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头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别动，”金命令道，同时她的两条胳膊以出乎意料的力量从下面把我紧紧抱住。我顺从了。
然后，她就这样带着我，扭着腰后退，向电话机挪过去。
她抓起话筒，向对方报了自己的姓名。就算她刚领完圣餐，走回教堂里的长登上，她的表情也不会比现在更平和、轻松。
“嗨，爱尔丝……不，不用客气……你喜欢，我真高兴。我已经把他送到家了……刚回来……”
她放下话筒，压着火气，骂了爱尔丝一句“母狗”，我们两个一同大笑起来。
“她只想知道，你是不是还在这儿。”
“你认为她知道？”
“我不这么想，而且也不在乎。”
后来——很晚以后，我们手拉手下了楼。
“我想，我还是走吧。真抱歉，这么晚让你出去。”
她一定非常了解这个城市，从空气清新、建筑现代化的江堤，到臭气烘烘、蝇蛆遍地的陋巷。
“你在这个国家住多久了？”我毫不掩饰地带着敬佩的口吻问道。
“十一个月，”她回答。“你若是喜欢上一个地方，不用多久就会对它了如指掌。”
我们驱车穿过宽阔的、灯火通明的街道——这些街道以我们众所周知的政治家的名字命名，我们又驶入那些以不出名的小人物命名的阴暗小巷。甚至那些无足轻重的市议员（金显然全部认识他们）都有自己的小街道——我记得有一条小街叫斯蒂芬？阿旺德街。穿过这些幽暗的小巷，我才相信市政官员关于粪桶的通告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舒适的高级住宅区。
“那边连在一起的十栋房子是建设部长的，”她说。“他以每所房子三千镑的年金出租给各大使馆。”
那又怎么样，我心里说道。你的责备也许是正确的，但你没有这种责备的权利。还是把谴责的义务留给我们，别以支持者或志同道合者的姿态来玷污我们的路向，我们的理想。
“这儿又是一条南加部长街，”我指着左侧，大声说。
“不对。我们看见的靠近喷泉的那条，是南加部长大道，”她说道，我们禁不住大笑起来，关系又和好了。“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以他命名的路，”她说。“可我知道有个环形广场是这样的。”
于是我立即后退了。她这样自以为是地嘲笑谁呢？难道在她自己的国家里不也有许许多多值得嘲笑的事情吗？或者为之哭泣，如果她愿意的话。
“我常常不明白，”她对我无声的抗议无动于衷，继续说道，“为什么他们不以你们国家的历史名人或近代的重大事件，比如你们的独立日，来命名那些街道，就像法国或其他国家那样？”
“因为这不是法国，而是非洲，”我满腔怒火地答道。她显然认为我是在说挖苦话，于是又笑起来。其实，我是用另一种方式要她滚蛋。这会儿我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高兴在我们的贫民窟里兜风。她一定拍了上百张照片，寄给她的亲友们。想想吧，难道她——一位热爱非洲的人——难道她在自己的国家里会接近一位黑人？
人民公仆 第六章
认真地阅读这个故事的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爱尔丝怎么样了？而爱尔丝是我来博里的主要理由之一。我一到此地就给她写了信，并在星期六一早就去医院看望她。
在我们的国家里，一辆插着一面部长旗，由白色制服司机驾驶的美国车，连针眼那么细都可以通过。医院的守门人迅速地打开铁栅门，还给我们行礼。他们还是让我进了女护士宿舍，唤醒爱尔丝来见我。
她虽然睡眼惺忪，可是她那不加掩饰的愉悦却强烈地鼓动着我，使我产生了长久陪伴她的愿望。睡帽包住了她脸的上沿，低低地压在眉毛上，两只耳朵也给遮住了。但除了这个和睡得有点发肿的眼睛，她仍像往常那样有诱惑力。
“你朋友的汽车是什么牌子？”
“凯迪拉克。”
“嗬！就是有名的凯迪拉克？我还头一次看见呢。”她像小姑娘一样兴奋地说。“这么漂亮的汽车！咯咯咯！过上这样的生活，谁还愿意上天堂啊？！”
“怎么说呢，亲爱的。人是永远不知足的。”
我自己打开车门，钻进去，她帮着把门关上。“星期四我就到这儿来——四点钟。快回去睡觉吧，亲爱的。”我摆起主人的姿态坐进了汽车。这种体验对我来说真不寻常。她站在原地不住地挥手，直到车转了弯，看不见了。
星期二傍晚六点钟，部长应邀去参加地方作家书展的开幕式。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类似的展览。大约两点半，他回来吃午饭，手里捧着秘书给他准备好了的开幕词。他之前显然忙于办公，没有时间看它一眼。因此，我以为他现在要坐下来将稿子迅速浏览一遍；但他看都不看就把稿子放在书架上，开始询问我们去医院的事情。直到那时我还没有想到——也许南加本人也没有想到——他要和我一同去。
“但愿我们到达的时候，她们已经准备好了……”
“是的。我已经告诉爱尔丝，六点钟你要到别的地方去。”
“告诉我，奥迪里。你对这位爱尔丝姑娘有多认真？”
“你是说结婚……上帝，不行！她不过是个逢场作戏的姑娘。”
“轻浮的女人？”他眼睛里冒出了火花。
“是的，就是这一类，”我回答。
尽管南加和我已经交流过不少关于结交女人的艳史，可是我总觉得是在被迫用一些不光彩的字眼来谈论女人。事实上我已经把我与爱尔丝第一次相会的故事讲给他听了，不过并没有指名道姓。当然，这种故事我讲一个，南加就会讲五个。最有趣的要算他同一位年轻姑娘的风流韵事了，那个姑娘已经结了婚，却从不把乳罩取下来。相会多次以后，南加才从她身上挖掘出真相，原来她的丈夫（显然是一个非常妒忌的男人）为了吓唬她，使她保持贞洁，在她胸前放了一块咒符；大概他以为这样办，他的妻子不敢袒露胸脯，其他部位更不必说了。
“傻瓜！”我叫道。“自作聪明。”
听到南加说要和我一同去医院，我有点惊讶。我无法冷冷地建议他，留下来，念他的演讲稿。
我们在书展大厅外受到作家协会主席的迎接，在大学时我就对他很熟悉。那时，他还没成为作家，对我来说，他看上去还挺正常的。可是自从发表了小说《黑鸟之歌》以后，他就完全变了个人。我曾看过他接受一份通俗杂志的采访，说他越变越离经叛道，以致现在要亲自设计服装了。从他的穿戴判断，我敢说，他还亲自剪裁衣服。他上身是蓝白格子长袍，圆领，没有扣子，下面是有着褐色条纹的抖抖索索的裤子，是用一种我们叫做迎风绸的亚麻料子做成的。他还长着凌乱的长胡子。
我原以为在作家寥若晨星的国家里，文化部长应该认识每一位作家。可实际上，南加部长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作协主席的名字。
“他是《黑鸟之歌》的作者，”我说。
“嗯，”南加部长回答，他的注意力显然不在这里。
“那么你们的协会也包括音乐家了？”他心血来潮地问道。而当杰里奥回答“不”时，他的心思又转到别处去了。
“你好，杰里奥，”我说着，几乎怀着怜悯的心情同他握手。他问候了一声，握住我的手，可他显然不记得我的姓名，并且对我也不特别关注。这令我有点难过，我立即对他和他那副蠢样子产生了一种藐视的感觉。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又问。
我真不知道怎么来形容我的感觉。要是杰里奥刚才没有对我表现得那么自命不凡，我也许还会同情他，而现在，我不能不承认，看到他的窘态，我暗暗高兴。
“你穿的衣裳，是你们那个地方的民族服装吗？”南加部长继续不依不饶地问道。
“我高兴穿什么就穿什么，先生，”作家突然起来反抗了。
“告诉你，”南加部长以一种稍为温和而坚决的音调说。“如果你要我参加你的什么仪式，你就必须穿点规矩的衣服。你要么穿一件西服套装，……要么就穿我们的民族服，要是你不喜欢西服的话，这才合乎礼仪。”
南加部长谈到衣服时，转向我的方向赞许地点点头，这使我十分窘迫；尽管我也不喜欢杰里奥这种标新立异的打扮，可我也不愿意被当做正规着装的典范。
虽然一开始就闹了个不痛快，可是杰里奥先生把戏唱了下去，即便是阴沉着脸。他对南加部长说了许多赞美之词。南加部长神态优雅地站起来，两手灵巧地把衣袖挽到肩膀。他并没有立即宣读他那份准备好的稿子，而先自创了几句开场白。
“诸位知道，杰里奥先生是协会主席，他为非洲文化的发扬光大出了许多力。我相信杰里奥先生本人曾经创作过一支辉煌的歌曲，名叫……哦……叫什么来？”他问杰里奥先生。幸好他的无知由于他风趣的口吻而被误解了，大家用笑声对他表示敬意。
我没怎么注意南加部长的致辞。在跟爱尔丝交头接耳地交谈的空隙，我就回想当天夜晚，或者考察大厅里的人穿着什么衣服这类毫不相干的事。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男人。他的衣服是用某种比较贵重的、欧洲产的毛料做成的——这在当时并不少见。但使我惊奇的是，裁缝把料头上那薄薄的黄色小边条留了下来，厂商在上面印了连续不断的、清晰的黑体字：100％羊毛，英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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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仆 第七章（1）
南加部长是一位天生的政治家；无论他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都能逃脱罪责。只要人们受心和肚子的支配，而不是受大脑的支配，这个世界上的南加部长就可以继续为所欲为不受谴责。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一位文化部长公开宣称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国家最著名的小说，而且还受到喝彩。
致辞结束后，杰里奥和《麦基特日报》主编上前向他祝贺，并索要演说稿。几天前，主编来部长家拜访时，我就认识他了。他身体肥胖，看见我来到这个大厅，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安，我则密切注意着南加部长，看他是否有让我起身离开的最轻微的表示。可是没有发现这种迹象。相反，我觉得他分明要我留下。因此我留在那里。我们的来访者浪费了好多时间才进入正题。我大概听出来的是，他及时遏止了某些会危及南加先生利益的事情，然后又从部长那儿“小小意思”地要来一张五镑的钞票，说是为了解决他与房东由于房租产生的纠纷。
“明白了吧，当部长意味着什么，”等他的来访者一离开，南加部长说道。他的声音含有一种奇怪的厌倦情绪，我突然为他感到难过。我从未见过他脸上出现这么沮丧的神情。“要是不给他一点，明天他就会乱写我。他们说这是新闻自由。依我看，这不过是侮辱清白无辜的人，诋毁他们的人格。我真不明白，我们的政府为什么那么害怕跟他们周旋。我不是说他们不应该批评——除了上帝，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他们应该进行建设性的批评……”该有八点钟了——天已经黑了——我们离开书展，驱车回家。车一发动，我就把手放在爱尔丝的膝盖上，和她的手握在一起，我又大胆地将另一只胳臂以一种占有者的姿势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