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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人输给了德国人和日本人，之后用了20年时间，美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财富时代。21世纪初美国网络技术市场的崩溃以及2008年美国次级债市场的崩盘并没有改变美国人的真正财富—开放性、灵活性与创造力。黑人奥巴马现在坐在美国总统的位置上，这在亚洲地区与欧洲地区可能是永远无法想象的。1900年的大规模生产线的创造者亨利·福特以及现在的信息革命创造者比尔·盖茨如果是出生在德国或中国，那福特最多是一个小的汽车制造商，而盖茨最多是一个优秀的技术研究人员。开放性与灵活性是激发美国人创造力的天然基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创造者中，相信会有中国人、俄罗斯人或印度人的名字，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风险投资者中有90％将是美国人。
福特T型车、沃尔玛、可口可乐、微软、戴尔、波音、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美国信用卡、好莱坞、枪支文化、华尔街，这些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以思想为引擎的机器。由美国人、中国人、印度人组成的技术力量，由美国华尔街与美元铸币税组成的风险资本（美国每年的全球美元铸币税收益不低于200亿美元），由美国信用卡族组成的产品销售基地，将确保今天美国人创造力的垄断性竞争地位，现在只要一个技术公司在美国市场上位居第一，那它必定就是全球第一。这一点是欧洲人、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可能永远无法做到的。超越美国就是必须超越美国的优点，必须具备比美国更强的开放性、更高的灵活性与更前沿的创造力。而现在在中国大学生当中最热门的计算机技术是美国人20年前的时髦技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全球化的控制力（3）
大萧条是美国经济特质—交易技术托拉斯的产物。1930年的世界性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在工业革命中发展的创造力严重超越市场上的工资价格水平。2008年的美国次级债问题在本质上也是2000年美国网络技术托拉斯崩盘的衍生品，2000年和2008年都可被归结为美国技术托拉斯的熊市周期阶段。未来的美国必然还会创造出新的全球技术托拉斯恐龙，也必然会由此再产生技术托拉斯恐龙的熊市周期或美国第三次大萧条。这是符合美国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的现象，熊彼得所创造的术语叫“创造性破坏”。
现在反托拉斯是美国高级专业律师与大量经济学家们所研究的重要课题。美国各个法学院都设置了反托拉斯课程，这门课程也是所有课程中技术性最强的一门。所有美国大公司的法律顾问团中都有顶级的反托拉斯法律专家，而美国政府也长期聘用大量的反托拉斯法律专家。反托拉斯在美国社会中体现了重要的价值观，美国反托拉斯法律体系与美国技术托拉斯个体之间的生死对抗，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美国社会为保护以开放性、灵活性与创造性为特征的美国文化精神所付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这种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的背后是美国资本主义体系下垄断者的生存空间，压缩这一空间也是将来要挑战美国地位的人们不可战胜的信念。
欧洲是一个平稳宁静的世界，1871年德国人俾斯麦的高福利政策以及欧洲人传统的卡特尔风格，奠定了现代欧洲经济缓慢与舒适的发展方式。下面是一位美国投资人在1925年对一家德国钢铁企业的描述：
这家德国钢铁企业比同等产量的美国钢铁企业复杂。德国公司的很大一部分资金被用来建造成千上万套工人住房，公司炼钢厂的1万多名雇员中有1/4住的是公司提供的住房，公司2万名矿井工人全部住在公司提供的住房或寓所内，这种福利必然与德国的法律有关；住房对工人来说是最实际、最有吸引力的东西；这与我们普通工人的居住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总之，我认为这家德国炼钢厂具备了所有现代钢厂应具有的条件。
1925年的德国文化体现了今天德国与法国经济的“第三条道路”的特征，即高福利的卡特尔体系。简单、理性与责任，包括有节制的全球化意识是现代欧洲的价值观。所以，许多人到德国或法国参与房地产投机的举动都被证实是不明智的。欧洲文化决定了欧洲经济在未来必定是一个“区域性的选手”，其会保证向全世界提供高质量产品与高水平技术工人。强大的传统与历史责任感是欧洲文化的重要财富，未来欧洲的经济强国将扮演世界环保问题的主要责任人与东欧经济的主要扶持者的角色。未来的欧洲将是世界花园，也将是让世界资本无法自由呼吸的地方。欧元在未来不会以一种世界货币的身份存在，它将是美元的附属品。货币来自于文化，文化最终决定货币的定价。
早期的日本经济是由一群日本武士掌管的社会体系。当时，日本武士们对教育的投入与同期在技术领域领先的英国相比毫不逊色。日本有万所学校，43％的男童入学率和10％的女童入学率是日本早期的社会价值观带来的。“明治维新”后，大量的技术型人才接替了武士们的权力，开始掌管日本经济。世界一流的教育培训体系与岛国的战略潜能，为日本大量高水平技术型人才控制日本经济的运行提供了特定空间。“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的经济进入了一个腾飞的时代。这一日本经济腾飞时代的内涵在于，这完全是技术型人才掌握权力的产物，日本企业与日本银行的密切联合，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度，高度集中于日本大藏省的权力，这一切让日本从上至下的每一个经理、员工或日本银行家都围绕着日本的岛国战略行动。在那个时期，60％以上的日本经理人认为，在发放工资时，应考虑到员工家庭的人员数量而给予必要的特别照顾。这种特定的技术型人才的权力体系，必定会强化日本经济腾飞时代的文化。一个普通城市家庭的孩子或一个农村地区普通家庭的孩子，在经历过日本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培训后，会迅速进入日本权力阶层。这种具有强烈大众阶层思想的高水平人士大量进入日本的权力阶层后，日本经济必然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平衡与强大的凝聚力。
全球化的控制力（4）
日本工资收入与美国工资收入的差距迅速缩小，而日本地区的生活费用远高于美国地区。这样一来，在日本的工人只要努力工作与节俭生活，就会变得很富裕。现在，如果把未来的养老金收益折算进来，日本一个60岁的老年人拥有的资产可达45万美元，这是会让美国人与德国人都惊叹不已的用于养老的财富。日本高昂的物价，又为日本的私营企业提供了可观的利润来源，日本大型制造企业在本国可观的利润与银行体系的支持下，就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海外，以完成日本的岛国战略目标。现在日本已经是一个具有极其复杂古怪的经济体系的大国，日本的大米种植成本是美国、澳大利亚与泰国地区的10倍，日本政府向日本农民提供了几千亿美元农业补贴，反对者指出这是日本财政赤字严重恶化的一个原因。
日本农民从日本政府与日本纳税人身上赚取了几千亿美元高额利润，这几千亿美元中的很大一部分被日本农民存进了日本银行或用于购买日本政府债券。这些日本农民现在普遍老了，他们花费几十年心血精心种植的日本大米现在是全球品质最好的大米。美国富人聚居区的顶级日本餐馆，每天都必须从日本进口新鲜的鱼类和蔬菜，以及大米。这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尤其在全球即将面对真正富有的老龄化人群的时代。或许，人们还可以报怨在日本国内投递信件的费用是80日元，而从香港到日本的投递费用不过是13日元。日本的技术型权力拥有者深深明白，日本最终应该进化成富有的岛国社会经济体系。日本经济创造的奇迹，是一群技术型权力拥有者把日本经济腾飞带来的财富均衡地分配给了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与各个团体。未来10年，日本将是全球拥有最多富有的老年人的社会，到时去日本旅行的费用支出中大部分将是环境成本。
日本是一个古怪的经济强国，其政府债务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其居民家庭财产是发达国家中最多的。日本善于把美国的汽车技术转变成更有效率的日本汽车技术，把美国的连锁文化转变成更个性化与更有效率的日本连锁文化，把中国布艺转变成价格达到世界水平的日本布艺，日本最大的创造力是模拟与改进优秀的先进事物。所以，一群日本人必须了解一个特定的可以描述的事物，这样这群日本人才会在这个可描述的事物的基础上创造出世界一流水平；反之，这群日本人就会保守地耗着。
这种日本的民族特征，在日本的中央银行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1998年，日本银行大量破产，其重要原因是日本企业在东盟地区的大量投资所导致的严重问题。理论上，一家中央银行不可能反复犯同一个错误。在2008年全球经济的迅速下滑中，日本是全球发达国家中经济下滑速度最快、下滑幅度最大的，日本央行不明白的是，它于2001年在日本地区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必然会产生大量“日元利差套利交易者”，“日元利差套利交易者”会把日本的货币转移到美国、欧洲、俄罗斯，美国接收由“日元利差套利交易者”转移来的日元货币后，就会出现资产价格上涨的财富效应，大量日本制造商就会被这种财富效应吸引，将日本本土制造基地大量迁移到美国、欧洲或俄罗斯，这种做法在1997年已经被证明是非常严重的错误。2001~2006年间日本央行的行为，实际上是让日本大量工作机会迁出日本地区，而在2008年美国经济的崩盘中，最倒霉的必然是受到日本央行错误预期引导的大量日本制造商。所以，日本经济在2008年遇到双重打击：第一重来自日本制造商的大量犯有战略错误的海外投资；第二重，是长期面临大量工作机会迁出这一严重问题的日本的伤口进一步恶化。因为没有人为日本的中央银行描述过日本未来应该获取的具体框架，所以在日本技术型权力拥有者把日本打造成全球重要经济体后，日本中央银行的战略目标开始变得模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全球化的控制力（5）
1990~2009年，日本经济在如此长的时间内竟然毫无增长，可见日本人保守地耗着的“意志力”有多强。不过，这也充分反衬了1950~1990年，日本技术型权力拥有者把财富均衡地分配给日本社会各阶层所形成的日本社会核心力量的强大。
2009年9月，日本*党人的上台对世界、对中国而言都将是一场“世纪震动”。2000~2009年，日本一直追求的是“弱势日元”政策，“弱势日元”政策为世界经济体系，包括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提供了大量流动性货币。现在日本*党人追求的是“强势日元”政策，这发生在全球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都背负了2009年的巨额政府赤字后，可见日本*党人是疯了。
“强势日元”是日本人的选择，这种政策未来会非常适合日本老龄化社会的经济体系，但对中国的房地产商与中国的银行家们而言，尤其是在2009年的中国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