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统帅向前拽，顶头上司朝後拖，廖耀湘营口走不成。
杜聿明又被蒋介石召回黑土地。他本是街总统之命来做廖耀湘工作的，一研究，也认为走营口是上策。
廖耀湘又去找卫立煌。一番口舌，卫立煌最後也同意先力图出营口，万不得已时退沈阳。两人都认定共军将回师东进。廖耀湘说：“无论实行退营口或退沈阳哪一条方案，要紧的问题是争取时间，必须立即行动或采取预备行动。”⑹。
当前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时，历史确实存在著那麽一个瞬间，眼明手快，可以把後一块骨牌抽脱出来。
“军中闻将军之命，不闻天子之诏。”卫立煌倘能当机立断，廖耀湘兵团不能说一点救也没有。可对于蒋介石出辽西顶得叮当响的这条汉子，这一刻却记起军人的“天职”，要听“天子之诏”了。正好，“天子”要他开会，于是又跑去北平“研究研究”起来。
一“研究”就是5天。
现在轮到廖耀湘体验范汉杰临覆灭前的滋味儿了。只是，这回在辽西大地上漫天搅动的黄褐色征尘，不再是虚张声势的“唬牌的”西进兵团，而是林彪急如星大的东进大军了。
廖耀湘准备“独断专行”了：“只要能救出兵团主力，我就决定干，个人的罪责，出去以後再说。”⑺。
其实，廖耀湘出辽西後徘徊、观望，等待锦州“被解决”，已经是独断专行了。这当然有违军人的天职。但在出营口这个问题上，一代名将廖耀湘的眼力，比所有人都高明。而蒋介石曾寄以厚望的卫立煌，这位当年的内战和抗战名将，无论其动机如同，在黑土地上的表现，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馀。
（比之林彪当初在锦州和四平恰到好处的“独断专行”，智谋与将才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了。）。
可连蒋介石的表针都是毛泽东拨动的，廖耀湘岂能“独断专行”？
此前往辽西所以能够如此，那是因为正中毛泽东和林彪的下怀。
10月19日晚，心急如焚的廖耀湘直接致电蒋介石，决心要求经黑山、大虎山直退营口。
10月20日晚，蒋介石仍令全力攻锦州，必要时也可退营口。
中国的传统，历来是“谁官大谁表准”。在出辽西还是守沈阳上，以出辽西为准，或多或少，蒋介石和卫立煌等人各自把表针向对方拨动了一次。现在，蒋介石又把表针向廖耀湘拨动了一下，只是，此刻出营口巳是一厢情愿了。
都去做明知不是那麽回事儿的事儿
10月19日（或是20）下午，蒋介石在北平东城圆恩寺行邸，召集东北和华北两集团首脑卫立煌和傅作义开会，研究如同东西对进。
不伦不类，中间还夹着个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杜聿明。
会间，蒋介石单独和杜聿明“研究”，杜聿明：校长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
蒋介石道：六成把握总有。
学生：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接下去是”而况於无算乎”——他未敢说出来）。”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
校长：你看如何才能收复锦州？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
学生：孙子说：“五则攻人，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敌我兵力比较，敌倍於我，有奇有正，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
学生给校长讲兵法。
校长要提升学生为沈阳“剿总”总司令：我把东北全交给你好了，你自己发纸币，找粮食，扩充军队。
学生赶紧推辞，却又不敢大拗——杜聿明就是杜聿明。
于是双方又把表针拨动一下，当初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重返黑土地，成了卫立煌的副手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
听鼙豉而思大将，想起杜聿明也是自然的。陈诚无能，卫立煌不听话，爱将杜聿明的表现确实比他们都好。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别说杜聿明也是林彪手下败将，就是把国民党精英全部调到东北，事到如今，谁能有回天之力？而且临阵换将，将心士气，岂不更乱？兵家所忌，蒋介石样样占全。
如果说北宁线上战事正烈，东西对进尚不失下策中的上策的话，现在蒋介石是彻底举止失措昏了头。
而毛泽东，一不换将，二不“深入实际”，就在那情秀幽静的小山村西柏坡，一封又一封电报，把蒋介石支使得东跑西颠，焦头烂额。
10月6日，蒋介石带杜聿明去沈阳开会。卫立惶默不作声。蒋介石一再问：俊如（卫立煌的字）兄意见如何？卫立惶说：请光亭、大伟（赵家骧的字）讲讲。杜聿明说：请大伟兄作判断。
你推我让，都很“谦虚”。
在北平开会，蒋介石和卫立煌无法统一思想，杜聿明和卫立煌意见一致，蒋介石问：宜生（傅作义的字）兄意见如何？傅作义道：关系国家大事，要好好地考虑。
会场与战场，博作义都够老练的。
蒋介石愤怒地说：我们空军优势，炮兵优势，为甚麽不能打？
蒋介石气壮如牛，10月26日第三次飞沈阳那天的日记中却写道：“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墨尽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土矣！”⑻蒋介石说晚饭後继续开会。饭後，杜聿明说腰痛坐不住，博作义和卫立煌也说不去了。三位也真做得出，让总统在那儿傻等。
10月20日，卫立煌和杜聿明同机回沈。卫立煌说：我不同意就不参加意见，也不执行他的命令。
当晚在卫立煌家中，召集廖耀湘、刘玉章（52军军长）和赵家骧开会，由杜聿明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西进兵团全力攻锦州，必要时可逐次抵抗退营口；52师出营口，攻占海上通路；53师及其在沈其它部队守沈阳。
在回顾这一段亲历时，杜聿明写道：
我当时是这梓想的：蒋介石的命令我虽然不同意，但我不能不下达，希望卫、刘能顶回去，那我就可以向蒋介石回报说各将领皆认为不能执行，蒋介石要办就办大家，由大家负责，卫也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卫不敢说顶回去，我也不敢说顶回去，廖、刘更不放说顶回蒋介石的命令，那就是说大家皆认为蒋介石是失策，可是谁也不愿意承担起挽救东北国民党军免遭覆没的责任，只是背后埋怨慨叹，这就是当时国民党特领的一般心情。⑼。
都觉著不是那麽回事儿，都想说，又都不说，都那麽去做明知不是那麽回事儿的事儿。
不管甚麽事情，到了这份儿上那就算完蛋了。
蒋经国是个孝子
廖耀湘兵团浩浩荡荡向著黑山和大虎山进发，一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架势。
当初的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在上海可是动了真格的，真刀真枪打起老虎来了。
蒋介石赶紧收束马拉松式“研究”，飞去上海放虎归山，前方乱了套，後方乱了套。
早就乱套了。
权力就是印钞机
请看“八·一五”後第一个春节的各地春联：
北平有：天上飞来，三洋开泰；地下钻出，五子登科。⑽。
昆明有：本利轻微，捐税请少抽点；生命宝贵，自由请放宽些。
重庆有：政治协商完成，民主伊始，官老爷还发横财麽？和平建国揭幕，天地回春，工人们再也穷不得！
甘肃有：日日了日，日日不了，愁何日能了不了日？年年过关，年年难过，想哪年无过难过年？
胜利锣鼓音犹在耳，中国人就用这种辛辣的幽默和呼天抢地的悲伧，迎迭抗战後中华民族第一个最隆重、最红火的传统节日了。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八·一五”後，国民党政府在受降的同时，“接收大员”满天飞。
原在沦陷区的国民党特务首先从地下钻出来，选择油水最多的对象“劫收”。第二轮是航空司令部、海军部、后勤总部，战时运输局和前线部队，仗著现代化和地利之便，以闪电战进入收复区，劫夺现金、物资、生产机构、仓库、住宅等。待由陆军总司令部到达开始正式“劫收”时，已是第三轮了。
京、沪、平、汉等大城市，雨後蘑菇般冒出40多个各不相属的接收机关，各种服饰的接收人员揣著盖有各种大印的封条沿街张贴，有的还在门口放上两个枪兵。这拨刚走，那拨又到，撕去别人的，贴上自己的。有的一张门扇上贴著10多个封倏，有的乾脆破门而入，先是金银现钞，接著是贵重物品，後来有的连灯泡也没了。劫收多少，一靠先下手为强，二凭人多枪多後台硬。汤恩伯的第3方面军，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争夺一所日本俱乐部，开枪互击，死伤多人。
北平有敌伪房产1万4千馀所，被接收的只有380馀所。南满铁路在沈阳房产1千2百栋，最後只剩下两栋。武汉180多座工厂，劫收过後，能开工的只有30多座。长沙和岳阳有3千4百多辆汽车和100多吨汽车零件，10多个劫收单住抢红了眼，势均力敌，算是没有被劫分。
可监守自盗，最後几乎全成废车废料。
列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序列的94军军长牟廷芳，到上海没几天就“五子登科”。票子、条子捞多少，天知地知他知。人们看得见的，是两栋洋房，四辆轿车，三个女人。
日本人早已熟谙国民党的寡廉鲜耻，交出资产时故意留下一些不入人册，另以副册交给接收人，做“买路线”。日军第6方面军总司令冈部直三所部，在武汉投降後，留下大批现金、鸦片、军粮、食盐、轮船、汽车，另行呈缴给第6战区副长官郭忏。这位接收委员会主任将大部变卖，馀皆用轮船装运南京，“赠送”上层官员。
劫收敌伪物资拍卖所得总值达5万亿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1945年预算支出的四倍多。
劫收得沸反盈天时，蒋介石置若罔闻。第二年5月才下道手令，由国民参政会、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院，会同组织清查团。
又一场混战。发了横财的各派势力，为了保卫“劫收”战果，都往清查团里塞人，明争暗斗之烈，不亚於劫收。
京、沪为劫收重点。清查团从上海到广州，两个月末办一个案子，就腰包滚圆地打道回府了。
冀察热绥清查团，在北平检举了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亲属盗卖几十辆汽车的案子。孙连仲立即以公函知会清查团，说是登记手续末备，现已补行登记了。
广东各接收机关的接收清册，概不交出，清查团只有坐冷板凳。
有的交出的清册，都是後来伪造的。时隔一年，接收单住或者撤销，或者改组，人员星散，办移交的日本人更不知去向。上天入地随便查，反正死无对证。
闽台清查团想干点真事，也真下了功夫，把台湾专卖局和贸易局长等人贪污罪证，移交给了法院。可贪污大虫们，早像郭忏那样买通了上下关节，结果，这些大虫安然无恙，清查团灰溜溜走人。
天津公用局长等人发劫收财被部属告发，市长张廷颚召集公用局全体职员，破口大骂：密告检学的人是禽兽，非父母所生，一定要彻底严办！
广西干脆拒绝清查团入境。
土皇帝阎锡山最实在，根本就反对清查，山西也就根本未派去清查团。
监察院参加清查的22个监委，出发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