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南京《中央日报）载文《舟山群岛剿匪记》，刊登5幅照片，中间一幅为“东福山俘获之女匪”，照片上3个短发少女，纤秀、朴实，典型的渔家女儿形象。中间一个低着头，两边的向前望看甚麽，左边一个顶多不超过15岁，一双不谙事的大眼睛，满脸稚气，毫不在乎。那神态与其说是“坚贞不屈”甚麽的，倒不如说更像在一场“捉猫猫”游戏中被捉住了，觉得挺好玩儿。
辽沈战役期间，廖耀湘兵团西进路上，对沿途村镇“共匪干部”和“通匪人员”，也是抓的抓，杀的杀。
当时是8纵民连兼敌工部长，离休前往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潘纯老人说，他家在冀东青龙县七道河村。抗战时那里是“人圈”。“八·一五”后是拉锯区。国民党来了杀一批“通匪人员”，共产党来了再杀一批“通匪”的。全村500多口人，死的死，逃的逃，解放时就剩几十口了。
礼义之邦的中国，政权更迭从来都是在血泊中进行的。
“胜者王侯败者贼”，永远倒霉的是老百姓。
黑土地上一些老人说：那时呀，管它谁输谁赢的，老百姓就盼著快点打巴打巴完了就好了，可折腾不起受不了啦！
若再打上10年、8年的，也得受着。
养不活
1947年收成不好，1948年又是个灾年。
春旱，苗未出齐。夏涝，雨水之大为30年所未有。辽河沿岸很多村镇成为泽国，粮食绝收。头年就是先旱後涝，当年又多个虫灾，仅此一项，沈阳附近各县，半个月左右就减产三成以上。
天灾战祸，双刀齐下。
卫立煌的既定方针是个“守”字。
古人说“守有十全”，“粮草足”为“十全”之首。而沈阳的马路和兵工厂是不长庄稼的，只有出去抢。
《辽沈战役亲历记》，这样描述卫立煌的”抢夺小麦之战”：
卫立煌命令东北政务委员会及辽宁省政府宣布重价购粮，但毫无结果，於是又召集军长以上开会研究如何抢购粮食问题。当即决定各部队自行向当地征购，并规定十分之二的提奖办法，以鼓励各部队积极征购。谁知粮食欠收，民食尚感困难，征购不易，开始各部队向民间强迫征购，後来发展到抢夺，不顾人民死活，造成鸡犬不宁，人民大批向外逃难，十室九空，厥状甚惨。⒀。
廖耀湘兵团西进途中，粮食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兵团行动期间，应就地征收粮秣，即掠夺粮食，以空出来的吨位，增运弹药。”⒁。
“新一军在彰武台门附近大肆枪掠各个粮栈的粮食，并争先恐後的用汽车、大车运住新民和沈阳，在市场上高价出售，以肥私囊。”⒂。
杀民养军
共产党闯到关东初期，“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馀到一处吃一处……”
1948年5月10日，东北军区後勤党委会出版的《目前後勤运输状况任务组织和运输的统一与使用》”中，有这样几段着：
“部队高度集中，物资供应就是问题了，粮食吃光了，部队先是吃地主富农的，後来就吃中农的，最後无法只有吃贫雇农的了。吃猪也是如此，先吃大猪，大猪吃完吃中猪，最後吃小猪，、马是先吃马草，壳草，壳草吃完吃高粱杆子，最後只有啃木头。”
“人民负担占全部收入百分之廿五至卅，农民收的粮食百分之廿五至卅交给了公家，另外还要购粮，占农民收入百分之十至五。”
“抗战时期在苏北最多的负担才百分之十五，一般的地主富农百分之十五，中农才百分之十，贫雇农才百分之二至五。”
同年3月20日，中央转发“林罗谭”关于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说：
因城市在我围困时群众受敌统治无家无食，一旦被我攻占後，即需救济，否则不能过活，鞍山被我攻占之第二日即发生两家贪民实行全家自杀惨剧，故攻占城市在目前对我负担很大。
同年8月21日，热河“分局军区”在给“林罗刘谭并中央”的一封电报”中说：
（一）我们要求二十五个团再减少一半，原因是：
A，扩新到冀东，党与群众队伍非常混乱，大批逃兵回家，还有少数份子勾结地富和被撤掉的坏干部上山当土匪。队伍未整顿前，扩军只有强迫命令，使党与群众更加对立，造成严重后果，冀热察基本人口七十多万，新解放区四十多万，老区已扩军及地干共六万多人（抗战时死亡在外），有些区村已无几个青壮年。政权干部为妇女担任，热河四百三十万人口，十八岁到四十岁青壮年约八十万。“八·一五”到现在参军约廿万人，村以上地干脱离生产者，约四万人，土改中杀掉五千人，鼠疫伤寒饥饿死掉约四千。当土匪者被杀者约二千，国民党抓去若干烟民青壮年约廿万，如果再大量扩兵，则无法维持生产与战勤，尔後主力补充亦无办法。
B，养不活（现冀察热辽区负担人口只一千万），冀东三百九十万，热河四百二十万，冀察热一百二十万，各区游击区约二百万，现在脱离生产人数包括扬罗兵团（扬德志、罗瑞卿乒团——笔者）在内，已达四十一万，如再扩兵三十五个团，则为四十七万，无论如何养不活，现在人民已处在异常悲惨的状态中。
从城市到乡村，从“敌占区”到“解放区”，内战中的黑土地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呀！
1912年（民国元年）至1949年，37年间中国人口增加1。4亿。
1949年至1957年，8年中人口增长1亿。
难道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战争？
海两岸
“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越南鬼子”，中国人习惯称敌对的外国人为“鬼子”，对于同为炎黄子孙的对手，讲究“正统”的中国人，最通用的是一个“匪”字。“共匪”，“奸匪”，“毛匪”，“林匪”，“蒋匪”，“杜匪聿明”，“卫匪立煌”，“博匪作义”，等等，等等。当北平有和平解决迹象了，“傅匪作义”就变成“博作义将军”。而近40年後，台湾当局仍称大陆为“匪区”。
这似乎挺可笑，就像小孩打架玩儿。
1958年，美国以削减美援为手段，力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兵。如果此举得逞，下一步就可能“托管台湾”。蒋介石的中国心不甘，已力不从心。毛泽东火眼金睛，万炮震金门，告诉“美帝国主义”：内战还在打，军队不能撤，托管不可能。据说蒋介石接到炮战报告，连叫三声“好”，而在大陆与邻国发生的历次边界冲突中，台湾当局几乎每次都引经据典，说明哪哪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给予声援和关注。到底都是炎黄子孙，多远是多远。
“主义”却是万万碰不得的，一碰上立刻就怒目相对，翻脸不认人，又“共匪”、“奸匪”地骂上了。
就因为共产党夺了国民党的江山？确实，那时国民党是合法的“正统”。可如此追究起来，领导辛亥革命的国父孙中山不也大逆不道了吗？那时的“正统”是大清帝国。
当年的“鬼子”们纷纷来华投资，发财，海峡两岸为甚麽不能堂堂正正地发财？“肥水不流外人田”不实际，可自家兄弟多分点，不是理所当然，也是最起码的吗？
对“鬼子”、“洋人”似乎是不必大认真的，对中国人可是不能没了“主义”。风度翩翩的政治家当然不能没了“主义”，问题是这“主义”究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甚麽？
1946年1月12日，周恩来在报告国共会谈经过时说：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销。我们觉得既是政治解决，求合作，那麽两党也好，各方面也好，总有些意见，应该在工作上竞赛，在地方上努力，而不是说，你做好了，我不高兴，或者这一一方面做好了，那一方面不高兴。因为好的事情，都应该欢迎，不管行之何方，出之何党，只有这样，中国人民的力量，民族精华，才能不互相抵销，才能有益於建国。⒃150多个字，两处“不互相抵销”。
如果照此办理，今日中国会是何等模样？
有着几千牢“大一统”传统的中国，是只有征服，而没有竞赛的。
于是，抗战中聚集起来的民族精英和无辜百姓，又一次倒在了互相抵销的血泊之中。
于是，传说中的孟姜女哭长城，现实中的盂姜女哭大海。
于是，美国人登月球用10年时间，中国人回故乡用40年，近百年中，中国人打杀了多少中国人？列强打杀了多少中国人？
二者有甚麽联系？
老祖宗早说了：“和气生财。”“家不和，外人欺。”
注释
⑴《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45页。
⑵《毛泽东军事文选》，481页。
⑶（星火燎原）选编之十，57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
⑷有的资料说是5000万元券。
⑸⑹摘自某军（即4纵）政治部编印《塔山英勇守备战画报特刊）（1949年2月）。
⑺同⑴，0页——《关于战史材料收集的几个说明》。
⑻同⑵，275页。
⑼⑽⑾⑿依次见於1948年12月25日，1988年3月14日，1988年1月15日，1975年4月7日（人民日报）。
⒀⒁⒂《辽沈战役亲历记》，51页，165页，206页。
⒃《八·一五前後的中国政局》，70页。
十一、死城
当热点中的热点复归冷寂後，国民党在黑土地上的命运，就明明白白地注定了。
战略割断不算，正式围困已达五个月的长春，就像一枚烂透的果子，首先从战争之树上掉下来。
完全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
三十章 不死不生
奔腾的饮马河、伊通河和沐石河，冲淤出一块丰腴膏美之地，聚吸着闯关东的人们，为这座东北中部城市的兴起打下坚厚的基础。
＂长春＂这个令人神往的名字，一说沿袭辽代＂长春州＂之名，一说源于清朝的＂长春堡”（今郊区永春乡），一说起自＂长春花”的花名，因为此地开垦前盛开一种美丽的＂长春花”。究竟哪说成立，像许多地名一样，长春寄托着人们一种对美好境界的追求和向往，当是无疑的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制造了一个傀儡政府的同时，选择长春作为“满洲国”的首都，更名“新京”，成为东北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中心。
历史之河在屈辱地呜咽了14年后，流到了1948年。
“长春，六点半”
1948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逃到哈尔滨的前长大代理校长张德磬博士访问记”，题目叫《长春停在“六点半钟”》。
去年十月中旬，解放军进攻吉长路，小丰满的电源被截断了。长春在1~0月17日下午六点半全城停电………电车走到哪里便停到哪里，机器转到什么地方便停在什么姿态上。就在那一秒钟的时间里，全城一声“啊嗬”便失去了热力，失去了光明。直到今天，有的电车还停在街上，机器还保持着待动的姿势，电钟的时针还指着六点半。
城外城
3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夺占四平后，长春就孤悬在松辽平原上了。
有人称之为“死城”。有人称之为“陆上孤岛”。坐镇这里的“剿总”副总司令兼1兵团司令郑洞国，称之为“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一座死城，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