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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来后的第二天，公爵穿着长大衣，脸上带着俄国人的皱纹，浆硬的领子撑住微微鼓胀的两颊，怀着最愉快的心情和女儿一同到浴场去。
是一个明媚的清晨：整洁的、愉快的、有小花园的房子，红脸、赤胳臂、喝足了啤酒、快活地工作着的德国女仆的姿影，灿烂的阳光，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但是他们越走近浴场，就越加频繁地遇见病人，这些病人的样子在有秩序的德国生活的日常状态中显得更加可怜。基蒂对这种鲜明对照已不感到惊异了。明朗的阳光，葱茏的绿树，音乐的声音对于她来说是这些熟识的人的天然背景，在这些人身上，像她所看到的，总是起着不是变好就是变坏的变化。但是在公爵着来，六月早晨的明朗和愉悦，奏着流行的欢快的华尔兹舞曲的乐队的声音，尤其是健壮的女仆的姿影，和这些从欧洲各处聚拢来的半死不活的人联系在一起，好像有些不协调而又很可怕。
公爵和他的爱女挽臂而行，虽然觉得自豪，而且好像恢复了青春一样，但是他却为他的有力步伐和粗壮四肢而感到不安，他几乎有点害羞了。他差不多感到好像是一个在众人前面赤身露体的人一样。
“把我介绍给你的新朋友们吧，”他对女儿说，用胳臂肘挟紧她的胳臂，“因为治好了你的病，我连那讨厌的苏登温泉也喜欢起来了呢。只是这里阴郁，阴郁得很啊。那是谁？”
基蒂一一说出他们所遇见的、她熟识的和不熟识的人们的名字。在花园入口，他们遇见盲妇伯尔特夫人和她的带路人，公爵看见这位年老的法国妇人一听到基蒂的声音就喜笑颜开，很是高兴。她立刻用法国人所特有的那种过分的殷勤和他攀谈起来，称赞他有这么一个好女儿，当面把基蒂捧上了天，管她叫宝贝、珍珠、安慰的天使。
“哦，那么她是第二号天使了，”公爵微笑着说。“她管瓦莲卡小姐叫做第一号天使哩。”
“啊，Mademoiselle瓦莲卡，她可真是一位天使呢，allez①，”伯尔特夫人接上说——
①法语：真是的。
在回廊里他们遇见了瓦莲卡本人。她拿了一只雅致的红色小提包匆忙地向他们走来。
“您看，爸爸回来了，”基蒂对她说。
瓦莲卡做了一个介乎鞠躬和屈膝礼之间的动作，——就像她做别的任何事情一样单纯而自然——就立刻和公爵攀谈起来，又大方，又自然，就像她和旁的任何人谈话一样。
“当然我知道您，我对您知道得很清楚呢，”公爵对她说，流露出一丝微笑，基蒂根据那微笑看出来她父亲喜欢她的朋友，觉得非常高兴。“您这么匆匆忙忙地到什么地方去呢？”
“Maman在这儿，”她转向基蒂说。“她整整一晚上没有睡觉，医生劝她出来走走。我把她的针线活给她拿去。”
“这就是第一号天使吗？”公爵在瓦莲卡走开去的时候说。
基蒂看出她父亲本来想嘲笑一下瓦莲卡的，但是因为他喜欢她而不能那样做。
“哦，这样我们可以看见你所有的朋友了，”他继续说，“甚至施塔尔夫人，假使她还会屈尊认我的话。”
“怎么，难道你原来认识她吗，爸爸？”基蒂看见提起施塔尔夫人的名字时，公爵的眼睛就燃烧着嘲弄的火焰，于是惴惴不安地问。
“我原来认识她丈夫，和她也有点儿认识，在她加入虔诚派①以前。”——
①虔诚主义是一种宗教学说，认为起最重要作用的是内心笃信宗教，而不是外表的宗教仪式。早在亚历山大一世时代虔诚主义就在俄国宫廷范围内传播，与极端狂热、残酷及“坏脾气”的表现并存。因此“虔诚主义”一字成为伪善的同义语。
“什么叫虔诚派呢，爸爸？”基蒂问，发觉在施塔尔夫人心中她那么重视的东西居然有个名称，不禁吃惊了。
“我自己也不很知道哩。我只知道她遇到什么事情，遇到什么不幸都要感谢上帝，连她丈夫死了也要感谢上帝。说来也有点好笑，他们俩总是合不来。”
“那是谁？一副多可怜的面孔！”他问，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病人，穿着褐色外套和一条在他那瘦长的腿上揉成了奇异折痕的白裤子，坐在长凳上。
这人把草帽举到他的稀疏的鬈发上面，露出了被帽子压得而病态地发红的高高的前额。
“那是画家彼得罗夫，”基蒂回答，脸红了。“那是他的妻子，”她补充说，指着安娜…帕夫洛夫娜，她就在他们走近的时候，显然是故意地跟着一个沿小路跑去的小孩走开了。
“可怜的人！他的面孔多么可爱啊！”公爵说。“你为什么不走到他面前去？他要和你说话的样子呢。”
“哦，那么我们就去吧，”基蒂说，断然地掉转身来。“您今天觉得怎样？”她问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站起身来，拄着手杖，羞怯地望着公爵。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说，“让我自己来介绍吧。”
画家鞠了一躬，微微一笑，露出炫目的雪白的牙齿。
“我们昨天等您来哩，公爵小姐，”他对基蒂说。
他说话的时候身子摇晃了一下，随后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动作，竭力想要装得好像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本想来的，但是瓦莲卡说安娜…帕夫洛夫娜捎话说你们不去了。”
“不去了？”彼得罗夫说，涨红了脸，于是立刻咳嗽起来，用眼光四处寻找他的妻子。“安尼达！安尼达①！”他叫，他的细瘦的雪白脖颈上的青筋涨得像绳索一样——
①安尼达是安娜的小名。
安娜…帕夫洛夫娜走过来。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呢！”他生气地低声说，发不出声音来。
“您好，公爵小姐。”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浮上完全不像她以前的态度，露出假笑。“很高兴认识您，”她向公爵说。
“大家老早就等着您呢，公爵。”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画家又一次沙哑地、更生气地低声说，显然因为他的声音少气无力，使他未能充分表达出他的意思而冒火了。
“啊哟！我以为我们不去了哩，”他妻子不高兴地回答。
“什么，什么时候……”他咳嗽着，挥着手。
公爵举了举帽子，和他女儿一道走开了。
“唉！唉！”他深深叹息着。“啊，可怜的人！”
“是呀，爸爸，”基蒂回答。“你知道他们有三个小孩，没有仆人，差不多一点财产也没有。他从学院领一点钱。”她兴奋地继续说，竭力想消除由于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的态度的奇异变化在她心中所引起的苦恼。
“啊，施塔尔夫人来了，”基蒂说，指着一辆轮椅。在轮椅里，靠在枕头上，一个包在灰色和青色东西里的物体躺在阳伞下。
这就是施塔尔夫人。在她背后站着一个给她推车的阴郁而强壮的德国工人。在她旁边站着一位淡黄色头发的瑞典的伯爵，基蒂知道他的名字。几个病人在轮椅周围徘徊着，凝视着这位太太，好像她是什么稀罕东西一样。
公爵走近她。基蒂立刻又在他的眼睛里觉察出了那使她慌乱的嘲弄的火焰。他走到施塔尔夫人面前，极其斯文、极其殷勤地，用现在很少人能够讲的那样优美的法语向她招呼。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但是我为了感谢您对我女儿的厚意，不能不使您回想起来呢，”他说，脱下帽子，再没有戴上。
“亚历山大…谢尔巴茨基公爵，”施塔尔夫人说，向他抬起她那天使般的眼睛，基蒂在那眼神里觉察出烦恼的神色。
“看到您，高兴得很！您的女儿，我真是喜欢极了呢。”
“您身体还是不大好吗？”
“是的，我也惯了，”施塔尔夫人说，她把公爵介绍给瑞典的伯爵。
“您差不多完全没有变啊，”公爵对她说。”我没有荣幸看见您已经有十年、十一年了呢。”
“是的，上帝赐给人苦难，也赐给人忍受苦难的力量，人常常奇怪苟延残喘地活着有什么目的呢？……那边！”她恼怨地对瓦莲卡说，因为瓦莲卡没有如她的意把毛毯盖住她的脚。
“大概是行善吧，”公爵眼睛里含着笑意说。
“那不是我们所能判断的，”施塔尔夫人说，觉出了公爵脸上的微妙表情。“那么，您把那本书送给我吗，亲爱的伯爵？
我谢谢您呢。”她转向年轻的瑞典人说。
“啊！”公爵看见站在旁边的那位莫斯科的上校，叫了一声，于是向施塔尔夫人鞠了躬，就同他的女儿和加入他们之中的莫斯科上校一道走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贵族，公爵！”那位莫斯科的上校带着讥讽的意味说。他因为施塔尔夫人不和他结交而对她不满。
“她还跟从前一样哩，”公爵回答。
“在她生病之前您认识她吗——就是说在她躺倒以前？”
“是的。我看到她躺倒的，”公爵说。
“据说她有十年没有起床了。”
“她不起床，因为她的腿太短了。她的样子长得丑极了。”
“爸爸，决不会的！”基蒂叫着。
“恶嘴毒舌的人都这么说，我的亲爱的。而你的瓦莲卡可够受罪的，”他补充说。“啊，这些生病的太太们！”
“啊，不，爸爸！”基蒂热忱地反对着。“瓦莲卡很崇拜她。而且她做了那么多好事！随便问哪个人吧！没有人不知道她和阿琳的。”
“也许是这样，”他说，用胳膊肘挟紧她的胳膊。“但是做了好事，问什么人，什么人都不知道，那就更好呢。”
基蒂没有回答，倒不是因为她没有话可说了，而是因为她连在她父亲面前也不愿泄露她的秘密思想。但是，说也奇怪，虽然她下决心不受她父亲的见解的影响，不让他踏入她内心的圣地，但是她却感到她整整一个月来怀藏在心里的施塔尔夫人的神圣形像消逝了，一去不复返了，就像由被人任意抛掷的衣服所构成的奇幻人形，当人看出来躺在那里的只是一件衣服的时候，就会消逝一样。剩下的只是一个短腿的妇人，她因为生得难看而终年躺在床上，而且为了没有如她的意给她盖上毛毯就折磨那个可怜的任劳任怨的瓦莲卡。无论怎么拼命想像，基蒂也不能把以前的施塔尔夫人唤回来了。
十一
公爵把他的愉快心情感染了自己家里的人和朋友们，甚至谢尔巴茨基一家下榻的德国旅馆的店主。
和基蒂一道从浴场回来以后，公爵邀请上校、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和瓦莲卡一同来喝咖啡，吩咐把桌椅搬到花园里栗树下面，在那里摆早饭。旅馆主人和仆人也都受到他的愉快心情的影响而变得活跃起来。他们知道他慷慨大方；半个钟头以后，住在楼上那位从汉堡来的生病的医生羡慕地从窗口眺望着聚在栗树下面的那一群兴高采烈的健康的俄国人。在树叶投下的摇曳的阴影的圆圈里，在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咖啡壶、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