调至武昌，旋即解散。
重建中枢，绥靖两湖（4）
当长沙克复，敌军全线溃败的捷报到达南京时，李烈钧跷起大拇指对我说：“德公，还是你行，还是你行！”我们相对大笑。湘局粗定之后，2月28日我仍回武汉坐镇。两湖因军事行动的影响，若干边区地带土匪益炽，我乃计划派军队清乡，以安闾里，并积极准备北伐。
先是，当我西征军于1927年11月14日攻克武汉时，唐生智所组的湖北省政府自然无形解体，新的省府亟待组织。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因身为鄂人，每思毛遂自荐。一次，他竟笑着向我说：“德公，这一次我应该当仁不让了。”
我也笑着回答说：“你是一位现役军人，为什么要分心去搞省政呢？你知道我是一向主张军民分治的，我曾有机会一手掌握全省军民两政大权，而我还预先表示不干，竭力婉辞呢！你应该向我学习……”接着，我便举当年统一广西之初，我邀约黄、白二人均不做省长，及北伐军底定安徽时，我又力辞兼任安徽省省主席的前例，希望他也能学习我们，不要以现役军官兼任省府首长。经我这一解释，胡君认为我确是以身作则，也就不再多言了。
胡宗铎，湖北黄梅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与白崇禧、黄绍竑均有同窗之雅。嗣后随我参加统一广西及北伐诸役，骁勇善战。我军军令虽严，而我们个人之间的私交则如兄如弟，彼此相处甚得，毫无官场习气。胡君落落大方，知兵善战，是一将才。惜一生一帆风顺，未受折磨。自击破孙传芳军、底定长江之后，各种恶习一时俱来，并认为武力可以决定一切，天下事也不过如是而已。我虽屡诫以“骄兵必败”的古训，渠不甚体会，故其个性难免粗鲁而轻浮，容易冲动。我军北伐之初，尚无“师”的编制，我任军长，夏威、胡宗铎则分任第一、二两路指挥官兼旅长，肃清长江一带之敌后，我军为谋与友军编制渐趋划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