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长在指挥所骂：娘卖Ｘ的，都趴着干什么？怕死鬼，给我冲！
师长骂团长，团长骂营长：你们怎么搞的？怕死鬼………
团长没骂完，教导员薛新文跳出指挥所，一挥手枪：跟我上！没冲出２０米远，就被打倒了。
很多老人都记得薛新文：中等个子，小白脸，火暴脾气，能说能干能打仗，自尊心特别强。
教导员牺牲了，副教导员吕效荣带人上，也被打在那儿了。前边趴着带突击连的副营长，也负了重伤。那血，一会儿就把水叽叽的雪浸红了。
全营３４０人，打完仗算上炊事员不到１５０人。
两个火力点敌人支撑不住了，出来投降。
“我操你妈呀！”８连副连长操起机枪就是一梭子。
枪被抢下了。副连长受了处分。
血腥和尸臭。早已被岁月的风雨洗刷罄尽了。但战争的遗迹，在今天的四平清晰可见。
英雄街有座“大破楼”，里面住着几户人家，还有个五保老人。那种弹痕累累的残破，一眼就能与被风雨剥蚀的残破区别开来。
“四平”这个名字本来另有出处，一些四平人却那么自信，说是这里当年打了四次，才得名“四平”。并认为这个名字不吉利：叫个什么不好？叫个“四平”——不打四次能安稳平静吧？
从民房到公共建筑，四次共打平了多少？这是很难说得清的。但四平平得不够，是不应置疑的。在“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的“文化大革命”中，四平是黑土地上打得最凶的城市之一（还因为它是战略要地吗？），有些当年幸存的建筑，又在武斗中打坏了……
再死一次
——黑土地英雄谱之二
四平有条“仁兴街”——那是为纪念倒在血城中的邓华纵队长１师师长马仁兴而命名的。
辽源有座“树棠山”——那是为纪念３纵８师－位排长陈树棠而命名的。
锦州有条“士英路”——那是为纪念２纵５师一位董存瑞式英雄梁士英而命名的。
笔者看过几本黑土地英雄谱，仅一个３纵，命名的战斗英雄就有１００多。
还有那没有命名的。
黄达宣老人说，１９４６年９月，独立旅１团攻打哈尔套。从偷袭未成就强攻。２连没冲进去倒下一片，１连冲进去了，占领一座大庙。敌人反冲击，你来我往打到下半夜，连长和两个排长都牺牲了。脚下都是尸体，黑灯瞎火也不知还剩多少人。墙外就是敌人。他一遍遍小声召集队伍：１连的都出来！１连的都出来！数了数，站到他身边的是７个人。打完仗再清点时，是１８个。
他没看，也没想看看当时都有谁没站出来。
老人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都是英雄，没爬出来的也不能说“狗熊”。战争就是那么回事儿，再勇敢，再英雄，也可能有胆小、怕死的时候。谁都是爹妈养的，都是人。
从世间没有任何力量能像战争那样，更能检验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军队的优劣、强弱了。一个人也是如此。战争的雷电迅疾地铸造着伟烈的男子汉，也在顷刻间把王继芳之类的灵魂剥个清（精？）光。
只是，应该怎样理解那种“两头冒尖”的部队和人呢？
功臣思想严重，在脱离领导的途中，享乐腐化成风，骄横霸道，发生问题很多。㈠带队人不负责任，被带人不服从管理，由于带队人都是临时指定的，甚至指定警卫员（四纵），因此都是临时观点，弄得乱七八糟，有的中途就下车了，有的私自回家了等等。㈡卖公物捣买卖成了普遍现象，如九纵队卅四名学员中就有卅名卖过东西，别的纵队较多的有十纵廿七人，三纵廿四人，七纵廿人。㈢蛮横作风严重，如四纵有三个人打了老百姓，还有一人打了很小的孩子。一纵七人打车夫，二、四纵队缴车站执法战士的枪乱打执法队的枪，三纵对区政府人员发脾气，四纵队有大道上作障碍挡汽车拉他们，强迫要老百姓的拉粪车拉人，吊打退伍军人（因偷了他们一件东西）与通化县委吵嘴，强迫老百姓做饭，不给做就要捆，吓得老太太跪下磕头，八纵的大闹牡丹江戏园子，＝九纵带队人廿六师参谋刘振江擅向肇东县政府要粮三百斤，又向九纵某科长要钱廿五万元，企图从中贪污粮食钱（查出后，将钱追回肇东县政府了）。④《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的这段话，说的是各纵队学员赴炮校学习途中的所作所为。
既然被选送到炮校学习，就应该是思想好，文化也比较高的，因而也是比较文明的。
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６日，谭政在《关于人民军队建军路线的报告》中说：ＸＸ师（即１６师——笔者）是井冈山下来的。是红军的“老祖宗”，但部队非常不团结，上下不团结，官兵不团结，军民不团结，许多干部因此要离开部队，战斗力眼看着下降，那个部队所谓有三凶主义：对敌人凶，对老百姓凶，对自己同志凶。⑤怎么个凶法呢？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打仗嗷嗷叫，像八路；抢战利品，打骂老百姓，就像土匪了。
这种“三凶主义”的部队可不止一个１６师。东北野战军中另一支“两头冒尖”，“野”得很的七纵，在攻打锦州老城时为了多捞资财和俘虏，兵力部署上不仅考虑怎样消灭敌人，还充分注意到不能让别的部队插进来。这样一支很能打的部队建国不久就被撤销番号，有的老人说就是因为另一头太冒尖了。
八路军“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而国民党正规军却“对居民纪律颇好”，这与多少年来通过各种宣传工具进行的“传统教育”，是格格不入的，乍听简直有点令人难以容忍。
没有根据地，“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辽沈战役期间，一些部队仍然“到一处吃一处，到一家吃一家，有的甚至连白条子都没开”⑥，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历次农民起义，基本都是这样子。
那时的共产党人，敢直面人生，也不讳疾忌医。
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发展强大起来的。
“死一回了，够本了。”小说上这么说，老人们也这么说。
但老人们还说：只有死过一回、几回的人才更懂得生命的宝贵。
还有老人说：什么叫打仗？打仗就是把脑袋摘下挂在腰上，一仗下来没了，就算“成功”了；摸摸还在，就说“又生一次”。特别是参加尖刀连、突击队，当爆破手，上去下来多少次，就等于生死多少次。现在人有文化，打仗前写遗书，我们那时“说遗话”，叫“再死一次”。有的还对老乡和知心的说：到时候把我弄回来呀，可别叫狼狗掳了。
铁与血与火，把曲一战壕中人的灵与肉铸结在一起。战争在铸造生死与共的热情和献身精神的同时，也在铸造冷漠、残酷和野性。二者是统一的，统一于战胜敌人的目的，统一于塑造战争中人的独具的性格、感情和价值观念。
在战争打响或即将打响的瞬间，一个初上战阵的士兵，可能会情不自禁地惊叫一声，掉头逃跑。一个正待同样动作的士兵，看到一个亲密的伙伴倒下了，可能立刻就红了眼睛扑上去撕杀。几仗下来，一个在家连鸡都不敢杀的人，可能对一个苦苦哀求的敌人伤兵无动于衷。一个再三教育别人不得虐待俘虏的连长、指导员，可能会把子弹连同咒骂一齐射向举起双手的对手。
枪林弹雨中旷日持久的冲杀，耳膜饱受爆炸的冲击，眼睛因硝烟和疲劳而充血、疼痛，逐渐地听觉和视觉都模糊昏花了。味觉也丧失了，皮肤也变得粗厚、麻木了，神经也因过度紧张而迟钝了。当一个人整个反应组织都被揉搓得变形了时，他的行为就是正常状态下人难以理解的了。因为这时他已经不能算是正常的人了。
生活是大海，家庭是小岛。游啊，游啊，累了，就爬上小岛舒展一神经，歇息一下心灵和肉体。然后，再去搏击风浪。
可他们不是“２７８团”，也不能去哈尔滨跳舞。而且，他们中有的还未到应该游向“大海”的年纪，有的则差不多应该在那“小岛”上抱孙子了。
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４日，《东北野战军总部关于政治工作的综合报告》中，有这样一段：夏季战役后，干部中出现了一种右倾情绪，感觉战争残酷，死亡的威胁太大，认为革命有前途，个人无前途，想脱离前线到后方享乐。表现此种情绪的多为连排干部，但尚不普遍，不严重，现在注意克服。此外部份干部还有恐美的心理，怕原子弹，怕三次世界大战，怕国民党失败后美国直接出兵。因此顾虑战争的结束将遥遥无期。⑦以血肉之躯搏击铁火的连排干部和士兵，无论他们的生活曾经怎样得非人，无论他们还将面对怎样冷酷的人生，他们都是热爱生活和人生的。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大都２０岁左右，３０岁左右，正是人生的好时候。再没文化，再不浪漫蒂克，对明天也有追求和幻想。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用拖拉机种地的集体农庄”，到“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到最现实的一顿“猪肉炖粉条子”，或是更高级一点的“小鸡炖蘑菇”，他们都想享受一下。而且，除了母亲和亲姐妹，他们来到这个世界还未亲近过任何女人。连每到驻地都进行的传统的宣传活动，也不准接触青年妇女。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他们需要女人和家了，他们的生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一个人，无论怎样软弱无能，也无论社会意识如何，当他面临死亡时，生命本身都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抗拒。可在这里能怎样呢？逃跑抓住可能被枪毙，跑回家去也可能被“动员”回来。都是五尺高汉子，也实在叫人不耻。
命运不能选择，危险和灾难不可预测。死亡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们，生命的终结轻易得就像弯腰拣块石头。又因为他们特别能打，就经常被派去打硬仗，打恶仗。这是他们的光荣和骄傲，同时死亡的机会也就更多。
于是，脾气就变得暴躁，凶悍而又野蛮。当然也免不了想入非非，有条件就想干点什么。拚命打一仗，死都了结了，不死差不多也能了结。
可不能出大格。
特别是在“男女关系”上。
四平保卫战期间，２纵一个管理员和女房东通奸。很多老乡求情，说这个女人一贯如此，“不怨这个八路”。不行，枪毙。
沙岭战斗前，３纵７师一个侦察员强奸妇女。这是个抗战中立过大功的战士。团里尽其所能，做了口棺材，置办一桌饭菜。看过棺材吃饭。团长敬酒，政委敬酒，营长、连长依次敬酒。酒足饭饱，一声枪响。
１６师驻在阿城时，师部的三个警卫员强奸日本女人未遂。有人找师长说：都是孩子（最大的１７岁，最小的１５岁），好不容易从苏北来的，政治思想都挺好的，一时犯错误，罚劳役就行了。回答是三声枪响。
（如此看来，高岗和黄永胜等玩女人，确是应该“保守机密，慎之又慎”的。）有的老人说，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又跨过鸭绿江再跨回来，很多战士都３０多岁了，有的４０多了。娶个媳妇，年纪相差悬殊，感情也比一般夫妻难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次的人，想的，说的，做的，都能和一般人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