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曾经说：一座水电站代表了最高级的美！这么说，如今的中国比哪儿都美。
可是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人们似乎都缺少点儿什么东西。在早前的某个幽暗的日子里，我家买了一台苏联产的电子管电视机，圆角的。当天晚上我们看的是《马背摇篮》，八路军战士庇佑着孩子们，穿过了坏人的枪火。电影演完了，它已经热得像个炉子。后来我在这台电视机上看了不少电视剧，有一年看了一个香港的，看完了也就忘了。可是二十多年后，我却常常想起这个电视剧主题歌里的一句歌词：未怕罡风吹散了热爱。我偶尔会想：真的好像是有一阵莫名所以的晚风，已经悄悄地吹散了我们莫名所以的热爱。我也不记得消散的是什么，但是我记起了有什么东西消散了。
我想起了当年看那电视剧时窗外的沉沉暮色。在不远处，受到污染的黑色的河水正在汩汩流入稻田，到了秋天人们就将收获乌黑的稻米。硅酸盐厂的工人们散了工，带着他们沉重的尘肺，慢吞吞地走在去喝散啤酒的路上。那时我曾感觉到空虚，却无法形诸言语，现在我已经足够成熟，明了那空虚从何而来：我是一个少年，有很多梦想，可是在日复一日的光阴中却无所依托。我们匮乏一种令人心安的事物，有时人们叫它信念，有时则称之为人类之爱。那时我们在街边的暮色里，现在我们在一间把自己打扮成东南亚或者西班牙风格的酒吧里，孤独是永远不变的。
如今我倒是想打磨一下自己莫扎特般的音乐天赋，等哪天不再五音不全了，就去朗声K歌那么半句。对我这种神性全无、人性尚存的家伙来说，这一句已胜过了古今全部的圣咏。问题是，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窠臼之中：你有深挚心声，却不能婉转歌唱，生活中的仅仅因为微小就被看做没所谓的无奈概莫如是。
不能免于恐惧
《书城》杂志曾有句广告语：“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幸亏还有好文章可读。”要是搁在更早以前的年代，这个论调就该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文人对时代不满，而且要加上一句严正宣告：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注定抵挡不住无产阶级的铁锤。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铁锤也不含糊，这杂志果然没坚持多久就换了东家。有一回我遇到彭伦，得知他和同伴接手了这本杂志，我悍然说：“啊，这杂志还办呢？”彭先生是谦谦君子，自然不以为忤，我却从中又一次领悟到自己是如此不会说话，难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恐怕连《书城》那样优质的寂寞亦不可得矣。
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上，孤芳自赏是很难的一件事。《红楼梦》早就说清楚了，孤芳自赏不是一个人的事，要是得不到人家的容许，那么你除了死球之外别无前途。要说我们的今日中国可比《红楼梦》的时代进步多了，可是左看右看，我看也就是皮相吧。今天出门我能遇到贾政，明天出门我能遇到凤姐，山寨版的贾宝玉就更甭提了，几乎每个男的都是，唯独没了林黛玉。且容我多一句嘴吧：林黛玉的优点可不只在于灵魂，她可是那小说里的超级美女呀。
可是我们这个世界又对自我遗弃极其纵容。老百姓讲话：要死，死去！至少我自己就看过好多条类似的新闻，一个人要跳楼，底下的人民一齐喊，你倒是跳呀！你要是上面那人，你也不好意思不跳，于是纵身一跃，一了百了。我的感慨是：跟这样的老百姓混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勇敢的事情啊。
说到这些好像我是在抱怨我们的“文化”不够好，其实不完全是。亨廷顿已死，“文化决定论”也不时髦了，往深一层，还是得旧话重提，说到文化是体制的结果。有时我觉得，我买得起糖葫芦吃，买得起可乐喝，没什么好抱怨的；有时我又觉得，这不行啊，这都怎么回事儿啊，这不公正不公平庸俗不堪啊——可见我还是把自己当一个知识分子看，公域和私域分开，厌倦于闲事，又难免爱管闲事。可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爱管闲事，以及以何种态度管着闲事，而在于我们的体制和文化如何看待有人爱管闲事这一事实本身。
打击正直之声的，未必都是坏人。当年袁崇焕被认定叛国，公*决，老百姓就大啖其肉。这件事可以写成正剧，袁将军就该说，知我心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可以写成黑色幽默，他就该说，看来为央行超发，猪肉真的涨价啦。也可以写成我这种清谈的小文章，他就会说，假如一个社会没有新闻自由，既没有优秀的调查报道，也不容许记者的生长，将是多么可怕啊。
倘若袁将军说后一句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常识的信奉者，是一个出色的现代人。当我们说到某事是常识的时候，常常说，“凡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可是具体而微地说起来，我看有头脑的人其实没多少。我们的教育经历和人生经历当中早已蕴涵了好多颟顸的因子，“大啖其肉”式的思维亦是滥觞之一，绵延至今而不鲜见。举例来说，最近茅于轼先生发表自己关于耕地保有线的看法，就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再比如《南方周末》在制作新闻报道时强调客观性而不愿曲意阿世，就会被某些人指责为“资本家的走狗”。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不过我想即便是明显荒谬的指责，也未必全部来自陷害，有些时候它亦来自不明白。
正如我尊敬的一位师长所言，我们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换掉自己的“狼血”。倘若鲁迅先生活在今天，大概就会说，我们周围有权贵者，有腐食者，有玩世不恭者，有愤世嫉俗者，有犬儒者，有狂热者，有对威权政治的迷恋深入骨髓者，有民粹主义者，有“小尼姑的脑袋，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者。这个名单可以列得更长，看似千差万别，可是在我看来，其实都是“狼人”的变种。
如此斑斓的景象，足以制造层出不穷的时代戏剧，却未必制造出美好的未来。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寂寞呢，比如“有思想的人”？因为大家活得太热闹也太鲁莽了。因为大家像风中玉米，微风吹过就左摇右摆。因为你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旁边那个明眼人却不能免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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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有趣的故事
新闻业有一句听上去很绝望的格言，叫做“给我一个故事，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讲得有趣些”。可以作为类比的是，你从来没听过日化行业说什么“给我一段牙膏，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弄得清香些”。没人在这种事上大费周章，可是所有牙膏都有不错的味道，而新闻业拿了神灵自我要挟，一多半儿的新闻还是不堪卒读。这也许可以说明新闻从业者全是傻蛋——如果你这么理解，我也没办法反对，因为我自己就干过新闻，而且以我的智商来应付这壮美的时代还真是左支右绌。可是这更能证明，新闻业是一个依赖于个人才能的行业，也说明一个好的新闻机构是多么难得，而作为整体，一个健康的新闻业也比一般行业更重要和更珍贵。没有牙膏你还可以用牙线或者盐，没有新闻业，地球上的一小半文明世界也就不复存焉。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发现写出一个有趣的故事太难了。就像红土上只生长茶树一样，我们这儿也只盛产一种故事，就是一个家伙被关进了拘留所，他就很开心地跟同伴们玩起了游戏，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然后他就死了。我们的新闻倘是真实的，就总是这个样子，像一条荒谬的大河正在向高山之巅不停奔涌。若论单个儿的，这种故事当然精彩绝伦，可是身边的每个故事都是如此模式，它也就没什么吸引力可言了。
在新闻从业史上，我有过一个很不起眼但颇有意味的经历。早前几年的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别再做矿难报道了，那都是垃圾新闻了。你知道这句话最令人吃惊之处在哪里？在于它一点儿没错。公众的同情心是有阈值的，很容易厌烦，久而久之，再严肃的悲剧也会无人理会。
问题总是像顽石一样耸立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写不出真正有趣的那一个。
什么叫真正有趣的故事呢？一个最容易被提起的例证当然是水门事件。我一岁那年，华盛顿邮报的两个记者搞定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二号人物马克·费尔特，从而证明了尼克松总统确实对政治对手使用了窃听器。你可以从中看到一个真正有趣的故事的基本要义：一是有超乎读者期待的情节，二是它包含着一种近乎清高的信念，务使历史向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向转向。
可是这种故事娇嫩着呢。伟大的新闻总是特别容易死掉，说起来真是惊险万状，简直连丢手绢都不必。这就像造物主制造了一朵鸢尾花，只要这个世界改变一点点，比如洋流偏转五度，或者蝴蝶都去度假，这朵鸢尾花就要死球。如果改变稍微大那么一点儿，比如在太阳系里拿掉一个最小的行星，那么很可能“轰”的一声，欧洲就掉到你们家的马桶里去了。一般来说这就叫系统。有趣的新闻故事总是依赖于好的文明系统，无聊的新闻故事则依赖于反文明的另一个。
换言之，反文明的系统杀死了几乎全部有趣的故事，恰恰是因为它留下了独一有趣的一个。
前苏联有个老故事说，凯撒、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受邀参加红场阅兵，凯撒说，如果我有苏联的坦克，我就能征服欧洲；亚历山大说，如果我有苏联的飞机，我就能征服世界；轮到拿破仑了，他说，如果我有《真理报》，到现在也没人知道滑铁卢。这个故事很有趣，底子却悲哀，它花开后百花杀，有了它，别的故事就全都被自杀了。可是如今人们不仅知道了滑铁卢，还知道了苏联的各种往事，我觉得这证明了独一有趣的故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大，总有威风扫地的一天。这个结尾有一层糟糕之处，就是苏联解体了，石油寡头诞生了，切尔西变强了，我支持的阿森纳队的统治时期结束了。可它又再妙不过：有趣的故事又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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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知更鸟是一种罪过
有那么几本好小说，它们最吸引我的内容是父亲怎么教育孩子。一本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父亲对儿子说，每逢你想要对别人评头品足的时候，要记住，世上并非所有的人都有你那样的优越条件。这是说做人要谦卑和公正。另一本是《杀死一只知更鸟》，芬奇先生是一名律师，坚持替黑人辩护而导致家庭遭到残暴的攻击。有一次他给孩子们买了鸟枪，然后说，鹣鸟你们尽可以打，但是要记住，杀死知更鸟则是一种罪过，因为它们不破坏庄稼，不做任何坏事，只是用它们的心唱歌给我们听。芬奇先生是我的菜，我也认为正直和浪漫是绅士的先要准则，至于是否穿得人模狗样倒全没所谓。另外切莫只为了乐趣去做哪怕最小的残忍的事。
有了这两本书，我对于将来当个谁的爹就有信心多了。不过，我还准备教给那娃一些关于黑暗的道理。有一本小说叫《追风筝的人》，像所有畅销书一样传奇得过分又颇多陈词滥调，可是里面那位阿富汗父亲很高明，他说：“世界上唯一的罪就是偷，各种罪都是偷的变种。”
当我们目睹一些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