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随州视角- 第15节

血殇（2）
我问秀梅：“当你拿到结果时，心里害不害怕？”
　　她说：“一点也不害怕，当时只想到，丈夫去世了，孩子都还没成家，我是家里顶梁柱，必须撑起这个家。我一人在家种8亩田，犁田打耙、挑草头打谷，农活都是自己干，很少请人帮忙，丈夫去世时欠下的万元债务，到现在我已还了万元，大儿子结婚时我又拿出6000元，今年7亩田稻谷收了6300斤，1亩田高粱收了300多斤，还喂了一头牛，两头猪，我想卖出去后用来还帐，争取在今明两年中把余下的4000元债务还完。现在，我走在村里，很多人当着我的面对我伸出大拇指，我做得更加有劲了。”
　　我打断秀梅的话，问她的儿子怎么评价他的母亲？她儿子伸出两个大拇指说：“母亲勤劳善良，在我心中永远是至高无尚的伟大母亲！是了不起的女强人！”
　　我问秀梅的儿媳：“当初，你决定嫁给她的儿子时，想没想到他父母都是艾滋病人呢？”
　　她儿媳说：“我和她儿子谈了好几年对象，当初村里是有很多人打破，说嫁给她的儿子将来要遭孽，我想到只要两人感情好就可以，现在乐队忙了，婆婆就帮我们带孩子，我们和婆婆在一起生活得很好。”
　　秀梅笑着说：“我的儿媳妇对我很孝顺，经常给我买衣服买鞋子，村里有的女人在我面前扯是非，说儿媳妇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我一不听二不信，家和万事兴，我很信这句话。现在我思想上一点压力也没有，我的自我保护意识也很强，每天按时服药，我还有一个儿子没娶媳妇，姑娘也没出嫁，想到自己的任务没完成，我还要活下去。”
　　临别前我问秀梅：“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她回答说：“我想买一个手扶拖拉机，这样就等于有一个人在身边帮我了。”
　　好人一生平安，我在心里祝愿她的这个心愿早日实现。
　　我还未走到秀英的家门口，就远远瞧见她家三间平房的屋檐下，挂满了金灿灿的玉米棒。走进她家，堂屋里到处堆放的是稻谷和黄豆，屋子里两边墙壁上挂满了孩子学习的奖状。
　　她是我所见到的艾滋病妇女中最美的一个：瘦高苗条的身材，鸭蛋脸，杏子眼，就是脸色有些枯黄憔悴。
　　秀英招呼我们坐下后，详细介绍了她家的情况：她今年44岁，全家5口人，她和老公都是艾滋病人，老公现在北京打工，大儿子在省城一所重点大学读书，二女儿在北京卖鞋子，三姑娘在家读初中。
　　秀英说：“我和老公得艾滋病，前两年都瞒着孩子，现在村里人都晓得了。当初卖血是因为一家五人原住在一间半破土屋里，只想换屋子，娃子要上学，没有钱，所以卖了三年血。前年有一天下大雨，夏医生来到我家，通知说我们俩都得了这个病。当时老公闷着头不吃不喝，一连躺在床上睡了几天，我心里也怄气，但是想到大儿子正在读高三，面临高考，如果知道父母得了艾滋病，思想压力大会影响他高考，好歹我们也要瞒着孩子，等娃高考后再让他们知道，所以我压住自己的悲伤，强打精神再三劝老公一定要起床，要不，孩子们会以为我们闹矛盾吵架了。”
　　“后来，在幸福小学读六年级的三姑娘回来对我说：‘妈，听专家在学校讲课说卖血的可能会染上艾滋病，你和爸不也去卖血了吗？你们去查一查吧！’我强打笑容说：‘我不想去查，查出来了你们嫌弃我和你爸，也怕查出来让别人知道了，儿子娶不上媳妇，姑娘找不到婆家。’说完，我赶紧去灶屋里烧火做饭。”
　　“三姑娘跟着我到灶屋里，边往灶里添柴边做我的工作说：‘妈，你们一定要去查，你们是为了让我们读书，为了给家里换房子去卖血的，我知道，艾滋病只有血液传染和母婴传染，平常在一起生活不传染，查出来后我们不嫌弃你，我帮你做事。’”
　　“听了三姑娘的这些话，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掉地了，感到很大的安慰，我再也忍不住了，流着眼泪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和你爸都查过，都是那个病。’”
　　“我叮嘱三姑娘千万不要告诉大哥，让他安心学习迎接高考。三姑娘怕我难过，天天挨着我睡在一个床上，说贴心话安慰我。大儿子高考前，见我总是躲在屋里喝药，把药瓶藏着，后来我才知道，我出门后，儿子把药瓶翻出来看了，他早已知道父母得病的情况。我和大儿子正式摊牌是在他上大学半年后打电话告诉他的，当时他在电话那边哭了，后来总是打电话回来叮嘱我不要劳累过度，他说读完大学后一定要好好报答父母。”

血殇（3）
“我在家里种了4亩多地，前些年犁田打耙挑草头，我都下得力，今年挑不动草头了。我感到宽心的是周围邻居和亲戚都对我好，田里的重活帮我做，今年我一个人在家打了5000多斤稻谷，还收了200多斤黄豆，亏了邻居帮忙，我到她们家打麻将，要洗手，大家也说没得事，打麻将不会传染，要是跟前些年那样，我就无法生存。现在，村里人知道了艾滋病传染途径后，对我不存在另眼相看，现在我主要压力是经济上的负担。大儿子上大学都是他爸和二姑娘打工给钱，二姑娘也很聪明，她没读书，小小年纪就出去打工，先前有点恨我们，现在不恨我们了，她每个月至少给哥哥寄500元，还打电话要哥哥好好读书，减轻爸妈的压力。大儿子说，他毕业工作后，一定要让二姑娘再去上学。三姑娘问我：妈，现在家里没钱，假如我考上大学读不读？我说：就是我不在人世了，你也一定要读书！”
　　我问秀英：“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秀英说：“人已上贼船，只有坦然走下去。我只希望能顺利把药吃下，保证孩子完成学业。村里有的艾滋病人已经打地铺只等死了，后来吃了药，还能种田打工，我现在有药吃，只要自己心情愉快，相信活上3年5年10年不是希奇事，将来我没什么报答社会，希望孩子完成我的愿望！”
　　这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从门前走过时，看见了夏医生和我，也主动进屋里和我们聊天拉家常。
　　老奶奶很瘦，牙齿掉的只剩下两颗门牙，她用平缓的口气对我说：“我不是艾滋病，今年已经76岁，家里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患艾滋病，三个儿子已死去两个，大儿子去世后，儿媳妇也改嫁了，留下一个小孙女，小儿子两口子都死了，留下一个小孙女跟着我，女儿、女婿也患艾滋病去世了，家里只剩个二儿子。那一年，家里不到100天内连死五个后人，我这个白发人连着办了五个黑发人的丧事，当时真的就像天塌下来了，我都快急糊涂了，眼睛也快急瞎了，怄得倒床起不来了，湾里人都来安慰我，劝我说：老人家，莫要怄了，再难，还有我们乡邻们帮忖着你呢？后来我终于想通了，我不能倒，我只要一倒，剩下的一个儿子和小孙女怎么办？哪个来给他们做饭洗衣裳？我挺过来了。现在，我家种了一亩多田，儿子还开手扶拖拉机赚点运输费，我也在家里编织凉席枕头，每年可以赚几百元的加工费。”
　　老人还对我说：“湾里人对我们好，只要看见我们干不动的活都来帮忙，湾里队上，大家都对我们很关心，小孙女由一个企业每月帮扶300元，儿子的药费国家也全包了，我们房子是危房，去年村里帮了点钱，政府又资助了2200元，帮我们整修了房子，我的家到今天，完全是托湾里人和政府的福啊！”
　　望着老奶奶那慈祥的面容和眼前这个满脸露着天真无邪笑容的小男孩，还有邵玲，我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终于，我忍不住掉泪了。
　　从村里调查归来，在“温馨家园”里，我和夏医生交换我的感受，谈起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夏医生仍忧心忡忡。
　　夏医生说：我镇原来以卖血途径而感染的艾滋病人，在全社会的关爱和医生的精心治疗下，病情已得到缓解和遏止，现在通过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已经基本没有了，母婴传播途径也得到了较好的阻断，但是，现在性传播已上升成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而在性传播中，女性又是最大的受害者。
　　采访归来，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西方有人把艾滋病说成是上帝抛给人类性自由的包袱，是对人类性放纵的惩罚。而我们的这些淳朴的农村妇女，她们懂得性自由和性放纵吗？她们只有穷，只想让孩子读书，让家人生活的更好些，她们卖血是为了生存，她们为了家，牺牲了自己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如今，我们的姐妹们千万不要因为卖淫，因为不安全性行为再重蹈覆辙，走上不归黄泉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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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妇联主任
“妇联主任”，顾名思义，就是妇女担任的职位，在农村却出现了许多“男妇联主任”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称谓。
　　2005年7月19日，我和华中师范大学的张凤华教授，带着十几名大学生暑期到农村调查妇女参政情况，第一站到达P村，座谈会地点在村支书的家。
　　首先，村支书逐一介绍在座的村干部，当他指着一位男人介绍：这是我们村的妇联主任时，在场的大学生们“哄”一声的笑了起来。
　　我是第一次听说也是第一次见到男妇联主任，感到很新奇，趁大学生们入户调查空隙，我问这位男妇联主任有什么感受？他不好意思地摸着自己的后脑壳说：“你怎么哪壶水不开提哪壶？男的当妇联主任别提有多丑了！我第一次上门给一个育龄妇女送避孕套时，不好意思送进她屋里，就从窗户外面递进去，那女的问：‘这套咋用？’当场羞得我脸通红，跳起胯子（大腿）扭头就走。
　　我问：“那你后来是怎么把避孕套、避孕药送到妇女手中的呢？”
　　他说：“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送到女的手里，大多是交给她的男人。我对男的说，我不敢给你的老婆送避孕套，就送给你吧！”
　　我问：“那男的不在家怎么办？”
　　他用带点狡诘的表情眨巴着眼睛对我说：“男的要是不在家，也就用不着那个东西了。”
　　我拍着脑袋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么简单的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我怎么就想不到呢？
　　后来，我到另一个乡镇的Z村调查男女孩性别比问题时，该村的“男妇联主任”也向我讲起他闹的几个笑话：
　　“其实，男妇联主任也是不好当的，见了女的带笑脸，妇女说你轻浮，不带笑脸又说你太严肃不活泼，要村里妇女去结扎、去孕检简直不好意思说出口。　4组有一名妇女，只有一个小孩，一直采用上环避孕措施，按计划生育常规，上环妇女是每次妇检的重点对象。有一次，这个妇女不愿意到村里参加妇检，我只好带着一名男医生上门动员她进行尿检，看她是否怀孕。这位妇女二话没说，让我和男医生在前院等着，她走进屋里拿出一个小瓶交给我们，尿检结果出来后，把男医生搞懵了，又不是阳性，又不是阴性，不知是怎么回事？反复叮问那妇女才知道原来她是从水缸里舀了一点水来糊弄我们的，没办法，我们两人反复做工作，带她步行两里多路去村学校做B超，恰巧又碰上停电，不能做B超，我再次动员她做尿检，她说：‘你们不是要我来做B超吗？那我就偏不做尿检。’我们两位男人也不好问她究竟是为什么，双方僵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