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仗还要打，而打仗能没有兵吗？
在一段挺长的时间里，黑土地上确是有股“兵贩子”味道的。
某军原政委谭顺田老人说，在山东扩军容易。行军到了哪个村子，找几个能说会道，长得又文静一点的，上衣口袋插支钢笔，没笔杆光有笔帽也行，让老百姓瞅着像个洋学生就行，站到人多的地方就宣传。他17岁时就扩过军，人多不大敢讲话，就站那儿唱、唱《当兵歌》：
叫老乡你快去把兵当，
别叫日本鬼子来到咱家乡，
老婆孩子遭了殃你才把兵当。
你别说日本来了难找我，
你东藏西躲不当兵，
咱们亡了国看你还住哪里躲。
在东北再来这一套，其难度，就像把六十年代初期军人在列车上扫地送水，原封不动地搬到今天的列车上。
到甚麽山唱甚麽歌。
见到个人，琢磨一下，就上前套近乎。多大年纪了？家里几口人呀？都干甚麽呀？唠得差不多了，就问：你说八路好不好哇？
那还用问：好哇，八路好哇。
就说：八路好，你就当八路吧。
对方懵了：这……
就说：说八路好还不当八路，你这是甚麽意思？嗯？
故意沾边，沾边就赖。
光这麽赖也不行。有困难，只要力所能及，也真给解决。
郑绍华老人说，四平保卫战前，他往通辽东边钱家店扩两个兵，一个庙里的和尚，一个农民。那农民说家里老娘没吃的，一看，是真的。他赶辆马车，从地主家拉来满满一车高梁米给送去了，沈阳军区创作室作家李英杰，1947年参军时15岁。妻子和他同年入伍，只有12岁。50岁也要，行军能跟上就行。
白城子守备区后勤部原政委戚惠林说，拜泉县城有20多个“要饭花子”，也都弄来当兵了。
最难扩兵的是南满3纵和4纵。它们被国民党挤压在长白、临江、蒙江（今靖宁县）和抚松四个小县的狭窄地带，人烟稀少，想赖也赖不几个兵，于是就“长途贩运”，去北满和大连当“兵贩子”。
瞿文清老人去大连“贩”了一次。现任广州军区政委张宗先带队，当时是教导员。“贩”回来一个团，都是警察，以中队为单位，成建制带回来的。
当时大连号称“国际中心”，实际是共产党天下。警察中队长以上干部，都是民主联军派去的，瞿文清到金县公安分局，负责接两个中队。他在一个小屋里呆着，只与分局长和两个要带走的中队的中队长连系，也不上街，吃饭有人送。一是大连国民党特务多，二也不能让警察知道。当警察拿薪水，生活好，老婆孩子热炕头，都不想离家上前线。
第三天晚上集合，在一个大屋子里开会。进屋大门就落锁，外边把枪架起来，里面分局长开始动员。讲几句，有人就哭了。动员完了就换服装，换上便服就上汽车。十几辆汽车直开到黑石礁，下车上船，起锚离岸。
一些人骂骂咧咧的：也不是不去，凭甚麽不先吱个声？这不是糊弄人吗？俺走了，一家老小怎麽办？
中队长说：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们有家小，我不也有家小吗？
情况比较好了，是在农民有了土地以后。
但也不是甚麽问题都解决了。
比起“越穷越革命”来，“越穷越当兵”显然要更接近历史真实些。
“当兵吃粮”，千百年来老祖宗就是这麽传下来的。人们在穷得活不下去时，就去用生命换碗饭吃。如今有了土地，讲良心的中国人中最讲良心的农民，把他们的感激化作了参军参战的热情。但在另一方面，土地也拴住了他们的心，共产党是理直气壮的，农民对共产党也是感恩戴德的，但土地更实在，更有魅力。他们本来没有甚麽奢望，他们只是农民，也只想做农民。而且战争越打越远，还能不能回家？何时才能回家？这对于世世代代在那方天地的士疙瘩里刨食吃的农民，实在是不轻松的。
一住不愿意披露姓名的老人，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的“光荣参军”。
黑土地特有的南北对面大炕上，挤挤匝匝坐了40多个农民。头上，太阳像个大火球，暑热从窗口一阵阵呼拥进来。灶间两只热气腾腾的大锅下，劈柴噼噼啪啪熊熊燃烧，炕面就像锅底一样烫。
几个工作队和农会干部站在地上，汗流满面地讲着：咱们穷人翻身了，翻身了不能忘本，要参军参战，这不光是报共产党的恩，也是保田保家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共产党不兴强迫，要向刚才那两个同志学习，自觉自愿……
头上烤着，屁股下烙着，两个农民实在受不了，就欠了欠身子。
农会干部立刻喊起来：自愿了一个！立即鼓掌，上前给戴上大红花。
有吃有喝，不批不斗，就是不能动窝，不能回家。
两天后，全部“自愿”了。
1948年10月21日，东北军区给“军委总政”的报告中，谈到扩军问题时，说：
动员时间短促……动员方式简单（强迫命令方式，相当普遍）。⑹同年9月7日，“林罗刘谭”⑺给毛主席的电报*中，有这样一段：
放松了运动方式之研究，采取了农会的压力，在改正成份的借口下，强制中农当兵，甚至照数摊派的方法。南满新兵入伍后，已开始发现有利用伪满时期躲劳工的方法来躲避参军的（用巴豆使生殖器发肿，伪装梅毒，及假装其他疾病或自伤等）。
同年6月30 日，东北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致各军区并报军委”的电报”中，说：
中农在新战士中占百分之廿到廿五，在土改中被误斗者，占参军中农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上，思想上与农会对立，对参军不满，有的企图向农会报复，并说贫雇农为自己保果实，他们参军是革自己的命。
“鬼子”、“国际友人”和“同志”
内战不仅使中国人民遭殃，也把一些日本人卷进来跟着受难。
侵华日军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说，到1946年6月，被俘日军被国民党留用达4万7千多人。被共产党留用的大都在东北，有1万人左右，其中3千人参加了民主联军。
当初，他们中一些人曾欣喜地注视着“皖南事变”，期望能演变成国共两党的全面冲突。当这一天终于到来时，他们却身不由己地成了这不共戴天的两大政治集团中某一方的成员，为他们曾经莫明其妙地仇恨过的“主义”，莫明其妙地战斗了。
一级战斗英雄，现任空军司令员王海的老师，关东军第2航空军第4飞行训练队队长林弥一郎，在凤城县被俘后，很快被送到沈阳，受到黑土地共产党两位最高领导人彭真、林彪的接见。
从兵工厂、到共产党的第一个战车大队和航空学校，在所有需要技术的地方，都能看到昔日可恶的“日本鬼子”，他们都受到礼遇。
1945年11月19H，箫华在《对日人处理政策》＊中说：
“东北技术部门全握日人之手，我们建设新东北是离不开这些技术人员与工人。”
“对日各种技术人员加以招收和运用，生活上给予优待，改造思想为我服务，最近招收结果成绩颇佳。”
精明的共产党人，最清楚自己缺少的是甚麽。从开动此刻停在门口的汽车，到组建未来的空军，他们都离不开这些昨天的敌人。没有这些人，共产党人的战争机器上就会缺少许多齿轮，就会运转得不灵活，就要浇更多的鲜血。他们在生活上优待这些人，在技术上让这些人充当导师，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自己的燃眉之急，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地向着更宏伟的目标迈进。
应该说，这是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捡的最大一笔“洋落”。
在3千多名日籍民主联军官兵中，人数最多的是医护人员。
在黑土地上流过血的老人，几乎没有没经过这些人医治和护理的，老人都说这些人技术好，又认真负责。有的说有人不接受咱们的思想，但干工作一丝不苟，有的说他们个个都像白求恩。“中申”、“高桥”、“浅野”……老人们讲到这些名字时，是那麽亲切。
就是，谁能忘记从自己身上取出过弹片的人呢？
小日本吃高粱米是没法子了，当八路也是没法子了。苏联占领军不把他们当人，中国老西姓对他们也不客气，中国的内战又使他们回不了国，他们别无选择。穷人当兵是为了肚子，他们当八路是为了脑袋。除此而外，他们只盼望这场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战争快点结束，能够早日回国与家人团聚。
可共产党能打赢这场战争吗？他们一开始就没瞧起这支军队，及至美式装备的国军一路赶着这支军队，他们也跟着这支军队溃退时，这些正统观念极强的悲哀的日本人，简直有些绝望了。他们觉得自己站错队了。
但他们很快就被共产党人征服了——这倒不仅是因为共产党人最终征服了国民党。
这种征服，从一开始就进行了。服装破烂，枪械破烂的民主联军官兵，饭菜显然没有他们的好。这使他们感动。这支军队官兵平等，长官不谋私利。特别使他们惊异的是，到哪儿住下就帮老百姓干活，从挑水、扫院子到种地，甚麽都干。还有对他们这些有一技之长的人的谦恭态度。
他们曾担心会被“洗脑”。这种事情始终没有发生，可生活每天都在给他们“洗脑”。开头，他们曾经把这些官兵与共产党的关系，拿来与过去自己与天皇的关系进行比较。当他们觉得有了比较明晰的结论后，有人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说，除极特殊情况外，都末被批准。
从黑土地到平津战场到海南岛，这些日本八路和中国八路一样，两脚血泡地行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铭刻在天津和平门附近的烈士纪念碑上的“岛田正和”和“坂口光造”，不过是倒在中国土地上的成三位数计的日籍战士中的两个。
最苦的是女人。“特殊情况”本是可以照顾的，可和中国人一样的“东方的羞涩”，使她们难以启口，照样跟着爬山过河呵。开头语言不通，想“方便”一下都不方便，一出队列就有人跟上来。其实，让她们跑也不知往哪儿跑呀。有时就边走边“方便”了。
论贡献，一些人不但应该入党，还应该成为像白求恩那样的国际主义战士。但这都是不可能的。他们过去“鬼子的干活”，有人手上还沾着中国人的鲜血。即使个人是清白的，“国家出身”也不好。而且，利用日本人为自己打仗，也实在是张扬不得的。
同样的原因，还不能和中国人结婚。
3纵8师有30多日本医护人员，都快30岁了，男多女少。即便比例相当，爱情也不是按比例进行分配的。生活阴差阳错地把这麽多异国异性凑在一起，多情的月老就热情地牵线搭桥。牵来搭去，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中间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河。
炮纵第2卫生所手术室日本护士白甜，和护士长姚喜奎恋爱。两人都明白，今生今世只能是“同志”，只能有“国际友谊”，可爱情有时是不顾一切，甚麽力量也阻隔不住的。生不能结婚，死也要结发。一天晚上，在手术室双双自杀了。发现得早，抢救及时。护士长受个处分，调离了。
中国人可以和朝鲜人结婚，各种技术部门中，朝鲜人也挺多。和苏联人也可以结婚。苏军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