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月末，在政治会议上通过了“祭天祀孔”案，并定于 2月7日开始执行。
“祀孔”是对伟人的缅怀，还是一种宗教仪式？——这是一个极为微妙的问题。被称为真正儒者的蔡元培认为，孔子学说不同于后世的儒家，他承认了儒中的宗教性。如果仅仅是缅怀仪式的话，那么与“祭天”结合在一起就会令人产生疑惑。在天坛祭天乃专制皇帝的特权，袁世凯身为共和国的大总统，其位置与皇帝极为接近，这么做便有改朝换代之嫌。因此，孔儒极容易被野心家利用。
当时许多人对“共和制”缺乏了解，毕竟共和政体是新生事物。有人认为，所谓的共和政体是由于当下皇帝不存在，便组织了临时的共和政治，等皇帝出现了，共和政体便会被废止。
周厉王（前 878—前 827）暴虐，遭国人驱逐，不在位期间由两位大臣暂理国政，“共和”一词便由此而来。厉王客死他乡后，两位大臣共同辅佐王子静即位，并将大政奉还。据《史记》记载，共和持续了十四年。王子静便是宣王（前 827—前 782年在位）。“共和”一词源于此，便有一时之意。
袁世凯统治时期发布的宪法草案中，提到“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虽未将之国教化，但差别甚微。
在通往近代之门之际，康有为等人通过《孔子改制考》将孔子称为创始者，举起了创始、改制的大旗。然而一旦进入了近代，孔子及儒教的粉饰便被剥落了。
学问之上（1）
《论语》开卷第一页写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时经常复习，难道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吗？）接下来便是上一章中提到的“有朋自远方来……”。学习可以带来愉悦，开篇就提到了。朋友远道而来也能带来愉悦，是因为可以一起学习探讨。
《论语》二十篇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如同《圣经》一样神圣，然而该书开卷第一字（子曰之后）便是“学”。读书人中或不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之人，将“学”字放在开篇，无论谁都可以看到。孔子死后，其门人根据夫子所言，编集了《论语》，至于谁人参与了创作，诸说纷纭。
关于《论语》的章节序列，普遍认为是未曾经过整理的。日本武内义雄认为，开篇的《学而》和《乡党》两章是由孟子学派后加上去的。诚然，整卷书读起来略显杂乱，但也并非完全没有章法，尤其是在开篇的章句，绝非随意而定。第一字可以说是书的面孔。
“学”字打头出现，一定是刻意而为。“子曰”后紧跟着便是“学”字，这在《论语》中多处出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篇》）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篇》）
第一句的意思是，只读书却不动脑思考，就会感到迷惑而无所得；只是一味地空想却不勤奋读书，结果也是很危险的。
下面一句的意思是，学习好像是在追赶什么，总怕赶不上，赶上了又怕被甩掉。
与这两句相比，显然“学而时习之……”在开篇出现更符合作为“面孔”的要求。“学”字不仅是一种象征，更是书中的一个关键词。此处的“学”不单纯指读写。《论语》中有一句名言：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篇》）
读写是“学”的道具。十五岁之前应当学习知识。十五岁以后，就当以所学为工具，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志学”二字，也指十五岁，与“不惑”指四十岁相似。《论语》中对这一段的记载如下：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十五岁之前努力学习知识，三十岁时便可自立，四十岁时不再会感到困惑。五十岁时知晓何为天命，六十岁时无论听到什么都能接受，到了七十岁，便可随心所欲，但也不会超越法度。
“学”乃十五岁之前的志向所在，这不是指简单的读写，还要多向先生请教，然后实践。所谓“学问”是说，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遇到不明之处便要请教先生。因此，在“学”字之后又加了一个“问”字。据《易传·文言》（孔子做的注解）记载：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这句话描绘了世间理想中受人尊敬的君子形象。在此将“学”和“问”两字分开了。学习将许多知识聚集到一起，提问可以明辨是非，从而获得才智。因此，这并非将“学”、“问”完全割裂开来，而是要边学边问。所谓“问”也不单指向先生的请教，自问自答也是形式之一。
通过学习和提问获得知识后，方可做到宽、仁——这完全符合理想的君子形象。学与问合在一起，即“学问”；“宽”和“仁”合在一起，即“宽仁”。
《易传·文言》虽传是由孔子所作，但也有人认为，不过是假托了孔子之名。然而，无论是否假托，其思想观点必须要与孔子一致。
具备了“学问”和“宽仁”，一个人的人格方可称为完整。只有学问而无宽仁之心，或是只有宽仁之心而学问不足，都不能称为完整；没有学问，所谓的宽仁也难以持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学问之上（2）
学问难以分开，宽仁也是同样。进一步讲，学问和宽仁也不可分割。
如果比较两者孰先孰后，那自然是“学问”在先了。传说由孔子之孙所作的《中庸》一书中提到：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由此便知，学问最先，博学审问后才知道今后应当如何生存。只有具备了宽仁之心，方可知如何笃行。所谓“慎思之，明辨之”，即“思辨”，也是学问的一部分。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也讲到了学习的快乐，可见儒家是坚持学问至上原则的。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儒家的特征，那么我认为应当是“重视学问”。所谓的“学问”必须“博学”，按照儒家的观点，是不能局限于某一专门领域。
历来有“六艺”的说法。所谓“六艺”是指君子者必修的六门科目，即礼、乐、射、御、书、数。“六经”中的“六艺”是指《易经》、《诗经》、《书经》、《春秋》、《礼经》、《乐经》。同样是“六艺”，哪种解释更为合理呢？《论语·子罕》中记载：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达巷，地名。五百户以上的集落被称为“党”。上面这句话的意思是，达巷人说：“孔子被称为大哉，他学问渊博，可惜没有一技之长以成名。”孔子听到后，便对他的门弟子说：“我要专长于哪个方面呢？驾车还是射箭？我还是驾车吧。”
在此出现了“御”和“射”，由此可见所谓的博学应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上面这段话表现了孔子的谦逊。
孔子虽通晓六艺，但哪项都不擅长。达巷党人一边称赞孔子为“大哉”，一边质问道孔子“无所成名”，不知是赞扬还是有其他意味。孔子也苦笑着自嘲，成为哪方面的专家呢？他选择了一般人认为较为下等的射和御，从一开始便放弃了比较上等的礼、乐和书、数，最后决定还是成为御的专家吧……
六艺中各项技能都擅长，是儒家追求的理想，但儒家对各项技能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如果射箭达到百发百中，但是却不能计算数字也是枉然。儒家对全能人才评价很高，而对专项人才评价不高。
一段时间以来“全能人”一词很流行。所谓“全能人”是指在多个领域内都擅长的人。比如绘画一流的人，还擅长写小说，并获得了文学奖；或者杰出的艺人成为国会议员，并且还会写诗；再或是知名企业领导是一位诗人，等等。这都是儒教追求的理想状态。
孔子时代骑马还没有出现。古典文献中曾有过关于骑马的记载，而马镫和马鞍都是在此后才出现的。骑马技术实际上学自北方民族。孔子时代马的作用主要是拉车，而人乘坐在车上。因此作为六艺之一的是“御”而不是“骑”。
“射”指捕猎、御敌之术。孔子时代，“射”作为仪礼之一较受重视。祭祀时，在祭祀场所通过“会射”（集团举行的射箭仪式）来达到驱逐不祥之物的目的。与“礼、乐”及“书、数”相比，“射”和“御”属于体力劳动，因此被看做下等技术。孔子在选择成为哪种专项人才时说，是选择御呢，还是选择射呢？——与谦逊相比，玩笑的意味更浓一些。这两项技能中，射与“礼”相关，略微高级，于是便直言说，还是成为最下等——御的专家吧，这更增加了幽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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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才多艺（1）
“吾执御矣”是孔子对其门弟子所说的话。弟子、门人这两种说法在《论语》中曾多次出现，而门弟子只出现过两次。《论语 ·泰伯》中描写曾子（孔子的弟子。相传是《孝经》的作者）临终之时，出现了“召门弟子曰”。临终时召来之人，必定是弟子中最可信赖之人，甚至可以称为亲人。对于亲近之人，开“吾执御矣”此类玩笑自然无妨。关于“达巷党人”，日本的荻生徂徕（ 1666—1728）认为这是一个姓为“达巷”，名为“党人”的人，虽然意思上解释不通，但读法却没问题，如同贝塚茂树作出“有朋，自远方前来比较”的解释一样，读法有多种，这就是汉文的宿命。
或许是由于说话对象是亲近之人，所以孔子的言语便略随便了些，但是对六艺区别对待，却是儒家无法摆脱的症结。所谓的症结，就是对专项人才的歧视。
开卷第一页显示出了对“学”重视，这无可厚非。儒教圈内之所以会出现经济的迅速发展，重视“学问”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在提倡“学问至上”的同时，也受到了这种思想的限制，对待专项人才——也可以说是技术者或手艺人——不重视，重心都偏向了“学问”。
《论语 ·阳货》中有孔子教训弟子仲由（子路）的一段文字，其中列举了六言（仁、知、信、直、勇、刚）的利弊。这六项本是好的德目，但若不与学问相结合修炼的话，便会招致损害：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
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
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
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
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
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具备仁、知、信、直、勇、刚六德目，却不好学问，那么便会导致愚、荡、贼、绞、乱、狂六弊害。
“愚”指被人愚弄；“荡”指脱离现实，行为*；“贼”指过度信任对方而被人利用；“绞”指说话尖刻；“乱”指无秩序；“狂”指狂妄自大。无论喜好哪种德目，如果不好学问的话都将招致祸害。这便是学问至上主义的过剩表现。仲由是孔子弟子中性情最为粗狂朴实之人，因此孔子对其教诲时使用了相当严厉的词汇。
然而对于该篇所提到的“六言六弊”，自古就有许多争议。虽说是出现在“子曰”之后，但内容却与孔子平日所言不甚相似。之前的“吾执御矣”之类听起来似乎更为真实。并且，此处的六言六弊过于工整，虽说条理清晰，但与《论语》中孔子其他言论相比，缺乏生动。朱子在新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