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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荒野侦探（67）
利桑德罗？莫拉莱斯，萨埃塔墨西哥人理发店，拉维拉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0年1月。
阿图罗？贝拉诺的书终于出版时，贝拉诺已经成为幽灵作家，我也快成幽灵出版家了。我知道终会有这么一天。有些作家就是灾星，运气太差，你最好把他们弄清楚了，不管你是否相信厄运。即便你是个实证主义者或者*主义者，你也得像躲瘟疫般远离这些人。我想说句发自肺腑的话：要相信自己的直觉。我知道出版那孩子的书无异于在玩火。我被火烧着了，我并不怨天尤人，但略微反思一下错在哪儿绝对没什么不好，因为别人的经验往往也能拿来为他人所用。我现在经常酗酒，经常在酒吧里消磨一天，把车停在远离自己住的地方，回家时总要朝四周打量一番，免得被讨债公司的人吓一跳。
晚上我老睡不着觉，然后就喝得更多。我有些根深蒂固的迷信，总觉得一个雇佣杀手在跟踪我。没准两个呢。我在这场灾难发生之前就已经是个鳏夫了，感谢上帝，所以，我至少因为让可怜的妻子免受这场磨难而稍感安慰，这场需要穿越在尽头等待着所有编辑们的阴影的旅程。尽管，有时晚上我不禁自问为什么这事会让我碰上，所有的人只有我碰上了，但是从内心深处，我坦然地听天由命。独处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尼采（我1969年出版过他的格言选的平装本，当时可怕的特莱特洛尔科惨案还处于酝酿阶段，顺便说一句，它取得了巨大成功）或者弗罗雷斯？马贡说过这话。我们还出过一本他的篇幅不长的军事传记，是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写的，卖得也不坏。
独处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这是冰冷的慰藉，因为就算我想要人陪伴，也没有人想接近我了。那个杂种巴尔加斯？帕尔多不会，他现在在另一家出版社工作，但职位比替我工作那会儿低微，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们，昔日在我光彩荣耀时取暖的文人，没有一个人来找我。没有人想跟一个活标靶并肩而行。没有人愿意跟一个已经散发着腐肉臭气的人并肩而行。至少现在我明白了以前只是隐隐约约直觉到的东西：每个出版商后面都有一个雇佣杀手跟着。这个杀手可能很高贵，可能是个文盲，但却受最黑暗的利益的驱使。有时——噢，这简直是喜剧性的讽刺——那些利益，显得如此虚荣和愚蠢，就是我们自己。
我对巴尔加斯毫无怨恨。有时我想起他时还充满了某种爱怜。说心里话，我不相信有人说我的公司败落在那本我洋洋得意地抓在手中的杂志上。我知道自己的厄运源于别处。当然，巴尔加斯以其罪恶的天真在我的破落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最终这不是他的过错。他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事情，我也不责备他。有时，喝了很多酒时我发现自己在诅咒他，诅咒他和那些忘了我的文人们，诅咒那些在黑暗中等待我的杀手们，甚至排字工人们，在荣耀或者默默无闻中消失，但接着我又释然，不禁放声大笑。你还得活下去，这才是全部。那天我从马拉？森达酒吧出来，在路上碰到一个醉汉这样告诉我。文学不过是垃圾。
华金？芬特，埃尔？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莱昂纳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联邦区郊外，1980年4月。
两个月前，奥尔巴罗？达米安来看过我，说有事要告诉我。那就告诉我吧，我说，请坐，我听听。那个奖完了，他说。什么奖？我说。劳拉？达米安青年诗人奖，他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跟他相处得不错。为什么会这样，奥尔巴罗，我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没钱了，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我很想这样说（我向来是一个坚定的反资本主义者），可我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个可怜的人看上去疲惫不堪，容颜忧伤。
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我想我们聊了会儿天气以及从精神病院望出去显得还不错的风景。他说：今天好像挺热的。我说：是啊。然后我们默默地坐在那里，有时我一个人唱着歌，他沉默不语，最后他会忽然说（例如）：瞧，蝴蝶。我就说：是啊，这儿有很多蝴蝶。我们这样打发一会儿时间，聊天或者一起读报（但在那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没有读报），奥尔巴罗？达米安说：我得告诉你。我说：你得告诉我什么，奥尔巴罗？他说：劳拉？达米安奖完蛋了。我很想问他为什么，为什么要特意告诉我，但接着我又想，很多人，特别是在这里，有很多事情要告诉我，尽管我实在无法理解急于分享的那种冲动，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因为聆听没有什么坏处。
后来奥尔巴罗？达米安走了，二十天后我女儿来看我，她说，爸爸，我本来不想跟你说这个，但我想最好还是让你知道吧。我说：说吧，说吧，我洗耳恭听。她说：奥尔巴罗？达米安朝自己头上开了一枪自杀了。我说：奥尔巴罗怎么会干这种可怕的事啊？女儿说：他的生意坏透了，他崩溃了，他其实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说：可是他可以到精神病院来跟我一起过啊。女儿笑了，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她离开时我开始想奥尔巴罗？达米安和劳拉？达迷安奖，这个奖已经完了，我还想到埃尔？雷普索的那些疯子们，这里谁也没有安身之地，又想到四月，灾难的残忍莫甚于此，这段时间我坚信不疑，一切将会变本加厉地恶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