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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党代表在当时是没有官阶的。刘氏后来的官阶是中将政治部主任，阶级并不算低，但他却以官阶在唐氏之下为耻，平时竟不肯穿军衣，这也是促成北伐过程中的小趣事。
五
当我在广州策动北伐渐有头绪之时，湖南战事因我军加入战斗也逐日好转。到6月初，国民党二届二中临时全体会议乃共推蒋中正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蒋氏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这时湖南方面战事既在急剧发展之中，北伐军势必设立一“前敌总指挥”以担任第一线指挥作战的责任。关于这一席，政治会议一致通过要我担任，而我却推荐唐生智担任。理由是湖南战场上第八军地位的重要性。第七军援湘时，我曾电告唐氏，请其直接指挥，并说：“我兄应视我军和贵军为一体。请不必客气，直接指挥。”
我军入湘作战，原是师以义动，今番我如担任“前敌总指挥”，入湘指挥唐氏，易使唐氏和其他湖南将领误会我以义始而以利终。所以我在政治会议上说：“我们革命军应开放门户，以广招徕。唐生智以区区师长，一旦加入革命，便位居前敌总指挥，足征我革命政府大公无私，革命人人有份。如是则全国附义者势必风起云涌。何况我军入湘时，我已命令所属听唐指挥，这是既成事实，不必再行变动。我们革命军人不可斤斤于小的名位而忘忽大体。”
但是我这一席话，全场均不以为然。他们总以为唐生智加入革命历史太短，其原有的职位只是一名师长，实力也很有限，骤畀以大任，恐他负担不起。其中反对最烈的为程潜，他向我说：“德邻同志，难道你要我回湖南时听唐生智指挥吗？我看你无论如何勉为其难罢！”我仍旧坚持让唐生智指挥，会议乃无结果而散。事后，我向李任潮一再剖析此事。任潮最初仍坚持非我担任不可，后来他见我态度坚决，遂不再勉强。第二次政治会议开会时，我一再劝告程潜勿念旧恶，并坚持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政治会议才正式通过了唐的新委任。会后，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曾来我处，代唐道谢，并连声说我荐贤任能的“伟大”！刘氏此时也有详细报告给唐生智，唐氏后来对我很表感激。
唐生智新职公布后，湘局已完全稳定。唐氏遂于6月2日在衡州正式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及前敌总指挥职。这时第四军的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两师已自南路和琼崖北调；叶挺独立团也已于6月初离穗北上入湘。6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时中外哄传，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北伐，就这样三凑六合地发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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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前夕的革命阵容（1）
一
我在广州策动北伐的时候，和广州方面党政军各层干部同志以及各种民众团体也有联系，因有机会对我方革命阵营作一番更深入的观察。
开头给我印象最深的为革命的群众运动。我初抵天字码头时，各民众团体代表欢迎的为数甚众，旌旗飞舞，鼓乐喧天。群众高呼“欢迎革命领袖”、“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声震天地，情绪十分热烈。
在广州期间，曾参加过无数次民众团体的欢迎会，接受他们的慰问和献旗。这些民众团体都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组织的，计有工会、学生会、商会、店员工会，乃至摊贩工会、人力车夫工会、海员工会以及各地前来广州开会或受训的农民协会的代表。他们都是活泼、热忱、充满革命热血的青年，对广西方面拼死力拒唐继尧东下篡夺革命根据地的血战，都赞扬备至。同时他们对我们在广西统一的艰苦情形，以及助成广东统一的功劳，都有深刻的认识。深使我感觉知音遍海内，而受到莫大的鼓励。
不过在这革命空气之中，我也渐渐看出了一种潜伏的危机，那便是国共两党乃至本党领袖之间的暗讧。国民党是个很大的政党，党员极众，可说是少长咸集，良莠不齐。其中青年的党员们和一部分少壮派的领袖们都热情洋溢，坚苦卓绝地为革命而奋斗。其革命热情有时竟发展到“革命狂”的程度。但是另一部分老党员里面，却杂有官僚、政客和*的军人，思想陈旧，生活腐化，对革命意义一无所知。而他们也混在革命阵营内高喊革命，挂羊头卖狗肉。因此在国民党内已划分成两个集团，彼此迥然有别，暗潮起伏，互相嫉忌，长此以往，难保没有差池。
另有一部青年的党员和少壮的领袖却是“跨党分子”。他们是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信仰不同，背景各异。他们和国民党的结合是暂时性的，日久必然分道扬镳。不过他们多半是青年分子，对革命狂热奔放，极少*分子掺杂其间。他们平时虽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但是暗地里却发展其共产党的组织。他们勾结热情的国民党中少壮分子，互相标榜，于是国民党本身里面，暗斗愈烈。
再有，本党中央领导机构也极不健全。总理逝世后，独树一帜的“西山会议派”固不消说，在广州中央方面，汪、蒋等各为私利的明争暗斗，也不足以表率群伦。当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先生，纵横捭阖，予智自雄的作风也很欠正派。
国民党改组之初，蒋先生尚非中央委员，但是在总理北上后两年之内，一跃而为党内最有权力的领袖。其权力增长的过程，实得力于权诈的多，得于资望功勋的少。论蒋的手腕，起初联络汪兆铭、廖仲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等，以打击“西山会议派”的*集团，并排挤胡汉民、许崇智等。胡氏和西山会议派的势力既除，蒋氏又利用党内一部分*情绪和“西山会议派”等取得默契，发动3月20日中山舰事变，拘押俄国顾问，并逼汪兆铭去国。汪氏既去，蒋又施展手段，将其政变越轨行为嫁祸于人，将*甚力的所谓右派军官如十七师师长兼广州警卫军司令吴铁城及其他*领袖等拘押，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以取悦于苏联顾问及中国共产党以自固。这种种都足以说明蒋氏的才过于德，不能服人之心。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北伐前夕的革命阵容（2）
所幸此时我们在广西原是独立发展，然后和广东方面合作的。虽然我们对广东的政潮起伏，引为隐忧，但是我们实际上尚未被波及。我们只希望和广州中央精诚合作，以完成北伐，实行主义，并希望用革命及北伐大前提来消弭广州中央方面的内讧。所以对中央各领袖，都无分轩轾，同样尊崇，以期北伐能早日出师。
二
在广州时，我对共产党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许多共产党的领袖们和他们重要的同路人，这时我们都是第一次会晤。当时广州共产党第一号领袖谭平山曾来拜访我。谭是共产党员，却是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是广东人，为人极老实厚道，颇为可亲。周恩来这时也见过，大家握握手而已，印象不深。林祖涵也来看过我，他给我的印象极好，为人老成练达，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物。叶挺此时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时到军部，故常常见面。叶氏短小精悍，有热情，有朝气，将兵、任事各方面都可说是头一等的人物，可爱可敬。我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会议席上。毛氏那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办的农民讲习所所长，并曾担任短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氏时常穿一件蓝布大褂，长得身材高大，肥头大耳。在议会席上发言不多，但每逢发言，总是斩钉截铁，有条不紊，给我印象很深，觉得这位共产党很不平凡。
在广州的共产党同路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邓演达（择生）了。邓为广东人，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到粤军中服务。*沈鸿英时，渠在粤军第一师中任团长。嗣后赴苏联和德国留学，回国后遂服膺社会主义。此时在军委会中任职，专司军中政治工作。邓氏生活刻苦，精力过人，每日工作十余小时无倦容。他对革命工作的狂热，几乎到失常的程度。然邓氏为人极正派，是非之心极为强烈，他任事和待人实是可钦可敬的。当时郭沫若也随邓氏来拜访过我两次。郭氏爱说爱笑，是一位斯斯文文的人物。
大体说来，我当时对广州方面的所谓跨党分子印象大致都不坏。他们都勤劳刻苦，热情洋溢。虽然和我们因信仰不同，难免格格不入，但是我对他们的任事作风是很佩服的。不过广州当时的崇苏风气却使我感觉不满。苏联顾问们在广州真被敬若神明，尤其是鲍罗廷的公馆，大家都以一进为荣。一般干部如能和鲍某有片语交谈或同席共餐，都引为殊荣，大有一识荆州，便足骄人之概。这种心理其实和洋行大班无异，甚是可鄙，我为此事颇感不怿。所以我对共产党人看重之余，这一点却引为遗憾。
我到广州后约两星期，苏联顾问鲍罗廷特地为我举行一盛大宴会，到中央党政军首长和各团体代表几百余人。席间，主人鲍罗廷讲了一大套革命理论，并着实把我恭维一番，然后请我发言。我起立道谢，先就鲍氏的话恭维苏联一番，说苏人仗义援华，首先废除不平等条约，奠立今后中苏的友好，并为解放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先声。接着，我便说当今我们革命根据地有一极不好的现象，各级干部和人民团体负责人都以出入苏联顾问之门为荣，稍受青睐便沾沾自喜，四处骄人。其实苏联顾问来华助我，实在是发乎道义，出乎至诚，他们并不希望我们的阿谀谄媚。如果我们不了解苏联顾问同志来华助我的初衷，而以洋行大班奉承经理的态度来取媚于苏联顾问，反使我们苏联友人助我的一片真诚无法表达。所以我一再强调说：“我们革命同志不可忘记我们的革命天职。我们尤其不要把苏联顾问当成主人，我们自己当成客人。我们要以主人的态度来敬客，不要学洋行大班的习气来奉承上司。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我们远道而来的友邦顾问！”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北伐前夕的革命阵容（3）
我演说的前半段引得掌声四起，宾主均眉飞色舞。但当我说到后半段时，全场便显得沉寂了。那时鲍罗廷的翻译似乎是张太雷，也停止了翻译，场面显然有点僵，但是我仍畅所欲言。主人和其他宾客都知道我是远道而来，并不依赖任何方面的援助，所以对我的逆耳忠言也只有笑而纳之，未发生其他的反响。嗣后，胡派和接近右派的同志曾向我鼓掌称赞，说我所指摘的都切中时弊云云。其实我所说的都是平心之论，对任何方面俱无成见。
鲍罗廷之外，苏联顾问中和我往来最多的便是加仑将军。加仑将军身躯修长，为人沉默寡言。关于战略战术，渠都有独到之处，不愧为一卓越的军事家。凡渠所发言，都从纯军事观点立论，极少涉及中国的政治问题，确是一难得的人才。听说后来张古峰事件时，他因力主对日作战，被斯大林枪毙，实甚可惜。
然而苏联顾问团最初派往第七军的顾问马迈耶夫却是一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