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房租一定要全部结清，这是利玛斯先生专门交代过的。如果这样的人不是绅士，这世界上还有绅士吗？天知道他哪来的钱付房租，但他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无可指责。就算他打那个杂货商的事，也是做了一件大家很久以来就想做的事情。那间房间？哦，房子又租出去了，现在住的是名韩国来的先生。利玛斯被带走后两天，新房客就搬了进去。
她现在还去图书馆工作的原因只是在那里能感受到他的存在，至少那里有他触摸过的梯子、书架、书和书目卡片，也许有一天他还会回到那里。他说过他再也不回来了，可她不相信那是真的。这就像有时候觉得世界末日到了，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一样。克莱尔小姐认为他会回来，因为发现他还有一些工资没有领走。像他那样的魔鬼，居然少领钱而不计较，这又让克莱尔小姐非常愤怒。利玛斯离开以后，丽兹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打那个杂货商？她知道他的脾气不好，可也没有到打那种人的地步。那件事应该是他早就计划好，一旦病好了就会去实施。不然的话，打人前的那个晚上他为什么要和她告别呢？那是因为他知道在第二天就要去打人了。她拒绝接受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他对她厌倦了，决定离开她。第二天因为分手使他情绪不好，所以才在一怒之下打了那个杂货商。她早就知道，也一直了解的是，他有一项必须要去完成的使命。他甚至亲口说过这个问题。当然那是什么样的使命，丽兹并不了解。
她本来以为他和那个杂货商吵起来后，勾起了他心中压抑多年的仇恨，可能是因为婚姻或家庭问题，造成他心里有阴影，所以才打了人。可是，任何见过那个杂货商的人，都会觉得打他那种人是件很荒唐的事情。那人是个典型的小市民，为人谨慎、守旧而平庸。而且就算阿历克和那个杂货商有仇，他也没有必要在周六商店最忙的时候打人，他难道要让大家都看到他打人吗？
在她参加的党支部会议上，大家也谈论过这件事情。支部管账的乔治·汉比那天正巧路过那家店。因为人多，他没有能看到打人的全过程。但那里有个看到整个过程的人，把情况都告诉了他。汉比对这件事印象很深，还给《工人报》打了电话。后来对利玛斯的审判中，《工人报》派人去了，还在报纸上作了较多的报道。《工人报》上的文章说，这件事是对社会的抗争，是人民意识的觉醒，是对剥削阶级仇恨的体现。把情况告诉汉比的那个人（是个戴眼镜的小男人，算是小白领的那种人）说，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照他的说法是出人意料。总之，这让汉比更加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民的残酷压迫。汉比谈论的时候，丽兹很少说话，当然支部里也没人知道她和利玛斯的关系。她只是觉得非常讨厌乔治·汉比，认为他是个轻浮、下流的小男人，总是色眯眯地看着她，总找机会想摸她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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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利玛斯的朋友（2）
后来那两个男人打电话给她。
她觉得那些人如果是警察的话，显得太干练了一些。他们是开着一辆装有天线的黑色小车来的，其中一个人长得矮，且相当胖。那人戴眼镜，身上穿着昂贵而不太合身的衣服，是一个可亲而有些神经质的男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丽兹对那人就有一种信任感。另一个男人长得比较普通，但显得很年轻，丽兹估计他四十岁不到。他们说他们在特种部门工作，出示过塑封并且带照片的工作证。开口说话的基本上都是那个胖男人。
“我相信你和阿历克·利玛斯关系不错。”他这样开头说。她听到这样的话应该会生气的，可对方说得那么真诚，让她有火也发不出。
“是的。”丽兹回答，“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是前段时间碰巧知道的。人进了……监狱以后，必须留一个亲友的姓名地址。利玛斯说他没有亲友。那当然不是真话。监狱的人告诉他，如果他在监狱里出了什么事，监狱方也好通知他的亲友。利玛斯于是就给了你的名字。”
“明白了。”
“还有别人知道你们这种关系吗？”
“没有。”
“开庭的时候你去了吗？”
“没去。”
“有记者、债主之类的人找过你吗？”
“没有，我说过了，没人知道我们的关系，连我父母都不知道。我们在图书馆共过事，就是那家精神病学研究图书馆。那里还有一个叫克莱尔小姐的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不过她不可能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她是个很古怪的人。”丽兹简单地把情况讲了。
那个矮个男人很严肃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接着问：“利玛斯打杂货商那件事，你觉得意外吗？”
“是的，当然。”
“你觉得他打人的原因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是因为那个杂货商不肯赊账给他吧。他就是那样的人吧。”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得太多了，可她真的想找个人说说这件事。她很孤独，反正说说也没有什么坏处。
“可那天晚上，也就是出事前的那个晚上，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有些特别意义的晚餐。阿历克的意思我明白，那是我们最后度过的夜晚。他那天不知从哪里找来一瓶红酒。我不太喜欢喝红酒，大部分都是阿历克喝的。后来我问他：‘这算是告别吗？’——是不是全都结束了的意思。”
“他怎么回答的？”
“他说他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
双方沉默了很长时间，矮个男人看上去更加地担心。最后他问她：“你相信他的话吗？”
“我不知道。”她突然非常地为阿历克担心，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男人又问：
“利玛斯结过婚，还有两个孩子。他告诉过你这个情况吗？”丽兹没有说话。“尽管如此，他在入狱时留的亲友情况还是你的名字。你认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矮个男人提这个问题时，好像还有点难为情。他问的时候，看着自己握在一起的两只胖手。丽兹的脸红了。
“那时我正爱着他。”她回答说。
“那时候他也爱着你吗？”
“也许吧，我不知道。”
“你现在还爱他吗？”
“是的。”
“他有没有说过会回来找你？”年轻一点的男人说。
“没有。”
“可他向你告过别，对吧？”另一个男人马上问道。
“他和你说过再见吗？”矮个男人用平缓、客气的口吻重复问了一遍。“我保证，这些问题不会对他有任何不利，我们是想帮他。如果你知道他打杂货商的缘由，哪怕是他的一些暗示也行，那就请你告诉我们。这都是为了阿历克好。”
丽兹摇了摇头。
“请你们走吧。”她说，“你们不要再问了。请你们现在就走。”
走到门口时，那个年长的男人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轻轻地放在桌上，像是怕发出声响似的。丽兹觉得他是个很害羞的小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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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利玛斯的朋友（3）
“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如果有任何利玛斯的消息，或者……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明白了吗？”
“你是什么人？”
“我是阿历克·利玛斯的一个朋友。”他犹豫了一下。“还有一件事，”他加了一句，“最后一个问题。阿历克知道你是……阿历克知道你党员的身份吗？”
“知道，”她无助地回答，“我告诉过他。”
“党知道你和阿历克的关系吗？”
“我告诉过你，没有别的人知道。”脸色苍白的她突然哭了起来，“他在哪里？告诉我，他现在哪里？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在哪里？我能帮助他，你们不知道吗，我能照顾他……他就算发疯了，我也不在乎，我发誓不会……我给他在的监狱写过信。我知道我不应该写信去的。我就想对他说，我会一直等他回来，我会永远地等下去……”她哭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站在房间当中，用手捂着脸不停地抽泣。那个矮个男人在一边看着她。
“他去国外了。”他温柔地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没有发疯，可他不应该告诉你任何情况。真是遗憾。”
年轻点的男人说：“我们会尽力照顾你。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都可以。”
“你们是什么人？”丽兹又问道。
“我们是阿历克的朋友。”年轻的男人再次这么说，“好朋友。”
她听到他们悄悄地下楼出了门。她从窗口看到他们乘上了一辆黑色的小车，向公园方向开走了。
她这才想起了那张名片。走到桌边拿起名片看了起来。名片很高级，她觉得不是警察用得起的那种名片。立体印刷的名片上，没有职务，没有警局名称，什么都没有。姓名前的称呼是‘先生’，上面的地址也绝不是警察住得起的地方。名片上印着：乔治·史迈利先生，下面是地址和电话。
真是太奇怪了。
12 东边（1）
利玛斯解开了他的座椅安全带。
据说要死的人会有一种突然的快感，就像扑火的飞蛾一样，在圆满的感觉中走向灭亡。利玛斯决定跟对方走以后，一时间就有了类似的欣快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随后又回到恐惧和渴望之中。
他现在应该求稳，头儿对一切的判断是正确的。
去年年初，他对雷迈克的情况有了新认识。那时候卡尔向他传递了一个信息：要送给他一些特别的东西，他很难得地要来西德一趟，要去卡尔斯鲁厄市参加一个法律研讨会。
利玛斯于是想办法飞到了科隆，在机场弄到了一辆车。那时还是清晨，他希望路上车会少一些，可通往卡尔斯鲁厄的高速公路还是有不少重型货车在行驶。他半小时就开了七十公里，在车流间左冲右突，为了赶时间，不惜冒险。前方四十米处，一辆像是菲亚特的小汽车突然向他所在的快车道拐进来。利玛斯紧踩刹车，晃大灯，按喇叭，在千钧一发之际避让开了那辆车。他超过那辆车时，眼睛余光看到那辆车的后排坐着四个孩子，在笑着挥手。还瞄到开车的父亲那张愚蠢而惊恐的脸。他骂着向前开去。突然间，非常突然之间，他的双手颤抖，满脸通红，心怦怦狂跳。他坚持着把车在路肩上停下，手忙脚乱地下车，站在外面喘粗气，看着路上川留不息的车流发呆。他好像看到他撞上了那辆小车，车全都被撞毁了，疯狂的警笛和闪烁的警灯，孩子们残缺的躯体散落在路上。
后面的路上，他车开得很慢，错过了和卡尔见面的约会。
以后他每次开车都能唤起他内心深处的这个记忆，想起在那辆车后排向他挥手的孩子们，想起那个像农民握犁头一样紧握方向盘的父亲。
按头儿的话来说，这是他心里的阴影。
他沉闷地坐在飞机中部。旁边的座位上是个美国女人，穿着高跟鞋和尼龙外套。他曾想过让那个女人带个信给柏林同事，但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那女人也许会认为他是在骚扰她，闹出的动静就会全被彼得斯看到。话说回来，那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头儿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一切本来就是头儿策划的。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头儿没有谈过这些问题，谈的都是些技术问题。
“不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