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乔和安格丽卡竖起一道屏风把房间划成两半，然后两个人就坐床上了，我听到他们开始窃窃私语。
我走到玛丽亚跟前，恭维水彩画如何之好。她连头都没有抬。我又试了另一个策略：我谈起本能现实主义和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我还把眼前那幅水彩画当做一幅本能现实主义的作品分析了一番（屏风那边的窃窃私语让我越来越紧张，到了心惊肉跳的地步）。玛丽亚？芬特终于看着我笑了：
“我才不屑于那些本能现实主义者呢。”
“可我想你大概也属于这伙的成员吧。我是说这个流派。”
“你在开玩笑吧？如果他们别取这么个恶心的名字我没准会加入这个团体……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跟内脏之类的本能之物沾边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恶心。”
“那你愿意管它叫什么呢？”
“哦，我不知道。也许会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吧。”
“我想库埃纳瓦卡已经有一个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的团体了。我们正努力在全拉丁美洲范围发起一场运动。”
“在拉丁美洲范围？拜托！”
“嗯，这是我们的长图远谋，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你是谁呢？”
“我是利马和贝拉诺的朋友。”
“我怎么从没见过你啊？”
“我是不久前才认识他们的……”
“你是阿拉莫诗歌班上的那孩子吗？”
我的脸色红起来，可我搞不清楚究竟为什么要脸红。我承认是在诗歌班上认识的。
“这么说来库埃纳瓦卡已经有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了，”玛丽亚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我应该去库埃纳瓦卡生活。”
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15）
“我在《至上报》看过报道。那是些搞绘画的老人们的组织。我想是群旅行家吧。”
“莉奥诺拉？卡林顿就住在库埃纳瓦卡，”玛丽亚说，“你不想谈谈她吗？”
“嗯，不想。”我说。我还不知道莉奥诺拉？卡林顿是谁呢。
这时我们听到了呻吟声。我立刻断定那不是愉悦的而是痛苦的呻吟。这时我忽然想起过了好一阵子才听到屏风背后传来响动。
“没事儿吧，安格丽卡？”玛丽亚说。
“我挺好的。去散会儿步吧，带上那个家伙跟你一起去吧。”安格丽卡？芬特用闷声闷气的声音回答说。
玛丽亚懊恼和不耐烦地把画笔朝地板上一掷。我从地板砖上的墨迹判断妹妹恳求拥有点小小隐私的要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跟我来。”
我跟着她来到后院一个隐蔽的角落，一面藤蔓覆盖的高墙旁边摆着一张桌子和五把金属椅子。
“你觉得他们会……”我说完立刻就对自己的好奇感到后悔了，我本来还指望她也有这份心思呢。幸运的是，玛丽亚气愤得没有太留心我的话。
我们谁也不吭声地坐了会儿。玛丽亚轻轻地敲击着桌子，我好几次把腿跷起又放下，很投入地忙着研究院子里的花花草草。
“行了，你还在等什么啊？给我读几首你的诗。”她说。
我读啊读，最后读得一条腿都麻了。读完后我怯生生地问她喜不喜欢。后来玛丽亚请我上大屋子里去喝咖啡。
我们看到她父母正在厨房做饭。他们似乎还挺开心。玛丽亚介绍了我。她父亲的表情没刚才那么癫狂了。他其实对我挺好的，问我学什么专业，要如何在法律和诗歌之间求得平衡，阿拉莫有多么老气横秋（他们好像彼此挺熟悉，没准孩提时代就是朋友呢）。她母亲说的那些没影儿的事我几乎都想不起来了：我想她提到科约阿坎举办的一场降神*，她最近刚去过那里，还提到1940年代一个唱老情歌的歌手灵魂一直无法安息。我都搞不清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看到胡吉托？芬特守在电视机前。玛丽亚既不跟他说话也不介绍我们认识。他只有十二岁，留着长发，穿着像个流浪汉。他管谁都叫做纳科或者纳卡。他对妈妈说，没门，纳卡，办不到。对父亲说，纳科，听我慢慢说嘛。对姐姐说，没错，我的纳科或者纳卡，你简直太棒了。对我说，嗨，纳科，怎么样啊？
据我所知，纳科主要指住在城里的印第安人。胡吉托用这个词肯定别有含义。
11月15日
今天又去芬特家了。
整个过程跟昨天完全一样，仅有些微不同。
我跟潘乔在格劳利塔起义者大道附近一家叫“基塔纳罗的洛托”的中国餐馆碰头，我们喝了几杯咖啡，吃了点主食（我自己掏的钱），然后就去康德萨小区。
我们按了门铃后又是芬特先生来开门，状态跟昨天一模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距离踏上疯狂之路又近了几步。当他握住潘乔伸出的兴高采烈的手时，两只眼睛快从眼窝里鼓出来，显得冷漠无情，看不出丝毫认出我的迹象。
玛丽亚一个人待在后院的小房子里，她还在画昨天的那幅画，左手拿着同一本书，不过这次录音机里放的是奥尔加？桂洛特［1］奥尔加？桂洛特（Olga Guillot，1922—），古巴知名女歌手，被誉为“波莱罗舞曲之后”。［1］而不是比莉？郝乐黛的声音。
她的态度依然冷冰冰的。
潘乔依旧重复昨天的老路数，找了把小藤椅坐下等安格丽卡来。
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16）
这次我小心翼翼地别对胡安娜进行任何价值评判，我先是全神贯注地欣赏藏书，然后又去欣赏那幅水彩画，站得离玛丽亚很近，但仍然保持着某种谨慎的距离。那幅水彩画已经发生了重大改观。我记得泥石流旁边的两个女人本来是摆出一种严峻或者至少是很严肃的姿态，现在已经挽着彼此的胳膊，其中一位在大笑或者假装大笑，另一位在哭泣或者假装哭泣。泥石流（显然是泥浆，因为还泛着红色或者朱红色）上漂着洗涤剂瓶、光秃秃的洋娃娃和满是耗子的柳条篮。那两个女人的衣服褴褛不堪或者打满了补丁。天空上（或者至少在水彩画的上半部分）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在画面的下半部分，玛丽亚已经绘制出今天早晨墨西哥城的天气预报图。
这幅画有点杀气腾腾。
后来安格丽卡容光焕发地走进来，又跟潘乔竖起那道屏风。玛丽亚作画的时候我沉思默想了片刻：我脑子里丝毫不再怀疑潘乔拉我上芬特家是为了在他和安格丽卡办事儿时，让我扰乱玛丽亚的注意力。这样干似乎非常不公。之前，在那家中国餐馆里，我曾问过他是不是自视为本能现实主义者。他的回答含含糊糊、啰里啰唆。他谈了一通工人阶级、毒品、弗洛雷斯？马贡、墨西哥革命中的几位关键人物。他说自己的诗肯定将在贝拉诺和利马很快就要创办出来的那份杂志上发表。如果他们不发我的诗，那他们就去操蛋吧，他说。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潘乔一门心思惦记着的事儿就是跟安格丽卡睡觉。
“你没事吧，安格丽卡？”玛丽亚说，跟昨天如出一辙的痛苦的呻吟声又开始了。
“没事，没事，我挺好的。你能去散会儿步吗？”
“可以啊。”玛丽亚说。
我们再次在那片爬满青藤的墙下那张铁桌旁边无可奈何地坐下来。我的心都碎了，没有任何拿得出来的理由。玛丽亚开始给我讲起她们童年的故事，这些故事乏味至极，她讲这些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打发时间，而我装出兴味盎然的样子。什么小学、她们参加的第一次派对、高中、对诗歌的共同挚爱、旅行、周游列国的梦想、《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杂志，她俩都在这份杂志上发表过作品，还谈到安格丽卡获了劳拉？达米安奖……她讲到这儿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停顿了片刻），我问劳拉？达米安是干什么的。这样问纯属本能。玛丽亚说：
“一个诗人，年纪轻轻就死了。”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她死时才二十岁。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怎么没有读过她写的任何东西呢？”
“你读过洛特雷阿蒙的东西吗，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说。
“没有。”
“哦，你没有听说过劳拉？达米安那就不奇怪了。”
“实在不好意思。我知道自己挺无知的。”
“我没有说你这个的意思。我只想说你还很年轻。劳拉只出过一本叫《缪斯的源起》的诗集，还是自费印的呢。那是本遗作，父母资助印的，父母太疼爱她了，从来都是她的第一读者。”
“他们一定很有钱吧。”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如果他们有能力独立出资设一个年度诗歌奖的话，他们肯定是很有钱了。”
“嗯，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给安格丽卡发的奖金并不多。这项奖的意义更多是在权威性上而不在钱的多少。甚至连权威性都谈不上。毕竟，他们只颁给年龄不到二十岁的诗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17）
“那是劳拉？达米安去世时的年龄。太恐怖了。”
“不是恐怖，而是伤心。”
“颁奖的时候你在场吗？劳拉的父母亲自来颁发吗？”
“是啊。”
“在哪儿呢？在他们家里吗？”
“不，在大学。”
“哪个系？”
“文学系。劳拉曾经在那个系里读书。”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我觉得好像没有丝毫可恐怖的。让我说，你才恐怖呢，加西亚？马德罗。”
“你知道吗，你叫我加西亚？马德罗时简直能把我气死，那感觉就像我管你叫芬特。”
“人人都这么叫你，我干吗非要叫得跟别人不同呢？”
“好吧，不说这个了。再给我讲讲劳拉？达米安的故事吧。你没有去角逐这个奖吗？”
“角逐了，但安格丽卡得奖了。”
“安格丽卡之前有谁得过？”
“一个来自阿瓜斯卡连特斯的女孩，在国立自治大学学医。”
“再之前呢？”
“再之前没有人得过，因为那个奖还不存在呢。我明年可能会参加，但也说不准。”
“你要得了奖，会拿奖金干吗？”
“也许去欧洲旅行吧。”
我们沉默了片刻。玛丽亚？芬特在考虑还不曾探索过的异国他乡，而我却在想着那些日夜跟她*的外国男人。这个念头连我都觉得吃惊。难道我爱上玛丽亚了吗？
“劳拉？达米安是怎么死的？”
“她在特拉尔潘被车撞了。她还是个孩子啊，她的父母彻底崩溃了。我想她母亲甚至都想自杀。这么年轻就死了，一定伤心极了。”
“一定伤心极了。”我说，同时想像着玛丽亚？芬特在一个七英尺高的英国男子的怀抱中，他白皙得简直像个白化病患者，那条长长的粉红色的舌头伸进玛丽亚薄薄的嘴唇里。
“你知道该向谁了解劳拉？达米安吗？”
“不知道，问谁？”
“乌里塞斯？利马。他们是朋友。”
“乌里塞斯？利马？”
“是啊，他们好得难分难舍，他们一起上学，一起看电影，互相借书看。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不知道。”我说。
我们听到小房子里传来一阵噪声，我们坐着听了会儿动静。
“劳拉？达米安死的时候乌里塞斯？利马有多大？”
玛丽亚没有回答。
“乌里塞斯？利马原来并不叫乌里塞斯？利马。”她声音沙哑地说。
“你说那是他的笔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