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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官人法原本是较为合理的推荐制度，但由于逐渐被地方豪绅掌控，原本的考核竟成了世袭制。一品为三公、大丞相，一般无人敢窥视此位；豪绅子弟便把目标盯在“二品”上。“门第二品”即世袭二品的家族，其子弟自然会被评定为二品，世世代代皆是如此。于是，这些豪绅子弟们需从四品下的六品开始做起，虽同为六品，但职位却不相同，秘书郎为最上等，此外还有尚书侍郎及尚书左右丞。同为“门第二品”，一流家族的子弟任秘书郎，二流家族的子弟便任其他的官职，这都是固定规则。
结果导致曾奏效一时的制度逐渐形式化和空洞化。隋朝在结束南北分裂局面后，再度统一中国，需要起用大量贤才。于是持续了近四百年、有名无实的九品官人法于隋开皇十八年（598）被废止，由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实行的“科举制”取而代之。历代的科举制度各有其特点。考试科目包括诗赋、经义和策（策论）。经义题目从四书五经范围内选取。策论也必须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展开。唐代有试帖，其形式为翻开一页经书，只给考生看其中一行，其余部分均被遮盖，在出示给考生的一行中还有三个字被遮住，要求考生填空。策论也是要求引用儒家经典，因此考生必须通晓四书五经。
全体国民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但有志者必须学习四书五经。于是儒教便为受试所用。
此后，儒教大部分理想便被功利冲淡了。原来提倡掌握各个学科门类的理想也彻底崩溃。六艺中的射与御被从主流中分离出来，逐渐也不存在了。为了应付考试，考生们根本无暇涉及弓马。科举考试时要求笔答经义，谓之“墨义”，于是他们便苦练书法。“数”曾被归为“明算科”，但由于不是主流进士科考的科目，因此无人对此深入研究。科举时代，不知有多少理数人才被埋没了。
多才多艺之人，虽然最符合儒学理想，但要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可以说难上加难。
有一个词语——“登龙门”。所谓龙门，是地名，各地都有，但以洛阳近郊的石窟寺群及白居易（772—846）墓前的龙门最为著名。“登龙门”中所说的龙门，位于山西省和陕西省之间的黄河段上，该处水流湍急，形成三段依次降落下来的瀑布，当时的人们看到那种景象，便联想到了科举考试。因为科举考试分为乡试、省试、殿试三个阶段，必须依次通过了各阶段的考核后方可进入下一阶段的选拔。相传有“鲤鱼跃龙门”一说，是指普普通通的鲤鱼在成功跳过三段瀑布后就会化身为“龙”。因此普通人进入高升之路，也被比喻成鲤鱼化身为龙。
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阶段难度最大。许多考生如同跳龙门的鲤鱼，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大部分在第一阶段便被淘汰出局。在第二、三阶段落第考生们，往往会用手拍自己的额头，因此也将考试失利形容为“点额”。
白居易在他的七言绝句《醉别程秀才》一诗的开头中写道：
五度龙门点额回，却缘多艺复多才。
贫泥客路粘难出，愁锁乡心掣不开。
程秀才为何许人也，不详；秀才指科举考试最初阶段及第之人。在三个阶段的考试中，如果第一或第二阶段失利，那么将不能进入下一阶段，连续五次均以失败告终的程秀才，自然是没希望化身为“龙”了。白居易在诗中还指明了程秀才率战屡败的原因——多才多艺，他还在诗的末尾加注：
程生善琴，尤能沉湘曲。
说明程秀才是极具有音乐才华之人。儒教曾多次提到“礼乐”，可见儒学的理想人才也应具备音乐才华。遗憾的是，音乐未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
科举考试令历代的有志青年投入到儒学学习中来，但同时，儒学最为精华的部分也被忽视掉了。
考试越来越难，考试科目之外的内容更加不受重视。除了数学和音乐，其他科目都被荒废了。
在蒙古族统治中原的元朝时期，汉文化并没有得到重视，科举考试曾一度被废除。元朝文化的精华是戏曲，历史上称之为“元曲”。这一时期出现了关汉卿、马致远、郑德辉及白朴等优秀的作家。并不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这方面的写作才能才被挖掘出来，而是由于在应试教育的限制下，擅长写作甚至被称为天才的人，在此前未曾发现自己这方面的写作才能。正是科举制度的一度废止，才使得这种写作才能被发掘出来。
在此之前也有戏剧和评书，然而都是那些放弃科举考试的二流文人的作品。科举被废止后，一流文人才开始了进行这一题材的创作，因此看起来这些名作仿佛是突然冒出来的。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和《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都是这一时期的人物。
中华之民（1）
以己国为荣，各国均是如此。 NHK（日本国家电视台）在以“丝绸之路”为题材录制特别节目时，考察除了丝绸外还有哪些东西从东方传到了西方，于是便以中国的面条作为了考察对象。面条向西传到意大利后成为意大利式实心面以及通心粉。据百科全书记载， PASTA（意大利语的解释为面食类，其中包括实心面和通心粉）的起源不明，然而从现存的记录来看， 13世纪至 14世纪时已经存在。马可 ·波罗出生于 1254年，在 1295年从中国返回威尼斯。从时代上来看，如果认为是由马可 ·波罗带回的，是讲得通的，调查人员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把这种推断向意大利人讲时，对方勃然大怒道：“实心面在罗马公元前就存在了，怎么能说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来的呢？”为了防止对方更加恼火，于是关于实心面是从中国带来的话题便只好就此打住。
还是与罗马有关，我们来看一个关于法国料理的记载。意大利人认为，法国在过去没有美味的食物，罗马的一位公主嫁给了法国的贵族，由于担心法国食物不好吃，便带去了几个厨师，于是这几个厨师便发明了法国料理。然而如果笑着跟对方辩解说这是种以己国为荣的思想或是中华思想的话，也不免有些夸张。然而，以己国为荣也好，中华思想也罢，其共同实质便是自豪感。
有两个成语是分别是“井底之蛙”和“夜郎自大”。
据《庄子》记载：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
与此句成对的是“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这句话的寓意为，把一个对方永远无法触及的世界讲给他听，完全是徒劳，这与中华思想不无相似之处。据《史记》记载，夜郎是位于贵州某地的一个小国，汉朝使节来此出使时，该国国王问道：“汉孰与我大？”当时，中国的西南部有许多部族小国，其中夜郎国最为强大，于是便自认为世上没有大过自己的国家，这种思想与中华思想较为相近。
中华思想中的“华”字也可以用“夏”字。中国最古老的王朝名为“夏”，然而历史上对此没有确切的考证。相对于夷狄诸族，黄河中游诸族被称为“诸夏”。
“夏”有文明之意。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夏是用具有优美舞姿的人形来表示的，此人头上佩戴装饰，翩翩起舞，其形态与儒教所重视的礼乐相呼应。
《论语·泰伯》记载：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此句讲述了教养养成的顺序。诗指《诗经》，如孔子所评“思无邪”，是纯粹的感情表露。所谓兴，是指令心情兴奋、激动。读书可以激发人的心志意念，但如果过度便会偏离轨道，从而失控，因此必须要立足于“礼”。具体而言，是先学习《诗经》，然后再学习《周礼》，这样人的教养才能不断提高。教养的养成离不开音乐。孔子是极其喜好音乐之人，如果“夏”字是表示跳着优美舞姿的人形，那么这完全符合了儒教的理想。
与“夏”、“华”相对，生活在其他地域的人被称为“夷”、“狄”、“戎”、“蛮”。这些字中有的表示怪兽和虫类，单从字面来看，便可知表示异样。将与自己生活方式不同的部落群体比作野兽和虫类，这在历史上比较常见。日本大和王朝时期，将不降伏的部落称为“雄袭”、“虾夷”，甚至“土蜘蛛”。
将夷狄戎蛮作为对四方异族的称呼始于战国时期，当时为东夷、北狄、西戎、南蛮。金文（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中相当于“蠻”这一字中没有“虫”，即为“”。“戎”字由“戈”和“干”构成，有好战和善战之意。《论语》中对戎的解释为“军事”。《论语》中将未开化的国家称为夷狄或蛮貊。《八佾篇》有一个有争议的句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华之民（2）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古注的解释为：子曰，夷狄纵有君，不如诸夏之无君。意思是，未开化的国家内即便是有君主，仍不及诸夏，即文明国家内无君主。这无疑是中华思想的体现。没有君主，即处于混乱状态。有君主，则可以好好整治国家。因此这句话便意味着：和平之夷狄犹不及乱世之中国。虽然没有君主，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国家的文明传统仍然存在。没有文明，谈何人生？有酋长，可以稳定生活的原始状态，与治安不稳定，但是具备电视机、电话等电器，信息丰富的社会相比，大家更愿意选择哪种生活状态呢？
新注对上面那句话的解释与古注不同。朱子解释为：
子曰：夷狄亦有君，不像诸夏竞于僭篡，并君而无之。
意思是，连蛮夷之国都有君主，而我们中国竟处于无君主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实为令人叹息。孔子时代，各地诸侯割地而治，周天子徒有虚名，实则无力。作为《周礼》赞美者的孔子，对于周天子名存实亡的状态不禁悲叹。
新注的解释也是以中华思想为背景的。“连夷狄……”——由此便可以看出古时中华之民相对于夷狄的优越感。
据《说文解字》解释，“夷”由“大”和“弓”构成。这似乎意味着“夷”是使用大弓作战的部落，与好战的“戎”有相似之处。然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相当于“夷”字的一字中没有“弓”部，像是一个从侧面看上去半屈膝弯腰的人形，如同相扑比赛开始前选手们摆出的姿势。“夷”一字有“下蹲”之意，《论语 ·宪问》中有例为证：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原壤，孔子的发小，无所作为之人。一次原壤蹲在那里等孔子（孔子时代，正式的坐姿如同日本的正坐，蹲是比较粗鲁的行为），孔子看到后，便骂道：“这个人，从小不知道谦让兄长，长大后没有出息，现在老了，该死不死的学那些野蛮民族的蹲姿，真是败坏礼俗的老贼！”说完便用手杖打原壤。该死不死，原为比较恶毒的话，但由于对方是自己的发小，所以不太介意。原壤之母死后，孔子为其购置了棺材。作为孔子竹马之友的原壤，虽一生无所成就，但是孔子在看到他行为粗鲁时，仍然气愤地用手杖敲打他的小腿，责骂道：“哎呀，好好坐着。”
由此可见，“夷”似乎是对坐姿不雅部落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