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得时间长一点之后，我明白自己遇到了一个在睡梦中极富创意的宿舍。由于我“夜猫子”的习性，我经常可以看到同屋人的各种表演。有一位老兄爱打呼噜但死不承认，我只好开着录音机守了半宿捕捉证据。另一位老兄学过几件乐器，一天半夜忽然把手伸出被子手舞足蹈地打了半天拍子。最热闹的还是一个擅长说梦话的家伙。大学4年期间，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晚上像收听广播一样不时地听见底下冒出几句诸如“XL，大号的”之类的胡话，其中最经典的一次“演出”是一场“感情戏”。那家伙一会儿装出发嗲撒娇的女声，一会儿扮作义正词严的大男人，半个多小时下来轰轰烈烈的程度不亚于一场琼瑶戏。
大学期间我晚睡早起的作息习惯使别人很难了解我在梦中的举动。其实我的梦境也很值得编出几场戏。不用说情节，光是剧中的人物就值得一看。我在梦中当过好几次莫扎特与福尔摩斯。我甚至还当过一次周恩来去看望鲁迅。
不过那些梦境都太复杂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些很短促的白日梦。那通常是在上课期间、困得实在不行了、坐在第一排对着老师的讲台的时候。有一次我正在上化学课，忽然觉得各种方程式都飞了起来，然后听见我的大舅喊我去动物园玩，醒过神来发现自己在化学笔记本上一本正经地写了行“Made in China”。
对于讲究释梦的人来说，我这些梦可能毫无价值。如果遇见他们，我会排出一串我做过的杀人放火、毁尸灭迹的梦。但我不感兴趣。还有一些人喜欢研究梦的预见功能。当初刚接触到—些似曾相识的场景时我也感到很惊奇，可如今我已经见烦了，每次只是像面对一部已看过多遍的电视剧一样无聊地等着下一个场景：现在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种梦：我与我的熟识在某个尴尬的梦境中同时出现。第二天遇见这位熟识时，我会有一种面对同谋的感觉。那时我最希望，也最害怕的是听见我们之间出现这种对话：“生肉直接放在锅里炒，能熟吗？”“能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No。7 玩具的理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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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型人格
∷∷ 布丁
作为智慧的象征，爱因斯坦被《时代》周刊评为20世纪的“世纪人物”。对于爱因斯坦的理论，我是一点儿也不懂，但另一位科学家曾如此评价爱因斯坦：“他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的人。”这句话很打动我。
我知道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的许多领域都有了不起的贡献，任何一个方面的功绩都可以使他列入伟大科学家的行列，对此，唯一让我辈俗人信奉的解释是“天才”，他是天才，许多物理学家也都承认这一点。
我听到另一种对爱因斯坦伟大成就的解释与物理学无关，而是与极限运动有关。这里所说的极限运动绝不是滑轮、滑板之类，甚至也不是蹦极跳，而是极限跳伞，从悬崖或摩天大楼上纵身跳下，眼看要摔死之际打开降落伞，10多年来，这项运动已经摔死30多人。当然，还有极限滑雪，找一处70度、80度接近90度的陡坡去滑雪。
不管是跳楼、跳崖，都有点儿寻死的意思，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踢两脚球、游泳10分钟乃至抽一根烟都可以获得极大的满足，而这帮不要命的孙子非得玩极限跳伞、极限滑雪？
生理学家说，这是多巴胺的问题，多巴胺是一种化学物质，它决定人是否感到快乐和满足。有些人抽烟、*、踢球就能分泌出足够的多巴胺，有些人就得玩更刺激的运动。
心理学家说，从事极限运动者属于T型人格，这种人天生异于常人。寻求刺激，有的人表现在体力上，玩跳伞滑雪，有的人表现在智力上，如爱因斯坦。
心理学家给出的这种解释属于归纳法，跟没有给出什么解释差不多。我身体上差劲，智力上差劲，就因为我不是T型人格。为什么我体力与智力都差劲呢？
不从事极限运动，未必不能享受极限运动的乐趣。有人在纽约帝国大厦玩过极限跳伞，没准儿哪一天就有人到上海金茂大厦玩一把，到时候我们去看热闹，不也是个乐子。
但观赏一个人的智力活动却费了劲，苹果砸在牛顿头上，他想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牛顿力学我们在上高中时学过，算是观赏过了。爱因斯坦的学问却令我们连观赏的资格都没有。有一本书，叫《费马大定理》，据说是用最流畅的语言讲述了数学家求证费马大定理的戏剧性的故事，可惜我还是看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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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怕人比人
∷∷ 孟湄
搞比较文化的人爱说：欧洲的文化是以个人为本的文化，而中国的文化是以群体为本的文化。更有人说，欧洲文化走入现代，就是个人的发展，由此，才有现代的哲学，艺术，建筑，音乐，小说。应该承认，人家自战后以来，确实很灿烂了一段时候。
要是今天走在欧洲的一个城市里，你会发现，人们的衣着和咱们没什么大的不一样，与咱们同类型、同阶层的人比起来甚至常常还要随便些，不起眼儿些。可是要看神态，眼神，举止，那就相差了不少，怎么说呢，人家那模样，一人一个，咱们的模样，好像都差不多。漂亮的法国妞儿，好多也不打扮，就是有种味儿。心里头有过生活的那种味儿，咱们的漂亮姐儿，各个零配件都好，但更多地是一副布娃娃脸蛋。还没活过什么。
当然了，一种是一个人独自选择，经历，承当，一种是众人一起，爹娘兄妹姨舅，单位公司同事，老乡阿叔表姐。有个法国人对我说，你们爱说你们吃的苦多，受的罪多，看起来也是。实际上，不一定。你们活得人挨人，一件事分到每人头上，就变得分量轻多了。而我们，虽然看上去条件舒适，但人之间关系不一样，每一步都是自己决定，自己经验，自己担当，我们比你们承受的也多很多。
No。7 玩具的理想（8）
人一比，就有意思了。
最近去法国，发现朋友之间聊天，时常冒出一句：“我要去看我的PSY”，意思是指精神分析医生。琢磨起来，这事儿有意思：闷闷不乐，心情忧郁，可以去找；孩子不喜欢学校，成绩恶劣，可以去找；得了重病，无从吐口，可以去找；夫妻不和，发生危机，也可以去找。有的公开地去找，有的背着丈夫和妻子去找，也有带着孩子去找，或夫妻双双去找。打听一下，医生的治疗又神秘又简单，听说是你坐在那儿，他问，然后你说，然后你问，他说。有事儿就说事儿，没事儿就闲扯。一个小时一场谈话。谈完后，一个开收费单，一个交钱。
细问过一个朋友“为什么”？“找个朋友聊聊不就行了么？”人家却说，“现在都这么忙，好朋友一年也见不上几次，怎么好回回打扰人家。再说了，私生活的事，自家的事，哪儿能随便跟人说？”
西方的个人主义到了今天，问题多了：每个人的空间大了，机会和可能性多了，跟着来的是人之间距离遥远了，大概因为这个，精神分析成了普及疗法。
咱们中国人一听就觉着逗了，毛主席早就教导了我们：“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在中国，事儿不管大小，门里门外都知道得快。我们人口多，空间小，人之间比较爱说。有个朋友说起他在德国的生活，说他永远不明白德国人，他们坐长途大巴士，面对面一坐几个小时，竟是互相不说一句话。德国人在欧洲人中也算太沉重了一点儿，但总的来说，个人主义文化中生活的欧洲人，的确拿着个劲儿，自己的事不那么容易吐出来，别人的事也不好随便多问，所谓教养。
凡事就怕比，单说人家的好，或单说我们的好，都意思不大，失之于简单。不过看看比比，还是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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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棘手的玩具熊
∷∷ 刘慷
许多事情都已证明，快乐是一件不大可能轻易享用到但却可以随时破坏掉的东西。换个角度说，通常我们并不具备快乐的能力。
某日，我们几个去郊游，上到半山腰有个射击摸奖的地方。A君并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上去二话不说，照靶子“叭”的一枪，打了个满环。这显然是意外之喜，及至看摊儿的喊他回去，塞给他一只玩具熊做奖品，这事就更像是天上掉馅儿饼了。接着，又一次不征求意见地，A君把这只玩具熊塞给了我。
罗兰·巴特说，礼物不是被用的，而是被分析的，所以它无法不因某种缺陷而产生预期的效果。果然，还没容我因A君的举动而生出某种愉悦，B君已经发现这是一只尼龙化纤质地的，也就是说粗制滥造的玩具熊，并且坚信一个有品位的人应该对它不屑一顾。C小姐则直言不讳地认为一个成熟的人怀抱一只（姑且不说它是劣质的）玩具熊招摇过市令人尴尬。尽管我竭力想臆造某些步骤来使这只玩具熊摆脱被分析的命运，让它被用起来，比如我提议把它抛向天空，看谁抛得更高，但这种低级趣味令A、B、C君一齐倒了胃口，并且在爬山的过程中开始和怀抱玩具熊的我保持适当的距离以表明各自的立场。而我，显然也不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因为我终于决定把这只熊倒提着，俨然一个有环保意识的人到处在寻找垃圾桶。
这种情况在我们遇见两个四五岁的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时有了暂时的转机。我灵机一动把这只玩具熊递给了那个穿红裙子的年龄较小的女孩，她欢呼雀跃像是与那玩艺儿久别重逢，而陪着孩子的大人则连连感谢我的乐善好施。正当我自鸣得意于自己这种一石双鸟的举动并开始产生一丝解脱的*时，穿运动衣的另一个女孩一把将玩具熊抢了过去，并开始抚摸之。红裙子在目瞪口呆了片刻之后，迸发出一阵号啕大哭。这一切发生之快以至我未及抽脚走远，所以愕然站在原地觉得没有摆脱干系。那大人抱歉地冲我挤了一个笑，然后搡了一把红裙子说：“哭什么！”接着又对运动衣女孩吼道：“俩人一起玩儿！”运动衣女孩仍死抱住玩具熊的粗脖子，把嘴凑到红裙子耳边尖叫道：“听到没有？一——起——玩！”这下红裙子的哭声便几近歇斯底里了。
No。7 玩具的理想（9）
前面已经说过，我正在读罗兰·巴特，所以有一种开天目的感觉，那女孩的泪珠一下子成了因果枝条上开出的花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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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的理想
∷∷ 叶蕾
人们说，玩具的最高理想是变成人。
去年的电影《玩具总动员》里，巴斯光年的最大悲哀是：它是玩具，不是真正的宇航员。它不能正视这个现实。
传统的童话《木偶奇遇记》告诉我们，也许是通过我们转告玩具们，只要不说谎，听话，好好读书，木偶匹诺曹就能变成个真正的男孩子。
我的女同事家中养了一只小狗，居然名叫“虎虎”（这个名字十分具有讽刺意义，当联想到“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时候）。同事的母亲爱此活动玩具甚于爱老伴和两个女儿，经常学了越剧《红楼梦》里紫鹃指鹦鹉骂宝玉的话来针砭家人，翘了兰花指指着此犬道：“世上的人儿不如它！”
我上学时陪住美国留学生，女同屋有只玩具熊，我用音译法给它取了个中文名“伯菲”，那女同屋让它和自己同姓，完完整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