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一词，于1920年代末才开始在五四的继承者中使用。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启蒙的先驱者都不曾找到合适的名词为自己命名。五四则为其开出了一张“明确的出生证”。就像这新式名词一样，这批人物，获得了为中国传统士人所不具备的新型品格。他们大抵出身于绅士阶级家庭，有着相当一致的经历：进私塾，也入学堂，然后出洋留学；既熟读经书，也通晓西学，这样完整的知识结构，在国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也是罕有的。所以，他们会变得那般的胸怀博大，视野开阔，气质不凡。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又带给他们以内在的分裂性质：随着斗争环境的展开，而易于趋向对传统的偏离和决裂。作为西方观念的传输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清末民初的一代，确也显得非常大胆开放，但正如美国学者史华慈所说，他们“就其个人文化而言，都是颇为惬意地深居于传统文化之中”。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2）
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知识者与权力社会的联系，甚至使他们失去了身份的依据。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自由职业者。这种不再需要官方认同和缺乏物质保障的生存状态，加强了他们与社会的亲和力。这时，众多教育机构—其中主要是大学—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活空间，新的同一性；报纸杂志蜂起，据胡适保守的说法，1919年就涌现了四百种报刊；出版业随之有了很大的发展。教授、学者、编辑、记者、文艺家、翻译家，在短短几年内，知识分子的人数剧增；青年学生作为一种后援力量，环绕在他们周围。他们可以独立地说话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都非常清醒地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因此不但与权力者对立，而且自觉疏离和力图摆脱以军事组织为基础的革命势力，坚持批判的精神和与政府相反的立场，以慷慨赴难般的热情，致力于破坏上等社会以护卫下等社会，传播自由、*、科学，新人类解放的知识、观念和种种信息。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最大幸运，在于没有一个*而强硬的政府。民元以后，*先后换过好几批人物，然而都因为立足未稳，而无暇或者无力顾及知识分子的存在。这样，他们仿佛生来就拥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人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自由权利。这些权利有没有写到宪法上并不重要—在一个专制国度里，“法治”往往更糟，因为其立法的精神永远是敌视而不是确保自由的生存—重要的是实践的可能性；由于权力松弛，也就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造就了千载难逢的有利机会。从1919年起，新文化运动通过一本期刊和一所大学—陈独秀的《新青年》和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在全国迅速形成一个山鸣谷应、风起云涌的局面。这是一个探索的时代，争鸣的时代。哪里有知识分子，哪里就有他们的社团，有他们的报刊，有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讨论。这些知识分子团体既是职业性的团体，更是精神性的团体；虽然散布很广，却为共同担负的变革的使命和崇仰的西方现代观念连结到一起。这种状况，颇有些类似法国历史学家科尚在论述雅各宾主义时使用的概念：“思想协会”。什么叫“思想协会”呢？这是一种社会化的形式，并非组织严密的存在实体，因此它不牵涉每个成员的具体利益，这些成员的聚合只是与观念有关。在这里，“思想协会”不包含科尚说的有关*政体方面的内容，它所呈现的是成员的松散的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显示了五四知识分子集体作战的“团队精神”。
1919年3月，法国发表了以罗曼·罗兰为首的世界多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共同签名的《精神独立宣言》。他们对知识分子放弃独立思想的权利和能力，屈服于武力，为了政治、党派、民族和阶级的利益而参加罪恶的战争，作出严正的批判。这个宣言被译成中文，于年底和《新青年杂志宣言》一同发表，表明了五四知识分子强烈的集团意识和独立自治的精神。他们高扬现代理性批判的旗帜，努力通过由他们自己发动和领导的思想文化革命，促使“党派运动”向“社会运动”转化。在运动中，他们表现出了高度的团体认同感。早在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被囚的时候，他的学生，一群出色的知识者多次探访他。为此，北大文科学长朱希祖辞职以示抗议，黄侃拒绝接受袁世凯的金钱收买；为了抗议袁世凯坚持帝制，马叙伦辞去教职，胡仁源也递交了辞呈。在蔡元培愤于北洋军阀的政治压力而辞职赴津时，北京多所大学的校长教授也都纷纷辞职，以此要胁政府，支持蔡元培。当陈独秀被释出狱，胡适、李大钊、刘半农等人以此为专题，在《新青年》杂志集中刊发了一组白话诗，包括陈独秀的答诗，以示庆祝之意，并抗议权威。这种一致抗议的精神，就是知识分子精神。
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3）
但是，作为“思想协会”，中国的五四成员并没有因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幻觉而放弃个人的自由意志。德国学者迈纳克在论述历史时，有一段话，用来概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个方面应当是恰当的。他说：“震撼世界的划时代事件，总的倾向或思想，以及活跃的人物都前后呼应，呵成一气，形成一个单一的和强大的过程。这种过程由于构成它的个人动机的充实内容，也就排除了一切概念化的抽象形式，然而却使我们都懂得，它是一个仍然具有个性联合体的、无穷无尽的丰富的生命潮流。”
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比较，被胡适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曾像前者那样恢复往昔的光辉。运动的先驱者发现，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值得继承和营救的东西。与欧洲大陆的启蒙思想家如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康德相比，他们没有那种由基督教培养的坚定的信仰，和活在希腊传统中的健全的理性，而他们，只是一批西方化的人，只能从遥远的异邦习得和植入所有一切，以代替传统陈腐的宇宙观，和诸多大而无当或者繁琐无用的教条。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思想传统在西方是自然演进的；而在中国，各种思想观念的引进和确立，都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工程”。正因为他们对于现代化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所以会那般无情地抛弃旧传统，虽则挽救中国的民族情结是那般牢固。这种矛盾而又决绝的二元态度，同时反映在同西方的关系上面。他们从民族的创痛中，埋下被殖民的耻辱和仇恨，但是他们并不像高倡“反帝防修”的后来者那样，拒绝西方文明，而是以十分令人钦佩的“拿来主义”的眼光和气魄，从西方列强那里获取有用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五四时期，已经不复是器物和技术之类；它们扩大到了文化领域，其中包括从文学、哲学、伦理到社会制度，以及风俗习惯各个方面。现代性需要整体的革命。“全面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现代化”一词直到1940年代才开始进入中国，所谓“西化”，其实就是现代化—是革命的两面。在改革者看来，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科学和*，于是在《新青年》那里也就有了拥护“赛先生”和“德先生”的说法。在这里，科学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至于对*的阐释，则往往同*问题有关。所谓*，在《新青年》刊发的大量文字中，其意义蕴涵了人格独立、权利平等、思想自由，即对于个体价值的张扬。被哈贝马斯当作现代化方案的标志的“主体的自由”的实现，贯穿在五四一代所理解的科学和*的口号上面。这就是“人的发现”。由于政权的衰败，在“共和”旗帜下的国民不成其为国民，惟是新的奴隶而已。这样，五四时期所要求的自由和*的权利，开始就落在“人类”上面，而没有局限在“公民”那里。这是带根本性的，具有更普遍更长远的意义。五四的功绩，要而言之，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价值观念的更新；它唤起人的自由意识，并使之建立在为人类历史实践所确立的普遍价值的公理之上。
我们为什么称五四的思想启蒙运动为“新文化运动”呢？雅斯贝斯说：“所谓‘新’，就是说在我们的时代，历史第一次正在变成世界范围的，以现代交流赋予地球的统一性来衡量先前的全部历史都只是局部历史的一种单纯的集合体。”大*者袁世凯试图以“特殊国情”为隘口，阻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自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结果如何呢？事实证明，五四之后，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个集团，可以拒不接受西方的观念、思想、主义、文化制度、生活方式而能长久固守旧的传统，只是所接受者分属于西方不同的部分而已。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4）
整个五四时期处于一种创造性的震荡之中。这是在社会的被控层次发起的震荡，由于新奇性的层次彼此沟通而不断扩大的整体性震荡，控制等级结构的松弛和崩解在加速进行。这个解体的结构，其主要部分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它是历代专制政权不断更迭而又能保持长期稳定的根本所在。面对如此古老的庞然大物，五四一代惟以一种“新态度”去对待它。胡适称作“评判的态度”，蒋梦麟称作“进化的态度”，其实也就是我们所惯称的批判的立场。正是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中而猛烈的批判，给黑沉沉的中国带来了一个大动荡、大破坏而又充满蓬勃生气的奇异的黎明。对于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导者之一胡适作了这样的描述：“整个运动，用尼采的话说，就是以价值重估为特征的一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要推翻一切，要尝试，要判断；要批评，要怀疑，根据新标准去评价旧事物。在这价值重估的过程中，任何事物，不论怎样高贵，也不论怎样低贱，都应重新估价。婚姻、同居、守寡、就学、基督教—没有一样神圣得可以不接受人们批评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怀疑、批评、反抗的时代。”
民族文化传统本身是一个复合整体，所谓“全面反传统”并非全盘否定其中包括富有活力的某些成分，这只是一种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说法罢了，其实它反对的是传统中的主体部分、正统部分，也称“实质性传统”。新文化运动中有两个突出的波峰：一个是“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一个是“打倒孔家店”，铲除封建纲常。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权威主义，偶像崇拜，确实是传统文化中的核心部分。对于提倡白话文学，领袖人物陈独秀的态度十分坚决：“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对于孔教，他认为“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但是当时政府居然把尊孔之文写进宪法，以一种学说一种思想一种原则为宗教，其结果必然是“敷衍民贼”，“阻思想信仰之自由”，因此必须加以破除。知识者纷纷起而批判旧文学和旧道德，率先尝试制作白话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和灵魂，《新青年》于1915年正式改用白话刊行。在它的号召和影响之下，至1919年全国已有四百种以上报刊采用白话；1920年，北京政府*决定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