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东北修了许多公路，老百姓称之为“电道”，形容其平坦、快。柏油路则称之为“洋灰马路”……今天一些老人还这么叫）。
前面一辆敞篷的，坐的是警卫人员。后面一辆带篷的，车厢里是以李作鹏为首的参谋人员，还有林彪的秘书季中权。
林彪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
他戴顶钉着两个扣子的灰布军帽，裹件日本黄呢大衣，倚在靠背上。
对窗外本来就没有什么看头的结了层白霜的大地，他似乎全无兴趣，对车身的颠簸好像也无动于衷，两道给人印象深刻的浓眉下，一双不大的眼睛似睁不睁，这是一张瘦削、清秀、白净，看上去要比３９岁的实际年龄小几岁的脸。这是一张看上去城府很深，使人难以捉摸的脸。这是一张若不是他的名字，人们也会认为是平淡无奇的脸。这是一张如今３５岁以上的人都是非常熟悉，也非常讨厌、，可以使孩子想到大灰狼，使大人想起中国历史上所有丑角的脸－－简直就是面目狰狞！
那时候，人们可不觉得讨厌，更谈不上狰狞。
谈到这张脸，在黑土地上与这个人打过交道的老人，有的说“亲切”，有的说“严肃”，有的说“令人肃然起敬”，有的说“也看不出什么”。
谈到这个人，有的说他“不像个将军”，有的说他“更像个学生”，有的说他“就像个大姑娘似的”。
一位老人说他第一次见到林彪，是在第一次反“围剿”前。他是红３军的，林彪是红４军的一个师长，都驻在吉安东部一个镇子里。一天有人说林师长做报告，他跑去一看，站在讲台上的怎么是个孩子呀？！一口湖北话，挺尖、挺细，一字一句的，把“日本”叫“二本”。他也听不明白，脑子里转来转去就是一句话：这么个清清瘦瘦的孩子，怎么能当师长呢？
曾担任过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现在是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主席的季中权老人说，林彪一天２４小时除了睡着了，脑子很少有闲着的时候，总是在思考问题。
此刻，车轮在转，林彪脑子里那个车轱辘也在转，直到两辆长鼻子汽车的车轮不转了，他脑子里的车轱辘还在转。
有人说离开沈阳不久，车轮就不转了，有人说是快到锦州时。有人说是车坏了，有人说是休息时，两个从地方临时雇来的司机逃跑了。于是，６个轮子就变成了４个蹄子。马是管理处长何敬之弄来的。也不知他是怎么弄来的，就像变戏法似的。每到这种当口，他都能露一手。
林彪率领的这个轻便指挥班子，各有各的神通，连毛泽东都挺感兴趣。
１９４６年４月，曾专电询问林彪，让他介绍说明。
林彪骑马的姿式挺好笑。两肩耷拉着，有时还袖着手，头随着马蹄的节奏一点一点。“大将军八面威风”，他好像总没睡醒。已经下几场小雪了，骑个把小时就冻得受不了，就下马步行。一双日本大头鞋在薄薄冻了一层的“电道”上迈动着，好像还挺有劲。
马蹄得得，脑子里那个车轱辘在转。
脚步声声，脑子里那个车轱辘在转。
中央想在锦州西部打大仗。
１１月１４日，毛泽东在给“冀热辽分局并告东北局、冀察晋局及黄梁、李沙”⑺的电报中，指示：以锦州为中心地区，为我全力集中作战之战略枢纽。
同一天，毛泽东又致电彭真、林彪：彭林：
十三日十九时电悉。顽十三军，已在秦皇岛抚宁地区集中，估计其后续尚有一个军，至少集中三个军，然后向山海关绥中之线攻击前进。目前山海关作战并非真面目战斗，我黄梁两部四万二千，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陷于被动，为避免此缺陷，谨慎使用主力，求于将来决战时，一战解决问题，应令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梁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三万五千，梁兴初七千，杨国夫七千，李运昌、沙克，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至少两万（新部队可以参战作辅助兵力）共约七万人，于有利的时间地点，由林或罗⑻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再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冀东已编成两个野战旅，可调至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的西面山地隐蔽集结，于正面主力决战时，从侧面切断敌军后路。总之从内线作战着眼，此种方针最为有利，你们是否同意，仍望考虑电覆。
毛泽东
１１，１５在延安的毛泽东，分析得头头是道，而且决心、气魄很大－－“一战解决问题”。
可情势变了。
山海关失守后，１３军和５２军主力，凭借精良装备，炮空优势和初战锐气，长驱直入，向锦州疾进。１１月１９日占领绥中后，即与黄梁两部平行前进，而使在锦州、锦西、兴城地区创造战场的预想，成为黄粱一梦。
即使山海关还能坚守几天，黄梁两部能提前赶到指定地域，这个计划也是很难实现的。
因为打大仗的大前提，即在宏观上对敌情我情的分析、判断，是不可靠的，不准确的。
“爆发户”与“七无”先闯进关东的部队，能够吹气儿似的膨大起来，是有其特殊的背景的。
东北人当了１４年亡国奴，吃橡子面和配给的发霉的苞米面。吃大米是“经济犯”。谁吃了，逢上倒霉，恶心吐出来，被日本人看见，当场就被抓走。
东北人盼解放，解放者却是胡作非为的“老毛子”。中国军队一下子开来了，能不亲吗？１６军分区１２团驻在沈阳小河沿奉天师范学校，人们都来“卖呆”，很多青年要求参军，机关党支部书记周云，半夜时分出去解溲，一些人还围着不走，他去就挑了一个排。
高秀成那个连在锦西接收一个军火库，不到一星期扩大一个营。战士当班长，班长当排长，班排长当连长、指导员。
老人乐呵呵地说：那时想当个团长、师长、司令也容易得很。枪有，那时“老大哥”让咱搬。人有，都想跟你走，也弄不清“八路”是怎么回事，反正是中国军队来了。可你不能再扩大了，再扩大就不是八路军、共产党了。
兵员成份，一是工人，学生；二是溃散的国兵；三是成建制的伪满军队；四是打着八路旗号，由国民党先遣军组织的武装。
当时溃散的国兵很多，带枪的、徒手的，路上随处可见。这些人中不少是兵油子，不会做工种田，也不想做工种田，枪杆就是他们的饭碗。未溃散的伪满军队，走投无路，也要求八路收编。那些由国民党特工人员组织的武装，本是准备迎接、配合国军接收东北的，没想到共产党先到了。
既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先打起“八路”旗号求生存，时机一到，就准备掉转枪口。
即便是纯正的工人、学生，也有丢枪不干的。他们是冲“中国军队”来的，一听“八路”不是“正牌”，不是正牌不就是歪门邪道，不就是“胡子”吗？还有的本来是想混一官半职的。在中国，当兵历来是当官的途径之一。鬼子投降了，天下太平了，混个官还不好？没想到还要打仗，打的还是美式装备的正牌国军，这可是玩命。
１２月１４日，林彪在给“中央东北局、李、吕”⑼的一封电报中说：在东北新成立之十多个旅，成分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伪军甚多，真正的工农成份，亦被带坏。这些部队所见之李运昌部（三个旅），亦无战斗力，对群众纪律极坏，不但不能发动群众，反而成为群众对我不满；不但不能消灭敌人，反助长敌人士气；不但不能打土匪，且受土匪勾引。
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统计，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底至１９４６年１月初，仅１０天左右，“先后叛变者有：吉林一万二千人，合江五千人，龙江约三千余人，牡丹江三千人，松江一万人，辽北三千余人，嫩江三千余人，李运昌部亦叛变不少，先后叛变共约四万余人”⑽可现在，这些部队都列在东北人民自治军实力的花名册上。
而且，其中大多数部队的装备，不仅在东北，就是在全国的共产党军队中，也堪称一流。一式三八大盖，歪把子，各种火炮，有的还有坦克。
那服装也够整齐的，从头到脚都是日本货，除了不戴军衔，不说日本话，活脱脱就是“日本鬼子——一些老百姓鄙夷地称之为“中国鬼子”。
先到的阔气成了“鬼子”，后来的寒酸得像群叫花子。
１１月２６日，黄克诚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说∶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因自华中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及到东北装备等乐观心理出发，现在遇到极为困难之情况，无党，无群众，无政府，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不止“七无”。
还缺少武器。
１２月１７日，黄克诚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一千二百支，轻重机枪四十四挺，山炮十门，野炮四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师、梁师稍好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
闯过关东的老人，都记得当时的一句话：“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有的没枪。”
军队没枪就像老虎没牙齿，别说打仗，连张牙舞爪吓唬人的资格都没有。
最头疼，也是最可怕的是“无群众”。
１２月１１日，林彪在给“吕、李、东北局、并报中央”的电报中说：老百姓说：八路军和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打好了，并认为国民党是中央，旧政权，旧武装人员，皆盼望找国民党接头。
人心所向，是“不打好了”。加上“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们就愈发“想中央，盼中央”。
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６日退出山海关，到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９日退出四平，每仗下来，伤员基本都是部队抬着。抬下战场，抬着行军，抬着打仗。１师出关后打的几仗，都是１团和２团打的，３团成了“担架队”有的部队有时也能“动员”到老乡，有的抬到没人处就扔了，有的还把伤员砸死了。
无人抬伤员，无医院，无情报，无根据地……一一罗列起来，能有“１７无”，“２７无”。
多的是土匪。
关东向为多匪地区。“八·一五”后，土匪蜂起，苏军未进驻地区，基本都由土匪填补了真空。在匪患不算严重的锦西，林彪也被骚扰得不得安宁。白天看地形，土匪就在周围山上打枪，晚上则进村抢劫。李作鹏几次带人搜剿，连影儿也抓不着。有天晚上，家里就留几个人。当时若有土匪或特务报信，不用多，来个把排，可能就不会有“九·一三”事件了。
背后有土匪捣乱，正面“顽军”又如何？
１９４６年５月３１日，黄克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