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还有毕业舞会，第一次穿正式礼服的郑重其事约会的成年礼。
中学的事且罢了，大学又是从一所顶尖儿的学校出来，虽然这时候已经比较懂自由，没有像中学的时候那么惨，可是四年下来毕竟也是件事，可是我清清楚楚记得我正式毕业的那一天做什么：每人收到一张纸，上面列有一张办理各项杂事的清单，从销户口到退钥匙到还板凳，校园的东南西北挨个点卯，各项都盖过章了，才能领到证书——好像那证书不是为了学业的，而是为了我们跑的这些腿儿而得的犒劳。我还记得我是怎样骑着破车在校内校外东奔西跑的，路上则是同样在东奔西跑的同学们。至于最后我拿到了那张红证书时的心情，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我还有心情吗？
不幸的是，在美国又念了次书，又混出个毕业，终于可以过一回毕业典礼的瘾了，却天有不测风云——我们那大学所在的小城发了大水，连学校的剧院都给淹了，毕业典礼居然取消。学校说让我们参加冬季的那次典礼，而且毕业生的花名册上，两届都印上我们的名字。这真让人扫兴，有学生组织了团体抗议，说到外城租场地也要开，我却意兴阑珊了。
所以，我跟毕业典礼总是无缘，现在一看别人在那里穿袍戴帽，就心中有气，虽然名义上没少什么，有什么办法呢？我生在一个礼崩乐丧的年代。
No。5 想象力贫血（18）
可是想想毕竟是有书念，有学上，如果还抱怨，就有些矫情了，所以也不敢多啰唆。希望以后的孩子们不止如此。起码，领证书和交还板凳可以分成两天进行。
（）
不敢逗人笑
∷∷ 曹云
以前在生活中经常碰到这样不尴不尬的经历：有人给我讲笑话，在讲的过程中，他自己却怎么也忍不住地先笑了起来，当笑话在时断时续的笑声中讲完时，我竟然是一脸茫然。
后来再碰到这种情况，为了不遭人白眼，更主要的为了不使人家失望，不等他讲完，我立马就附合：哈哈——我干嚎两声，接着说——好笑好笑。
由此可见，逗人发笑于逗者和被逗者来说，都绝对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在生活中从来就不曾绝迹过，这很正常，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想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的幽默天才。
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是一位典型的不苟言笑的老头。这严厉的老头每次都要求我们必须提前半小时到场，打扫卫生擦好黑板等他来上课，这么死板的人上课的氛围可以想象。有好多次他要我们与之讨论某个问题，而我们却偏偏又不积极发言的时候，他就会主动给我们讲点题外话以活跃一下气氛，有时甚至还会想到给我们说说笑话什么的。同样可以想见，他能够说出什么样的笑话。
坦率地说，听他讲笑话跟听他讲课没什么两样，当然他总是一脸喜色。虽然我们不至于在导师讲笑话时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而是尽可能地露出“哈哈，好笑好笑”式的笑容，但谁都知道强作欢颜会是什么滋味。一天，就在我们拼命想挤出一丝笑意以示导师的笑话也很好笑的时候，真正可笑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导师给我们讲述的笑话简直是耳不忍闻，那个枯燥冗长的笑话到了吃午饭时仍不见有收尾的迹象。一直到外面铃声大作，他才知道该吃饭了。于是他仍然一边眉飞色舞地讲，一边开始收拾东西，这时突然抓起一截粉笔就往钢笔上盖——他拿那当笔帽了。我们师兄妹三个跟发现新大陆似地两眼瞪着那截粉笔，很希望他老人家发现那并不是笔帽而只是一截粉笔而已，可他似乎已经完全沉迷于自己的笑话，竟浑然不觉。由此可见，每个人是多么自不量力地迷信自己笑话的可笑性。
饶有兴趣地望着他手里那支已经麻麻点点眼看即将变得黑乎乎的粉笔，我们仨终于会心地笑了起来——当然是借题发挥，顺便恭维一下他老人家而已。未料导师见我们笑得如此灿烂，还满以为是自己的笑话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于是也很高兴地大声笑了。
我们笑的已不再是那截粉笔，还因导师的误会而笑，他又因我们的笑而更加误会，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闹得我们都十分开心地笑了。
在我印象中，被人家打着讲笑话的幌子而真正让人家逗笑，那是唯一的一次。也是从那以后，我才彻底地相信讲笑话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因为在很多时候，人家并不是在笑我的笑话，而是在笑我，所以现在我不敢给人讲笑话。（）
注定要输也得赌
∷∷ 施武
维特根斯坦有一次在讲到如何教给幼儿语词的用法时说，大人总是以为小孩笨，总是不能正确理解大人的话，比如，一个母亲指着一个红皮球对小孩子说：“这是红的。”以后，这个小孩见到圆的东西，就说：“这是红的。”维特根斯坦说，这难道是小孩的错吗？这是大人愚蠢。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在大人向小孩讲述知识和道理时，不能仅仅给出一个教条，得给出一个系统。
No。5 想象力贫血（19）
自从我成了大人并面对自己的女儿以后，我时刻注意着不能给小孩强加一些教条，不是教条不好，而是教条导致误解，结果就会是很糟，我就不仅会成为一个完全愚蠢的大人，还将是一个失望的母亲。我在一篇讲教育的文章里读到过一个母亲的失望，她说：“我儿子出生时，我曾希望他以后成为总统，现在我为他没有成为公理的谋杀者而感到宽慰。”教育的初衷与结果之间有如此大的距离，让人觉得此事全无可为。所以，我明确地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希望她成为任何“总”什么。
但是，教育自己的小孩好像是一种冲动，不管自己配不配。在这种冲动下，我还是不可避免地较上了劲。我给她讲英雄的故事，英雄一律都是力大无比的，英雄一律都是最终的胜利者，英雄一律都是好人。她很想当英雄。我给她讲懒猪的故事，懒猪一律都吃的多，一律都是胖胖的，所以是饭桶。我还在她的提问下告诉她小孩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我还引诱她自己动脑筋，不要什么事都问别人。这些都没什么错吧？有一天，在我软硬兼施地让她多吃饭时，我说，“吃得多，才能长胖。你知道像后羿那样的英雄为什么那么有力气吗？”她说：“因为他们吃得多。”“对！”她异常兴奋地说：“英雄就是饭桶。”我失望地扇了她一巴掌。前几天，我给她找来一本幼儿书，书名叫《人从哪里来》，讲的是从猿到人的进化。当我拿给她看时，她不看，我问为什么不看，她说：“我不看就知道，人从妈妈肚子里来。”
虽然我一直还没有冲动到忘记了维特根斯坦的提示，始终尝试着在一个系统中给出指导，而且标准很低，讲那么多英雄不过是为了激励她多吃点饭，还是免不了失败。我觉得教育好像是—场注定要输的赌博。难怪有一个研究教育的美国人一个劲地在论证教育的不可能。可是，这冲动又难以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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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为理论
∷∷ 徐斌
在一份晚报上《京剧走向青年》的报道中，提到大学生发出了“我们要了解京剧，热爱国粹”的呼声，并说有的大学准备开设京剧选修课，“让学生不光从欣赏的角度，而且还要从京剧艺术的理论？？等等做深入的探讨”。
我并不反对在大学里开设京剧选修课，只要不把它上升为理论，如果那样做了，上升为理论的课程的考试就会非常的可怕，所有的审美的要素都会被排除在考试内容以外，代之以理论，或曰：条条杠杠。每逢考期临近而要背诵大量的条条杠杠以应付各门业已“上升为理论”的课程的考试是我大学生活中最为黑暗的一面。
我的求学经历每每向我证明上升为理论的课程是无聊且无用的。比如二年级时上英文写作课，所用的课本在前几章里先就一些写作、修辞名词梳理了一个遍（赶巧使用此套课本的老师也是极按部就班的人），此番梳理的结果是使得我等学子认为英文写作须另有别才，不是晚生小辈可以学会的。幸好三年级时来了个活宝美国老太太，才让我们认识到写作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说话，解放了思想，不然的话，恐怕我们不仅英文写作做不来，汉语写作也做不来了。
再就是四年级时要学习教学法的课。很不幸，我们的老师是专攻此术的教学法硕士，可以想见，他教的东西，是上升到了理论的。于是我们的教学法课就成为老师口若悬河宣讲理论，学生笔走龙蛇记笔记的听写练习课。天可怜见那些辛辛苦苦背诵了这些理论在最后的考试中拿了好成绩的一些同学：直到他们哆哆嗦嗦站在讲台上，才发现这些理论既不能使他们讲的课更有趣，也不能使之更有条理。大学毕了业，在另一个城市求学的朋友送我一本书，英国朗文公司出版的，名为《Teaching English Trough English》。真正教给我实用的教学法的正是这本书和其他讲课真正有趣的老师的言传身教。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No。5 想象力贫血（20）
前两天监考，发现当年我所学的一门不成系统的课现在也“上升为理论”了，名曰“教师口语”。其前身乃“普通话”课是也。当年的普通话课没有给我的普通话任何助益，我很想知道它上升为理论后是怎样的情形。于是在监考的同时翻看一下学生的课本，结果第一页就使我头发昏。再看一下学生的试卷，发现自己的普通话知识根本不足以对付从头到尾充满理论的试题。有学生私下里告诉我这是垃圾，我一百个赞成。我粗略算了一下，我上大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有人向我灌输这样的垃圾知识。随着上升为理论的东西的进一步增加，现在的孩子还有多少有效的学习时间，实在令人怀疑。
既然有人总是抱有把一切上升为理论的壮志，我认为我现在完全有理由对某些学校已开设和将开设的京剧选修课心存疑虑。我希望这样的选修课保持一种欣赏课的状态，万万不可上升为理论。虽然我说过了，我本人不喜欢京剧，可我也不愿意有人要把它上升为理论，倒掉那些还努力想去喜欢它的青年人的胃口。在我的学生时代，要是有人跟我讲京剧的理论，我敢肯定我是要逃课的。但是若有人给我讲一讲某出戏的唱词，没准儿我还满有兴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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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虚伪
∷∷ 李甲
在我生活中的头20多年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落后分子”，我上到小学五年级时还没被批准入少先队，上到高中三年级时还没加入共青团，上到大学四年级，快毕业了，才知道按综合素质排下座次，好工作轮不到我来挑。
我上初中时犯过一次错误，那是我求学生涯中所犯无数错误中之一次，具体是什么事，我忘了，但我记得那次老师要我写5000字的检查，说“没有长度就没有深度”，我就熬夜写下5000字的检查——那时候，我的理想是当一个鲁迅或巴金似的文豪，可以出全集，这样的话，全集第一卷中就会收录我写过的所有检查。
为什么我会犯错误写检查呢？大概是因为我老暴露“人性的弱点”，比如在参加集体劳动时犯懒，比如上课时总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