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孔子对同一人三次问及仁时作出的回答。对B作出的解释源于古注。新注的解释为：吃苦在先，享乐在后。古注的意思是，要想实现目标不要选择容易的方式。而新注的意思是说，要把困难放在前面，把享乐放在后面。
关于樊迟，在别处提到过“樊迟御”，据此可以推断该人为孔子的马车车夫。据说该人贪图安易，追求物质利益。《论语？雍也》中，樊迟在问仁之前，问到了“知”。孔子答曰：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此乃名句。似乎樊迟较为迷信，经常参拜鬼神。于是孔子告诫他：
“对鬼神应抱敬而远之的态度，像你那样过于接近的方式是不可取的。”
同样是问仁，孔子对别人便作出了另外的答案。如，子张问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所谓五者，指恭、宽、信、敏、惠五种德目。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意思是说，出门与人会面，犹如接见贵宾；使用民力，犹如承奉大祭。后半句应该不用解释了。
司马耕（牛）在《史记》中，关于言论提到——多言之为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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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思变之道9999而后，问孔子何谓仁。
——子曰：仁者，其言也讱。
讱，谨慎之意。仁者说话不会随便。对于司马耕，此乃逆耳之言。
对孔子教团给予经济援助的富豪子贡，没有问孔子何为仁，而是询问“为仁”的途径。孔子答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一个做手工或工艺的人，要想把工作做得完善，应该先把工具准备好。想要对所居住的国家有所贡献，必须结交大夫中的贤者，与士人中的仁义之人成为朋友。）问仁的方式多种多样，既可以直接问“何为仁？”也可以问“这样是不是仁吗？”门弟子原宪问道：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
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克（好胜），不伐（夸耀自己），不怨（怨恨），不欲（贪欲），可以称之为仁人了吧？原宪自然也希望得到肯定的答复。孔子答曰：
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解释：能够克制以上提到的四种不道德行为，实属不易，然而只是这样是否可以称为仁，我就不知道了。抑制有消极之意。孔子并不满足于只是不行不道德之事，而是希望有进一步提升道德的积极性。
关于仁，在孔子作出的所有回答中，以对颜渊的回答最为有名。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己，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克制、战胜自己的私欲，复归并践行人间法则。一个人能在一天之中约束自己而按礼的要求去做，天下人就会把仁德的美名赠予他。仁是主体性道德，需要自身修炼，而不？
从训诂到哲学（2）
100儒教三千年能依靠他人。）自汉代儒教国教化以来，“儒者”们便专门致力于训诂。如前所述“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对此可以解释为：胸怀仁德，即便是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丢弃。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便是到了夷狄之地，也不要被当地之人抛弃。当时主要是针对《论语》的成文习惯进行研究。在唐之前被称为训诂学。到宋代后，受佛教影响，儒者们已不满足于训诂研究。
诸多佛教文献，在被严谨地系统化后，构筑起了思辨哲学的巨塔。而儒教一贯以来将继承传统作为重中之重，所以唐代在思想层面上占主流的是佛教。中唐之后，为了与佛教对抗，儒教也开始向哲学化方向发展。韩愈（768—824）提出了《原道》、《原性》、《原人》的排佛道论，并指出儒教也应当树立思想体系。韩愈的门人李翱积极地吸收了佛教哲学，在代表作《复性书》中，比其师更进一步地推进了儒教的哲学化进程。
而儒教的体系化和哲学化到了宋代后才真正实现。始祖周敦颐（1017—1073）及其门人程氏兄弟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创建了儒教体系。
他们主张“理”为宇宙的本源，并将此作为最高范畴，因此人们称该体系为“理学”。“理学”之集大成者是南宋朱熹。朱熹的思想体系被称为“朱子学”，逐渐成为了儒学的主流。
或许是受佛教的影响和刺激，朱子学的说教方式充满了浓厚的道教色彩。其中提到，世界充满了气，动态之气为“阳”，静态之气为“阴”。
理将气看作是异次元之物，气为形而下，理为形而上，于是发展为二元化的存在论。
人间之理为道德，自然界之理为自然法则。朱子学对这两者未加以区分。同样为理，应究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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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思变之道101101朱子学提出“格物致知”。不仅要探索内在之理，还要探索外在之理。世间万物，应穷其根本，这属于彻底的主知主义。
朱子学的另一特征——绝对重视名教。它主张秩序是永远的真理，应该抛除私欲，不允许对封建秩序进行批判，这极大地迎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此后，科举以朱子学为基础，学问研究统一为清一色的朱子学。
“理”之上为绝对，因此理的秩序（三纲、五伦、五常等）被称为超越批判的理论。
对于“君子”和“仁”，《论语》是较为随意地对个别、具体情况展开的论述。仔细考察便会发现，其中有前后矛盾之处，因此不能成为体系基础，但同时也显示了儒学的豁达与开朗。相对于此，朱子学对儒学进行了严格的总结概括，使其系统化，同时也导致儒学被束缚住了。
朱子学具有思辨主义、主知主义、道德主义、严格主义的特征，与具有战斗性的佛教和老庄思想相比，具有护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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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之道
虽然朱子学符合了为政者的需要，但是被接受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朱熹身为南宋官僚，难免不被卷进政治旋涡。当时南宋朝廷中，宰相赵汝愚和韩侂胄（1152—1207）分为两大派系。朱熹属赵汝愚派，他研究的学问被视为“伪学”而遭禁，其门生也遭到*。这就是有名的“庆元伪学之禁”。庆元为当时的年号。“伪学之禁”的解除在朱熹死后两年，是韩侂胄为赢得民心而采取的政策。朱子学逐渐被完全解禁，并传播开来。由此可见，朱子学并非一开始便是迎合为政者需要的。
朱熹对儒学作出的经典阐述，在元延祐二年（1315）被列为科举考试？
102儒教三千年的指定科目。虽在蒙古族统治的元朝时期科举制度被一度废止，在此后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到了明代，朱熹的《四书集注》也为科举所用，朱子学的官学色彩逐渐浓厚。将学问作为立身出世的道具——这是朱熹最不齿的，但很具有讽刺性的是，他的学问却为科举所用。
明代王守仁（1472—1529）提出了理即为忍耐心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他号阳明，因此他的研究体系也被称为“阳明学”。朱子学为思辨式渐进思索，提高知识积累，主张“格物”，即洞悉世间万物。理学除自身外还包括外界事物。而阳明学强调“心即理”，良知存在于人的内心，应当释放出来。阳明学提倡“行知合一”，重视行动。
用佛教语言来形容，朱子学为“渐悟”式，阳明学为“顿悟”式。
阳明学与朱子学一样，都将“理”视为最高，皆为“理学”，但其实质与训诂学完全不同。朱子学在官学化后，便丧失了其精华，因此有人认为阳明学为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总之，作为与官学相异的阳明学，其性质是反体制的。
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被作为官学，阳明学者佐藤一斋（1772—1859）曾在昌平黉讲授朱子学。熊泽蕃山、大盐中斋（1793—1837）、佐久间象山（1811—1864）、吉田松阴（1830—1859），甚至西乡隆盛（1827—1877）等具有阳明学倾向的人物，都是反体制的。其中大盐中斋甚至一度掀起叛乱。热衷于王守仁《传习录》的吉田松阴，其阳明学倾向为松下村塾的弟子所传诵，在高杉晋作（1839—1867）等人的自作诗中提到：
王学振兴圣学新，王学即王阳明学。
然而由于日本的阳明学为非官学，没有发展为明确的学派，因此大多？
第五章 思变之道103103追随者也没有自称为阳明学徒。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儒”的流派。
“儒”在先史时代是以巫师、祈祷师的形式出现的。
孔子出现后，儒学成为诸子百家中最有实力的思想学派之一，儒教被认可时可以称之为“原始儒教”。
进入汉代，“儒”在为政者的保护下，成为国教，之后朝着“训诂儒教”的方向发展。
到了宋代，“儒”朝着系统化方向发展，朱熹为系统化的集大成者，当时为“思辨儒教”。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未曾出现过实质性中断。无论是训诂儒学还是思辨儒学，都继承了先史时代原始儒教的祭祀制度。
对鬼神敬而远之的原始儒教时代，脱离了充满鬼神的太古世界，进入了人性世界，虽然与鬼神保持了距离，但并没有放弃对鬼神的敬仰。孔子所重视的礼乐就是为祭祀而定的制度。
训诂儒教致力于本质性地、正确地继承和传播儒学，对于祭祀自然是精心地诠释和传承。
思辨儒教提出“理”为绝对，而“理”的内容中也包含哲理。礼乐的表现形式祭祀也是备受重视。
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以及孔子，皆为圣人，被视为绝对。其中周公之前的人物都处于传说时代，圣人像不清晰。如，尧与舜便极其相似。禹之后出现了世袭王朝，形象也大致相同。武王继承了文王所创下的业绩，灭殷后建立了周王朝。文王在周朝建立之前去世。武王高举文王的牌位攻陷了殷。周王朝创立后，武王之弟周公制定了文物制度。因？
104儒教三千年此可以说，周王朝是由文王、武王和周公三人所创立的。
圣人中，唯有孔子既非天子，又非王朝创建者或有功之人。并且距离现在时代最近，又留有著作，因此他的形象最为清晰。朱子学标榜“回归孔子”，将儒学的中心由原来的五经改为四书，便是其回归的环节之一。
诗、书、易、春秋、礼、乐为六经，诗、书、易又称《诗经》、《书经》、《易经》。秦始皇焚书时，《乐经》亡佚，汉武帝时期曾设有五经博士。称《周礼》、《礼记》为礼，因此“六经”一词一直沿用。
《礼记》中有《大学》、《中庸》两个篇章，自六朝起，对这两个篇章单独作注，逐渐成为了单独的书名。宋代后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
五经是由孔子编集而成，其内容并非孔子个人的言论。《论语》主要是记载孔子的主张言论。《孟子》是另一位儒学哲人的言论。与五经相比，朱熹更重视四书，这反映了对孔子及其继承者的重视。朱熹著有《四书章句集注》，因此朱子学又被称为“孔子教”。
孔子为圣人之一，但较之圣人系谱中周公之前的诸位圣人却大不相同。周公之前的圣人“遥不可及”，称他们为圣人，是出自孔子之口。与形象模糊的圣人群相比，孔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