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的自我评价差别很大，普遍认为在当地经济地位居于中下层，而在家乡经济地位则居于中上层以上。在社会地位方面，只有25％的被调查者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表示满意，的人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一般，的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满意，经济收入高低与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收入越高越满意，而年龄大小却与满意度呈反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小，不满意率越高。7的被调查者不同意“城市社会治安变差的主要原因是由农民工造成的”，的人不同意“农民工素质比城市人差”，的人不同意“农民工抢了城市人的饭碗”，这反映了现在的农民工自尊、自重、平等意识在增强。
（11）农民工的未来打算。调查显示，的农民工希望将户口迁入现在居住的城市，的人不愿意居住在现有城市，的人表示还说不清楚。如果以放弃承包土地作为户口迁入城市的代价，的人表示愿意迁入城市，只有2的人表示会放弃迁入城市的机会，还有4的人表示不确定。在被调查者对未来的打算方面，的人明确表示想长期留在城市安家立业，的人表示学好技术再找个好工作，的人想到其他城市继续务工，的人计划再上学读书，的人表示以后回去办企业当老板，只有的人还没想过未来怎么办。
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5）
综上所述，中国农民工与农民工问题的现状可以概括为：规模庞大、身份特殊、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就业不稳定性与流动性强、权益受损明显、与当地居民和政府的关系不太理想，从而是政府与社会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和关注的一个社会群体。根据上述调查资料，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农民工群体已经走向分化。至少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已经城市化的农民工，他们虽然仍然具有农业户籍身份标识，但已经在城市（镇）有稳定的居住处所、稳定的就业岗位与相对固定的劳动关系，以及能够满足在城市生活的经济能力，他们的归属只能是城市；二是只有农闲季节才外出务工的传统农民，他们的归属是乡村；三是仍然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这是农民工中的最大群体，这一群体中进入第一类人群的人数在持续上升，或者以做城市人为目标。农民工群体走向分化的事实及趋势，决定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必须具有分类考虑的取向，否则，所有政策均将无法适应全体农民工的客观需要。
第二，农民工问题是一个以亿计的流动群体权益全面受损并涉及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其他层面的综合问题，它以劳动权益或者经济利益受损、社会排斥及政治权力流失、精神文化困惑、健康及生命代价过高等为主要标志。在对待农民工方面，政府过去更多的是从维护城镇居民的利益出发，虽然不得不承认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客观作用，但又将农民工视为不安定因素，实施的主要是管治、限制、防范为主的政策。这种消极的政策取向，显然无法将农民工与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道路合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结果是农民工在被边缘化的同时，其个人风险亦在不断累积并必然演变成社会风险，进而可能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农民工与农民工问题已经或者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一是在农民工流向分布方面，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大中城市流动正在转变为全国性大流动，这是地区协调发展带来的一种良性效应。二是农民工正在完成代际转换，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或工或农的角色定位，而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队伍中的主体，他们更具融入城市和追求平等权益的欲望与追求。不仅如此，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在城市出生并在城市成长但仍然缺乏城市户籍身份的新生代，这既增加了农民工的生存困难，也代表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强烈意愿与不可逆转的趋向。三是农民工的职业分布开始由繁重的体力劳动岗位向其他领域扩展。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农民工人数的持续增长，使新岗位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年轻一代农民工文化素质较高、求职愿望更高。因此，一些农民工事实上已经成为与城市劳动者一样的白领。四是在农民工权益诉求方面，由单纯的经济利益诉求向社会公平权益诉求转变。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仅关心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且日益关注社会公平及自己的社会地位，一些农民工甚至关注*政治权力，这意味着农民工的权益意识在全面觉醒。五是在农民工愿望方面，由以农民为参照系向以城市同龄劳动者为参照系转变，由以自己的过去为参照系向以他人的现在为参照系转变（由个体纵向比较转向群体横向比较）。这种转变意味着农民工追求平等就业、分配正义及合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愿望更加强烈，并且必然带来农民工由过去单纯追求经济收益向追求安居乐业转变。上述转变符合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是国家面向农民工的相关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必须尊重的客观依据。
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6）
第四，农民工的社会保护与维权机制缺失。一方面，农民工付出的劳动代价与所获经济收益的差距在持续拉大，农民工的特殊身份标识与农民工自我追求升华的冲突越来越显性化，农民工权益意识高涨与维权机制不畅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政府的社会保护机制依然缺乏，农民工在工伤、疾病医疗、养老、贫困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极多，而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机制亦因法制不完善、监察机制不健全、工会作用不大等，依然处于缺失状态，这意味着农民工权益受损后的社会风险在高速积累。
二、对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理论判断
前述调查资料所显示出来的农民工问题是广泛而深刻的，必须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在针对深圳、苏州、成都、北京等城市的大规模农民工调研材料的基础上，结合以往的思考，我们得出了对中国农民工问题的一些理论判断。
第一，农民工现象是中国转型期间或者说是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是传统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政治分割与市场经济发展、统一劳动力市场及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相冲突的产物。虽然这一过渡期可能较长（估计还会持续20年左右），但它与下岗职工现象有相似的一面，都是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新、旧体制相冲突的结果，并必然随着新体制的全面确立而分化，并分别归入市民或者农民群体，其职业身份将由流动的、不稳定的状态转入稳定状态。
在此，我们不赞同农民工长期存在的提法，因为这种观点可能成为继续将农民工排斥在城市社会或者相关政策法规之外的依据，结果必然是有意无意地将农民工群体视为另类并排除在正式制度之外。特别强调这一点，是担心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时只见当前不见长远，制度安排或者政策措施的短视性必然带来不良的后遗症。希望农民工现象过渡说能得到认同，当然不是说能够一蹴而就地解决农民工问题，而是希望国家在采取针对农民工的相关政策措施时不要偏离大方向。
第二，虽然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必须重点应对的挑战，但农民工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这是认识中国农民工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或者不承认这个前提，就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农民工出现的社会进步意义。这种成果与进步的标志是：农民工的出现，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民自由择业的机会与权利，极大地拓展了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大幅度地增加了农民的收益，而且改变了数千年来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亿万农民快捷地接近了现代城市文明。因此，在承认中国农民工确实在现实中遭受许多不公待遇的同时，不能忽视农民工出现的进步意义，农民工愿意离开土地而进城务工或者自主选择非农化职业，本身就是一种向上与进步。应该说，农民工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继20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解放，土地承包责任制使绝大多数农村居民摆脱了挨饿的困境，农民工的出现则使亿万农民工家庭的收入与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将农民工的出现视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只有理解了农民工的进步意义，才能从更加进步的视角来研究并解决农民工问题，这就是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只能沿着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迈进，而不可能再倒退回农民。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7）
第三，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阶段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必须正视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农民工问题是伴随着农民工的出现而产生的，也是伴随着农民工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过去未引起足够重视，是因为第一代农民工具有传统农民的固有特征。他们参照的只能是自己在农村劳动与生活的景象，其在进城务工过程中无论遭遇何种问题，相对于其在农村的生产劳动及低廉的收益而言仍然是得大于失。城乡分割、分治的固有政策壁垒和城乡发展的巨大鸿沟，也使农民进城务工被视为收益增加而不是利益受损，这当然与城市的渐进发展与财富积累有限相关。而时代发展到今天，农民工问题正在超越社会问题层面，日益扩展成严重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一方面，农民工长期的超低收入不仅不利于继续改善其自身及其家庭的生活境况，而且直接制约着2亿农民工及其背后的3亿农民工家属的现实购买力。这是我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和对外贸易增长的重要原因，其直接后果是农村居民的民生问题无法得到进一步改善，而高投资、高消耗的不良效应及外贸风险却在持续攀升。另一方面，农民工均是青壮年，如此大规模流动到异地就业，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原有的乡村政治版图。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事实上已经难以充分享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力，而他们在流入地又无选举与被选举权，其*诉求既难以通过原有的途径，又缺乏合适的新途径。如何改革和完善我们的选举制度及与之相关的户籍政策规范，让农民工真正享有不断进步的*政治权，很自然地构成了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加以考虑的重大问题。因此，农民工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
第四，农民工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与现有环境条件，决定了国家到了应当而且可以逐步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时候。农民工问题是严重的，也是复杂的。农民工问题的严重性，几乎可以从各个方面找到证据，包括身份歧视、社会排斥、就业不公、劳动环境恶劣、生命与健康权益受损、经济收入低下、社会保障缺乏乃至子女教育、极端贫困、疾病忧患等得不到帮助，几乎涉及经济、社会、政治与精神文化诸方面。而导致这些严重问题出现的原因又十分复杂，既有城乡分割的历史惯性影响，更有现实中群体利益的分歧与冲突，还有社会心理及传统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