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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和一种意识形态，最终是否得到尊敬和支持，并不在于修院子和吃鱼的技巧，也不在于多么懂得宣扬自己为人民谋福利的辛苦劳顿，不在于煌煌武功和巧言令色，只在于道义。
这个事漫说别人，连我姥姥都深有体会。满洲国时期她在日本人的工厂做过工，日本监工来了，她就假装努力工作，日本监工走了，她就把工具一摔，呸，×你妈，小鬼子！这就是她的态度。日本人轴，或许真如李宗仁所说，在战术上无人能敌，在战略上毫无眼光，掠夺资源是真的，把中国东北当成了自己家也是真的，开了好多工厂，把沈阳建得比东京还繁华。日本开拓团原来都是稻农，一到沈阳，傻了，国际大都市！这个大都市要靠中国工人的劳动来维持运转，可是他们磨磨蹭蹭。如今汉语里有个词汇叫“磨洋工”，正是我姥姥他们的作为所致。
我问我姥姥，你信不信“王道乐土”之类的？她说，信个屁，要建乐土，怎么不自己家建去？
你看，福泽谕吉以降的历代日本精英们创立了一个如此动听的思想体系，却连一个中国女工都骗不过。这是为啥呢？日本民族颇有优长之处，可是在二战中，没有人比他们输得更惨，吃的苦头更多，这又是为什么？历史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可是有一种，我看是最不可颠覆的，那就是孟子说的话：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最终，一个社会的最可警惕的危险就是，它看似拥有一切，钱有的是，权力有的是，武力有的是，可是仁……这个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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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在一号线
每周大约次，我搭乘终究悲哀的一号线地铁去上班，就像一只蛔虫卵被运送到北京的东面。北京地铁的新线路都有一副G2成员国的派头，像10号线什么的，车也新，座位也软，仿佛还泛着奥运会的光泽。可这一号线不行，多是灰不呲咧的旧车，连空调都没有，破电扇吹得我都快得羊流感了。它还特有国营企业的威严，给乘客们立了好多规矩，不许乞讨，不许喧哗，还不许有伤风化等等——每个隧道口都有警示牌：“禁止入洞！”可是它自己不大讲规矩，有时候站台上人太多，司机把人一放，马上关门，哼哧哼哧就土遁了。另一些时候它开着开着，播音器里就传出一段赖唧唧的北京土话：奉上级指示，列车在西单站通过不停车。敢情你要是非到西单不可，还得去请示一下“上级”。它的话语系统还停留在80年代中期呢。
只需买一张两块钱的卡片就可以回到1985年，绝对物超所值，因此我很享受每个单程的40多分钟。我大幅度地提高了自己睡觉的本领，站着也能睡，而且绝不会打趔趄。有时我也像别人一样玩PSP，打4局新手级的实况足球，即便率领阿森纳队对决中国国家队，胜负也殊难预料。大多时候我则拿本书看。我想我虽然沦落到地铁当中，只要坚持学习，就一定有晋升到更高阶级之希望。我发现从我上车那一站到大望路，《灯草和尚》可以看43页，《痴婆子传》就只能看36页。
倘若严肃地讲讲我的地铁见闻，那么我就得说自己看到的情形跟诗人庞德的名句完全一致：“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没错，就是这种昏暗和缺乏生机的气氛，虽然还不至于幽闭恐怖。我下过两次煤矿，在那巷道里你才觉得害怕呢，因为你总是忍不住想：他妈的，我在地下600米啊。我以前只知道自己有恐高症，去了煤矿才知道还有恐深症。然后你就盯着那些瓦斯探测器看，可是毫无悬念地，它们一定亮着浓度超标的红灯。于是那些煤矿工人们走下矿车，在积水的巷道里PIAPIA地走啊走，一直走向恶龙的洞穴。
地铁里则是安全的，人们怏怏不乐，只是因为要纯然地浪费一小段时光而已。作为一个具备生理特性的人类，我曾有很多次坐出租车而感到快乐，因为那是美好的日子，微风吹佛着你身边的小小世界，而阳光像无边的红色星云一般浮漾在你闭起的眼睑周遭。你有机会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至少你可以看看街边的树木在空气中摇摆的样子。可是在地铁里你从来不会感到快乐。你看到车厢里灯光灰白，色彩单调，人们坐着或者吊着，总是表情呆滞。你也会看到有人沉浸在遐想之中，幻想到了什么好事而突然展露奇怪的微笑，甚至不出声地嘟哝了几句。你看到有人试图打扮得衣冠楚楚，可是皮鞋上积满了灰尘。你听到旁边的几个小女孩抱怨这个月的奖金太少，上个月还有50块哩，然后你瞥过去一眼，发现她们果然不怎么好看。
总的来说，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各色人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而这本质在地铁中尤具显性，那就是无论快乐还是烦恼，人们都沉浸在梦幻之中。我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过着完全明智的生活。你知道一个坐地铁的在幻想自己开宝马，开宝马的在幻想自己住一栋有15亩草坪的别墅，住大别墅的呢，机关算尽太聪明，不成想还是免不了得罪人，进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挺事儿的，可是每个人都会在有些时候出神，幻想点儿什么莫可名之的事物。我不能说这激起了我对人类的怜悯之情。怨憎会，求不得，生活大抵如此，没什么新鲜的。我只是在有一天发觉，我这么想事情，跟释迦牟尼也差不多嘛！佛祖35岁悟道，恐怕还没我早呢。
可是我觉得“觉悟者”也不稀奇，悲悯与善良一样，只是中年觉悟的题中必有之义罢了。与此相反，我发现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走向恶龙的洞穴之前是否干过点儿什么真正的精彩的、有劲的、别样的事情。解构地说——至少我得学会倒立着睡觉，让一号线里的人们以为我是蝙蝠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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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邦里的怪叔叔
今天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我正在看的一本小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叫基列共和国的虚拟国家的事儿，它的前身是美国，如今已经被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控制。基列共和国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现代文明有什么，它就否定什么，我们喜欢干什么，它就不让干什么。我们喜欢了解外面的世界，它就钳制资讯流通，我们想说话，它就说撒它阿泼，我们享受饮食男女的欢娱，还发展了此类幽默，它就不许我们嬉皮笑脸。在这个国家想做个公民近乎做梦，做个有活气儿的人也不容易，只有无知的天阉才会感到如鱼得水。
这类小说叫做“反乌托邦小说”或“坎坷邦小说”，说的是国家政权极端地压制自由，以人民为刍狗，《1984》和《美丽新世界》都是个中翘楚，近作则经常强调科技之可能助纣为虐。
在不义的社会里，科技会助长不义。石黑一雄有一部此类小说叫《千万别丢下我》，写的就是一帮小孩活着活着，突然发现自己是克隆人，都是器官移植的宿主。这种邪恶在两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再比如，圣意在古代行之不远，村夫野老尚可活得逍遥自在。到了现代，大喇叭喋喋不休，就要控制人的思想。这种可能性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级数增长的，收音机效率更高，电视更有蛊惑力，互联网更能营造舆论场，等等。倘若长期以往，一些老百姓就会迷糊起来，大喇叭说什么信什么，失去独立思想。有些年轻人比较聪明，会痛感这一切荒唐不经，那么怎么办呢？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利用科技，拉起一个自己的大喇叭。可是反乌托邦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不是吃素的，派出一哨人马，BIU的一枪，就把新喇叭打成了旧哑巴。
想摆脱反乌托邦，大为不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因为武器大致对等，秦人销天下之铜，楚人拿板砖也能打，秦人有弓箭，楚人拿弹弓也能对付，我见过藏族小孩的投石器，工艺简单，相当生猛，在冷兵器时代未必输给方天画戟，可是秦人有了坦克……这事可就不好办了。
不义者还有终极杀招，就是制造封闭的话语空间。几年前我采访过一家孤儿院，调查它的院长是否贪渎了公众捐款，想不到困难重重。如果我问一个孤儿，孤儿院给你什么吃呀？他就会仇恨地盯着我说，龙虾炖牛肉！我问另一个孩子，孤儿院给你什么穿呢？她也仇恨地盯着我说，阿玛尼！这自然是夸张，但孩子们不说实话却是真的。为何如此呢？因为这是一个信息孤岛。院长把孩子们封闭起来，长年累月地宣传说，这个残忍的世界已经抛弃了你们，如果没有我，你们就会流落街头任人宰割——可是现在有些记者想搞掉我，破坏我们的幸福家园！
你看，这是一个关于救世主情结、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完美模型，还懂得通过被*的谎言来加强内部团结。你可以说它是基列共和国的雏形，当然更可能的是，它是一个有样学样的山寨版。这个奇异的小世界最怕什么呢？外部的消息。院长决不许陌生人随便跟孩子们讲话。那么它的存在目的又是什么呢？说来真是无聊，还是钱。
第二个故事来自《围城》。李梅亭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看见略有姿色的姑娘就说，小姐，这里有很多流氓，你可要当心呀。在汽车上遇见了白净的寡妇，他也说，路上坏人多，倘若知道了你是寡妇独行，恐怕要心生邪念！以这位李先生的做派，如果我给那寡妇发一条*短信，恐怕会被他夺过手机，毁掉SIM卡。这个故事实在是不堪，我们会对基列共和国心生义愤，却常常对李梅亭之流的存在感到无奈。可是说到本质，两者一脉相承：营造恐怖，控制他人。如果寡妇涉世不深，没准儿就说，李先生，还请你多照顾奴家！这就正中李梅亭下怀，你大概也看得出，他的梦想就是这世界上的所有女人要搞的话不要跟别人搞，只跟他搞。倘若时也命也，他当了基列共和国的总统，就会希望整个国家都被他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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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愁容
索尔·贝娄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比一般得奖者写得好。在《赫索格》中他写到拆房子：“到了路口，他停下来看拆卸队的工作。巨大的金属球摆动到墙上，轻易地穿透了砖面，进入房间，懒洋洋地浏览着厨房和客厅。它碰到什么，什么就散了架，落了一地。白色的烟尘悄然而起。快到傍晚了，垃圾在不断扩大的拆毁区域里燃烧了起来。油漆像香一样冒烟。旧地板欣然地燃烧着——这是精疲力尽的物件的葬礼。六轮卡车正把拆掉的砖拖走，粉色、白色、绿色门做的脚手架被震得直抖。各种气体，混沌而刺眼，团团围住了正向新泽西州和西部开进的太阳。”
这个段落很棒，你可以听到声音，闻到气味，视角的变化也壮观，像有一架摄像机在移动，更重要的是，它有一种作家的心智与被描述的暴力的对峙。因此，虽然又会被某些读者抱怨看不懂，我还是坚持引用完毕。看不懂就多看两遍。我的问题是，作家在描述大金属球时用了什么副词？
没错，是“懒洋洋地”。破坏者——大金属球——只是懒洋洋的，就摧毁了房屋。这个球好像有意识，有性格，甚为傲慢，令人惊惧。这个段落的情感转换成大白话就是：“再结实的房子，也是说倒就倒啊！”
大致上，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