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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知张氏对拨补的部队，只收了士兵和枪械，将各级官佐陆续送回我的总司令部，另行安置，而易以他的第四军原有的心腹股肱。被解除职务的官佐，不免啧有烦言。我则竭力疏解安慰，以维持全军上下的和睦。值此万分艰难之时，我为维持正义，支撑残局，用心之苦，实难尽述。嗣后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汪、蒋再度合作，汪兆铭出掌行政院。张发奎以广西地处边陲，发展不易，乃自柳州防地以急行军方式入湘，向南京开拔。张氏北上依附蒋、汪，本可减轻广西的负担，我们是不会留难的。
当上年张氏图粤失败，入桂避难期间，我们为表示欢迎及开诚合作，曾委张军中的陈劲节为第一方面军的军需处处长。到两广化敌为友，开府广州时，又改派为我军驻香港办事处处长。后来，本军因弹械缺乏，曾由陈氏经手，向德国购买七九步枪三千枝。该批弹械到港后，陈氏竟秘不报告，反拟转运上海，交第四军应用，事为我方所侦悉，其谋乃败。
张发奎之外，另一表示绝对消极的，便是黄绍竑了。我军自湘败退后，绍竑便认为局面极端严重，无法应付而时有去志，经我和白崇禧苦劝无效，终于8月通电息兵下野，南宁收复后，即取道安南赴港。黄氏此去纯系他个人消极所致，并非与我李、白有何不洽。黄氏的通电措辞极为委婉，殷殷以和平为职志。然则我李、白二人愿坚持内战吗？此种内战的不断发生，纯然是由于蒋先生的*乱纪，以不正当的手段图谋消灭异己所引起。蒋氏这种作风，已引起全国的公愤，广西军民对蒋氏无不痛心疾首。我们纵想解甲归田，也不愿在蒋氏的淫威之下俯首帖耳。其所以陈兵抗拒，实是逼上梁山，故黄绍竑的通电在广西袍泽中未发生丝毫反应。此非八桂袍泽独厚于我李、白二人而薄于黄氏，实因黄氏的主张有违军民大众心理所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苦撑桂局与西南开府（2）
二
为应付广西当前危局，我乃以柳州为发号施令的中心，重新整顿所部，决定择要固守，并先派黄旭初军长驰赴南宁指挥韦云淞师固守，拒止滇军与贵县余汉谋粤军的合流（旭初在邕垣竟被围困达两个月之久）。然后次第将客军逐出境外，全省或可以复苏。
军队改编后的新序列，略如下表（略）：
这一期我们肃清广西的战略是对湘、粤两方敌人取守势，而以全力先将滇军逐出省外，以解南宁之围。讨滇的战事自9月底发动，由白崇禧指挥，经两周的激战，已迫近南宁。南宁守军在黄旭初军长指挥之下出城夹击滇军。至10月中旬，入侵滇军才悉数被逐出境，西线遂无战事。
卢汉既去，我军乃乘势进剿盘踞右江一带的*李明瑞部。李部不支，退据东兰，其后又向桂北溃退，终于1931年春初越境逃入湖南，东撤江西，与正在滋长中的朱、毛部队汇合。
三
西线戡平之后，我军本拟回师进击侵入桂境的粤军，然而此时广东与南京之间又酝酿新变化，粤军已与我军通款言和。我军乃兵不血刃，将梧州以西和平收复。
此次宁粤的龃龉实源于粤籍*胡汉民的被囚，而胡的被囚，则又起源于所谓“约法”之争。原来当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之初，蒋氏以战胜余威，竟不经中央党政机构会议，擅自通电声言制定“约法”，开国民会议。中央要人如吴稚晖、杨永泰、张群之流，都附和蒋氏，唯胡汉民独持异议。汉民坚持党统，主张训政，反对约法。加以当时盛传，蒋先生将利用约法，出任总统，尤为胡氏所反对。二人相持不下。至1931年2月28日，蒋先生突然将胡汉民幽禁于汤山，并于中常会中宣布胡氏请辞本兼各职。
胡氏在党中允为*，地位高于蒋氏，在政府中，胡氏也位居立法院院长。蒋先生竟因一言不合，即加以幽禁，则蒋氏对付他人的手段为如何，更可想见了。这些都可见蒋先生的*、目无纲纪，实为招致党内外一致强烈反对的原因。
胡汉民被幽禁后，举国哗然，粤籍中委纷纷南下，集议于广州，反对蒋先生。国民党自有史以来，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见，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平时虽互相猜忌，然一有事变，则又尽释前嫌，作坚固的团结。如陈铭枢、陈济棠争夺广东地盘即是一好例。当李济深被拘押后，蒋先生以利禄分化李的部属，以陈铭枢为广东省省主席，陈济棠为绥靖主任。我军出湘时，陈铭枢部下的蒋光鼐、蔡廷锴等，竟自告奋勇，为虎作伥，开赴衡阳作战。其后，陈部被调往津浦线，参加对冯、阎的战争。陈铭枢在粤顿失羽翼，陈济棠乃排挤陈铭枢离粤。铭枢诉诸中央，蒋先生故意纵容陈济棠的所为，意在使两陈相斗，从中渔利。陈铭枢含恨在心，从此乃暗中积极反蒋。到了胡汉民被囚事件发生，所有粤籍中委又团结一致，铭枢、济棠也尽释旧怨，在广州开会反蒋援胡。
这时广州方面的实力派为陈济棠，因而粤籍要人如孙科、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林云陔、刘纪文等，群起赴穗依附陈氏，策划反蒋，甚至连汪精卫的“改组派”也被邀参加。
粤籍要人并师1918年中山先生护法故事，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开府西南，以与南京对抗。粤方反蒋计划既定，乃决定自广西撤兵，并派林翼中为代表，到南宁和我们商议合作，请我方派兵维持粤军撤退地区的治安。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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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1）
一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是在5月下旬在广州召开的。凡属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委而不愿与南京合作的，都纷纷到广州参加。同时由非常会议议决成立国民政府。推选唐绍仪、汪兆铭、萧佛成、林森、古应芬、孙科、李宗仁、蒋尊簋、陈济棠、邹鲁、许崇智、邓泽如、唐生智、李烈钧、陈友仁等为委员，汪兆铭为国府主席。通电要求蒋先生下野。
5月28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我也于是日自广西应约前来参加。粤、桂两军二月前尚在西江对垒，今又释嫌修好，共议北伐大计了。我到广州时，中枢要人齐集天字码头欢迎，握手相见甚欢，前次血战，似已遗忘干净。
新的国民政府治下的第一要务便是整军，拟北上讨蒋。粤、桂两军改编为第一、四两集团军。我受任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秣马厉兵，准备入湘北伐。南京方面也调兵遣将，预备在湘赣一带堵截我军。
1931年夏季，双方电战不绝，继之以动武。唐生智在湘收编的部队，已和宁方军队发生接触。忽然日军侵占沈阳的警报自天而降，将内战风云立时吹散。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蒙不抵抗便将东北拱手让敌的罪名，全国人心大愤（据说张氏原拟回师与日军作战，为蒋先生密令阻止）。各界纷电宁、粤两方息争对外。蔡元培、张继等奔走和平，不久，胡汉民、李济深在宁先后恢复自由，和平空气顿形浓厚。广东非常会议乃推出汪兆铭、孙科、邓泽如、古应芬、李文范等赴沪，会商宁粤息争问题。广东中央提出，如蒋中正息兵下野，粤方当自动撤消政府，双方合作，一致对外。
12月15日蒋氏终于被迫通电下野。广东方面遂撤销国民政府，另成立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为暂时党政最高机构。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
蒋氏下野前，特手令将在沪被捕的邓演达枪毙以泄愤。于此也可见蒋氏残忍的本性。蒋氏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1927年8月，遭难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和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这次却为邓演达。1949年下野时，遭殃的则为陈仪。三事的发生，前后如出一辙，实为怪事。
值此期间的另一怪事，为南京、上海、广州几于同时举行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南京为蒋派所主持，广东方面为孙科等粤籍委员所主持，上海则为汪兆铭系的“改组派”所主持。三方各选出中央执监委员数十人，实在不成体统。
蒋氏下野后，三方人士乃齐集南京，共赴国难。我辈均应约前往。12月22日，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国民政府。12月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1932年1月中旬，汪、蒋会晤于杭州，商议合作，并宣布同返南京负责国事。1月25日孙科辞行政院院长，由汪接替，中枢遂又恢复汪、蒋合作的局面。1月28日晚，淞沪战事爆发，战火扩大，国难日深，国府部分机关自南京迁往洛阳。全国一片抗日之声，国民党党内的内战总算暂时停止，各地维持现状。我也暂回西南，一面长住广州，和陈济棠协议维持西南治安；一面和白崇禧合力整顿桂局，作抗日的准备。。 最好的txt下载网
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2）
二
“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之后，国难日深，我们以为抗日报国之道，实应登高自卑，从头做起。因此自1931年秋起，我和白崇禧、黄旭初等乃决心从根本上整理广西省政。历年内战之后，原在外省做事的桂籍军政干才，如叶琪、李品仙、廖磊等也多倦游归来，有志参与省政，共图复兴。这一阶段内的广西，可说人才济济，大可振作一番。
在群贤协力之下，我们首先精简省内军民两政。由我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叶琪为总参谋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夏威为第十五军军长。
广西省政府则由黄旭初担任省主席，所以任职人员俱是一时之选。
1934年本省召集“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中通过“广西建设纲领”，具体地确定了广西省内建设的方针。这一纲领当时便成为广西的“根本*”。大致说来，这一纲领系根据“三*义”的原则而拟定的。
例如，第三条规定：“以现行民团制度，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养成人民自卫、自治、自给能力，以树立真正*政治之基础。”这一“三自政策”便是与“民权主义”中所提示的“地方自治”的原则是一致的。
又如，第九条：“施行社会政策，依法保障农工利益，消弭阶级斗争。”第十二条：“运用金融政策，扶植中小工商业。”第十三条：“适应民生需要，公营重要工商企业。”如此等等，都是依据“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原则所拟订的。
第二十一条：“提高民族意识，消弭阶级斗争，创造前进的民族文化。”此分明是发扬“民族主义”。
所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