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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国又走了。走之前，他和毓敏秀聊了一段时间，大概是商量王玉桂的问题。经过这件事，她似乎更老了，更沉默了。她不愿意和我说任何一句话，见到我的时候甚至连眼皮都不愿意抬一下，那天晚上，她大概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了。但是她不愿意离开戏班去跟丁建国安享晚年。无论这里有多少不开心的事，它始终倾注了她一辈子的心血，是她和丁永昌一点一滴亲手建立起来的，丁永昌不在了，她更不能眼睁睁看着戏班没落、毁灭。但是她太老了，已经将近古稀了，双鬓斑白，牙齿脱落，就连只是平日的三餐温饱就已经精疲力尽了，她便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了。
丁建业走了之后，戏班的丑角再次空缺了。二线三线的演员，终究少了点丁建业的诙谐。明叔也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告老离开戏班了。现在的世道，歌仔戏式微，父母一般都不再愿意把孩子送到戏班来，何况就算有好的苗子，也还需要时间才能练成角儿。这又不知要到猴年马月了。毓敏秀首先想到了林佳喜，这个老资历的戏班小旦，一来就能上手的现成人选；加上一个寡母带着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生活总要有着落，在这凉薄的世上，总要相互扶持才能走下去，而且她身份特殊，回到戏班相互扶持度过困难，似乎也是理所当然。毓敏秀没有居高临下地说收留，而是说戏班需要她，希望她们能相扶相持。林佳喜在毓敏秀的挽留下回到了戏班。
因了这个理由，又一再搁置了我离开的念头。我不忍心她低声下气求别人回戏班，而我却要置她于举步维艰的境地。这个叫做民乐社的民族歌仔戏班好像一鼎带着魔力的熔炉，所有人靠近它、走进它，就会被它吸纳，纠缠在一起，炼造成一颗叫做命运的丸子。我如此，毓敏秀如此，林佳喜亦是如此。我和林佳喜是别无他择，从我们的十五岁（或更早的时间或稍晚的时候）开始，我们每日只会练戏、演戏、做戏，除了歌仔戏，我们什么都不会。我们的生命已经与歌仔戏班联结在一起，祸福与共，同生同死。也许有过离开（正如我千里迢迢奔赴台北找毓敏秀，正如毓敏秀结婚了，正如林佳喜的不辞而别），但终究都回来了。我们又聚在一起，在这个充满了诡异、痛苦又紧紧联系着爱情与幸福的地方，大概就是人生的泊岸了吧。她拉着一个大箱子，那个大男孩子拉着那个小姑娘，再次回归了我们的生活。兜兜转转，最后剩下三个同命相怜的女人，支撑一个频临危境的戏班，养育五个孩子。
毓敏秀为林佳喜的入伙准备了一顿家宴。饭桌上，林佳喜拿出一个木雕——跟丁建业出事那晚，那小女孩拿着的一模一样，只不知是另买或者就是那其中之一——送给丁惜。她哄丁惜说丁建业因为突然有事离开，没来得及送她礼物，又怕小丁惜等得着急，就托她送给她了，希望她喜欢。丁惜当然喜欢，虽然没有她说的比这个更大、更好、更漂亮，虽然不是丁建业亲手送给她，但有一个就已经足够了，证明她真的有，她真的没说谎。她高兴得从林佳喜手中接过木雕，还不忘糯糯地向她道谢（她修养一直很好），然后看向丁子妤（那个小女孩）笑了笑。丁子妤沉着一张小脸，看上去似乎不太高兴。丁子涵是这五个孩子里面唯一的男孩子，似乎桌子上的美味对他来说更有吸引力，便只顾着大快朵颐了。命运多舛的戏班，自此便更换了丑角。
☆、第 64 章
丁建业离去之后，王玉桂的身体越来越差，相继患了腰间盘突出和胃炎，加上年轻时候演戏遗留下的一些小病患，没过了一年，便离世了。一九九四年初冬，仍是一个下着连绵冬雨的季节，她似乎感受到自己即将离世，早早叫了丁建国回来——那晚之后，她与毓敏秀之间也有了一条看不见的隔阂。虽然毓敏秀一样尊敬她，她也一样很喜欢毓敏秀，毓敏秀仍像过去一样兢兢业业为着戏班和孩子，没有半点出轨的症状，但有些东西毕竟是不见了。
丁建国回来住了大半个月。不下雨的日子她便叫丁建国把她房里和杂物间的东西整理出来，细数着他们兄弟的小时候，说着说着又不免一阵落泪。丁建国便劝她慢慢来，但她毕竟都坚持下来了。就在戏班大院的一个角落里，偶尔路过的时候能听到她低低的声音传来，中间隔着一段长长的可能是回忆可能是休息的间隙。丁建国小时候用的书包，丁建业小时候穿的衣服，就连后来收养了丁建军，他第一次来到戏班穿的那件寒酸的破旧的衣裳她都还留着。她回忆说丁建军刚来戏班的时候很胆怯，总是沉默寡言，吃饭永远坐在最不显眼的角落。后来有一次他不小心打碎了祖师爷的塑像，这在戏班是很大的忌讳，他吓得躲了起来。她和丁永昌找了半宿才在杂物间里找到他，他蜷缩着身子睡在一个大麻袋里面。丁永昌又心疼又无奈，抱起他的时候他还在睡梦中吓得直哆嗦。那之后，丁永昌就疼他多过疼自己亲生儿子。只是他这懦弱怕事的性子大抵是一辈子都改不了了，遇上强势的徐红之后就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到丁永昌离开了都还没有翻身。
越想着往事，心下感慨越盛。风很大，身上的风衣到底不太有作用。冬日的阳光仿佛也总带着点阴冷。她仍坚持着说下去。她说因为要爬上一段很窄很陡的楼梯，那杂物间平时几乎没有人去。可偏偏，她的这几个小兔崽子都很喜欢那个地方。她说到这里，慈爱地爱了丁建国一眼，拉着他靠近自己。她的手枯槁、干涸，像秋天的树皮。她伸出手在丁建国的眼角摸着，感慨着说丁建国七岁的时候很好动，明明三令五申不让去杂物间，却还是领着只有三岁的丁建业要去探险，结果在那陡峭的木梯上没站稳摔了下来，在左眼角留下一道疤。那伤口要是再向前半公分的话，左眼可就瞎了。她记得那天他哭着来到她面前，满脸的血，满脸的红色，她慌得不知所措，拿很多卫生纸按着，到了医院血终于止住了，只是留下了一条疤痕。没想到随着年龄的增加，那条疤痕也跟着增加，幸好是在眼角的位置，看上去并不明显。后来，那个杂物间便彻底废置了，只有她一个人有钥匙。她是个节俭的人，平时偶尔剩下来的饭便晒干了收在里面。再后来，开始闹大饥荒了，他们就靠着那点剩干饭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她确实曾经有过一个女儿，算起来那孩子还是丁建国的姐姐，只是生下不久就夭折了。她还曾到庙里请师傅测算过命。师傅说那孩子是女生男命、天生福薄，若是生在富贵人家，尚且好养活一些，只是生在戏子之家，便贱如草芥。倘若能活到三岁，自可福寿双全。她一直对那句“若生在富贵人家，尚且好养活一些”耿耿于怀，觉得是自己为人不够成功，才致使她女儿过早离世。幸好后来丁建国和丁建业都是两个男孩子，也就免去了这个顾虑。
丁建业从小就是调皮捣蛋的主儿。结婚以前，她总是叫他幺儿。在她眼里，他始终是她的小精灵调皮鬼。在学校里偶尔捉弄捉弄同学犯点小错，在舞台上演个古灵精怪哗众取宠的小小丑角，就好像所有的小孩子都会这样，始终是无伤大雅的。而她，也只是像所有母亲一样，宠溺他罢了。她记得有一回他不知从哪里抓来一只小田鼠放在一个女同学的课桌里，惹得那女同学怕得直逃，仓惶间被课桌勾坏了校服。他被老师问了责，最后她只得赔了人家校服的钱，还点头哈腰地作揖道歉。回家的路上，他向她解释说只是看不惯那女孩子平时的娇气想捉弄她一番罢了，却连累了她。这世上我们看不惯的事情太多了，我们能左右的事情又太少了，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阅历的增长，会拓宽我们心的尺度。那时候他好像是国一，像是一个小小男子汉了，却还在她面前潸然落泪。自那之后，丁建业似乎懂得了她的委屈，对人处事也有了很大收敛。可能这也让他意识到自己与校园那种中规中矩的氛围格格不入，便早早回了戏班帮忙。他没有读过很多书，不懂得很多道理，所以他做错了事，始终是她这个母亲没有教导好。她说着，眼泪一颗颗从那双干涸凹陷的眼睛里滚下来。
“现在的人生活得太幸福了，都不懂得珍惜。只有在鬼门关走过的人，才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以前的人，每天都只想着如何让自己的家人三餐温饱，如何让自己的孩子上学校学知识，如何有更好的生活，从来没有多余的功夫想到自己，想什么所谓的爱情，一辈子也就顺顺当当这么过来了。虽说也有过小打小闹，也有过不开心，但哪对夫妻不是这样的呢？家始终是家，始终还在那，没有散过，临了临了想的也全是彼此共同患难的日子，念的都是彼此的好。而你们这些自鸣为先进的现代人，享受着最先进的科技，什么都有了，实际上却是最匮乏的人。你们连爱都不会，还如何枉论幸福。”她说。
在一片熊熊大火中，她结束了她的回忆，之后安静地离开了。她走得并不痛苦，甚至是从容不迫的。她叮嘱丁建国将她的尸体带回梧桐镇，和丁永昌合葬在一起，就像在简单交代她要回娘家住几天似的。她说她只有这点要求，若是往后繁忙，春秋二祭大可不必理会，她不会怪他，因为想她不被任何人打扰。她说这话的时候，已在弥留之际，听来隐隐带点怨气，又那样坚决。丁建国劝慰她不要多想了，放宽心就能长命百岁，但毕竟人死如灯灭，说走也就走了。我们带着她回到了梧桐镇。在镇外，将她和丁永昌合葬在一起，又将墓穴重新修葺了一番，立上了墓碑。但碑上的刻文再次难倒了我们。仅仅是丁永昌、王玉桂六个字远远不足以表达他们多舛的一生，更不足以概括他们为戏班、为歌仔戏奋斗的一生。于丁永昌而言，大概他最希望人记住的是他对歌仔戏执着了一辈子的热情；于王玉桂而言，大概丁永昌就是她的墓志铭。最后，我们刻上了：这里埋葬着一对为歌仔戏献身了一辈子的伉俪。落款是民乐社歌仔戏班。
其他事情并无任何不同，又确实有些不同了。距离那个含义未明的拥抱，已经过去一年了，她没有任何表示，我亦不敢问，一拖再拖，那种一走了之的勇气好似便拖没了，只是我也不敢再希冀什么了。
☆、第 65 章
一九九五年，戏班走进了新纪元。台湾和大陆联合举办了名为《春回大地》的大型戏曲比赛活动，夺魁者不仅可以声名大噪，还可以代表台湾的戏曲界到大陆进行文化交流，可谓至高无上的殊荣。毓敏秀认为这是戏班枯木逢春的好契机，不容错过。当然，机会越是难得，竞争就越是激烈，若不拿出点真才实学，只怕就会变成别人的垫脚石了。从得到消息的第一刻起，毓敏秀就马不停蹄地对戏班进行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