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被围，有人建议将长大搬迁北平。郑洞国说：“长春丢了，北平难道能保吗？在中国，没一个地方是安全的，要保险，只有搬到美国去！”⒅。
长大是搬不去美国的。一场虚惊的孔令侃，可是漂洋过海，到美国继续经营他的“扬子公司”去了。
声名显赫的“打虎英雄”呢？
据说，蒋经国卸职离沪前个把星期，几乎天天渴酒，酩酊大醉，狂哭狂笑。
虎狠横行，国将不国，“打虎”如同为病危的母亲割除肿瘤。不肯掏腰包的逆子，说母亲好端端的，为甚麽要诅咒她老人家？送母亲去医院动手术的孝子，被一顿拳脚打个乌眼青。
两个月前，他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曾是何等响亮和振奋人心。如今，老百姓又一次把日落西山的云霞当作了东方欲晓的晨曦，就轮到雄心壮志的“经济督导员”泪酒黄埔了。
忧国忧民之泪！
比之那些祸国殃民的龙子龙孙，蒋经国实在是凤毛麟角、够光彩照人的了。
蒋介石有个好儿子。
“尼古拉同志”
9月12 日，蒋经国在上海“青年军联谊会”上发表演讲：
“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
“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社会翻遏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⒆。
一口一个“人民”，真没有在苏联白吃12年黑面包。
“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大杀共产党人，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蒋经国，慷慨陈词：
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⒇。
帝王之家，父杀子，子杀父，原本平淡无奇。但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政坛要人中，父子闹到如此田地者，尚属鲜见。
因此很在苏联红火了一阵的“尼古拉同志”（苏联为每个中国留学生都取了个俄罗斯名字，蒋经国叫“尼古拉”），到底还是躲不过政治风浪的拍打。先流放般送到农村，继而又去工厂。若不是“国共合作”出现转机，还不知要“留学”到猴年马月。
“当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写在赣南干部训练班大门口木牌上的这段话，自然使人联想到当年的黄埔。踏著晨曦和学员一道赤膊跑步的蒋经国，则使人联想蒋介石当年黄埔夜巡的身影。但对于“尼古拉同志”，这一切已经无不带着在马列主义故乡修炼的烙记了。
赣南的“蒋青天”成为上海的“经济沙皇”、“雍正皇帝”；坚定的信念，踏着社会主义节拍。苏联十月革命後出现的经济危机，不就是被布尔什维克的铁腕打下去了吗？他没看到这段。但苏联共产党人朝气蓬勃的献身精神，他是耳闻目睹的。
毕业於列宁格勒的托玛卡军政学校，後来成为二级上将的蒋经国，一生中未领兵打仗，却敢打老虎，会做工种田。
种田，从农民干到村苏维埃主席。做工，从工人到技师、厂长。
没有住处，中国的“第一公子”睡在教堂车房里，後来又和一位贫苦老妇共居一室。吃黑面包，淘金，挑柴，背铁条，抬机器，修马路。比之今天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刷盘子，不知要苦多少倍。若换成孔家公子小姐，或许早不堪忍受，寻了短见。蒋经国就是在这种人生逆境中，锤炼了他的大众意识。
“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夫子的格言，没想到却应验在异国他乡。
当然，谁也不能忽视他的身份（连斯大林都不能忽视）——他是“太子”。
赣南新政，上海打虎，满口言论，与共产党如出一辙。除非太子，谁敢？
孙科敢。他敢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却不必担心被戴上红帽子投入监狱，或者杀头。堂而皇之写在宪法上的“自由”、“民主”，他是可以充分享用的。因为他是国父孙中山的儿子。
而到了连太子也必须缄口的时候，深切体验了中国政治的黑暗和变幻莫侧的蒋经国，只有仰天悲叹，用泪水倾诉“自由”、“民主”了。
有人跌落民间复起後，会变得无比贪婪。有人政治上受挫，会激流勇退，或一反常态，以百信的疯狂去角逐权力。
政治家蒋经国的伟大和高尚处，在于对理想和目漂的矢志不渝，并能在传统的惯性和情力中，不屈不挠地冲杀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民主和进步的道路。
1988年1月26日，台湾《自立晚报》刊登李簇峰的文章《不同观点评价蒋故总统》，认为，蒋经国一生中值得称道的两件事，其一为“蒋先生能够挣脱党内保守势力，推行民主化政策，毅然决定解除戒禁，开放党禁、报禁，这是历史性的决定”。
同年2月2日，台湾《民众日报》刊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邱垂亮的文章《蒋经国的功过》，说：七十年代，他领导台湾的科技菁英，推展十大经济建设，迅速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台湾经济增长率近十二年来，每年平均都在百分之十左右；国民平均所得，每年由六十年代的五六百美元，到八十年代的五六千美元。”
1942年7月4日，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兼赣州县长蒋经国，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令人陶醉的新中国的梦：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铁厂和飞机制造厂，那个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以容纳两万人。大礼堂之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经成为电气化的世界。（21）。
在那样一个昏天黑地的世界，能发出这样一番颇像个中学生的罗曼蒂克的畅想，也见一颗清洁之心。
更可贵的，是认准目标就百折不挠地走下去。
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写50年代的蒋经国：
他几乎没半点我们在亚洲所常见的权力象徵或排场，他白己开车，不用保镖。他叫他的司机“马林可夫”，因为，很像那个俄国人的故事，有一次，他的车子沿海滨公路疾驶，遇到几位候车的军官。经国把他们带回台北，每人收三十元台币的车资。其中，居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22）。
在中国，地位如此显赫，而能如此潇洒、自信，具有平民意识的，还有谁？
父亲总统，儿子总统，使人想到封建帝王的子继父位。确实，蒋经国若不是蒋介石的儿子，既不会有苏联落魄，也不能有上海打虎。
说不定一场天花，不抛尸野地，也落满脸大麻子。然而，忠贤之家也有好匮，茅草屋也出虎狼。关键在看他如何行动。
他说：“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23）”。
美丽的青岛，化作一条腾飞的小龙，我们这条“大龙”呢？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机会确实不是均等的。台湾经济起飞固然有天时地利的因素，可决定性的不还是“人和”吗？
起码，台湾没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失去了大多的机会。机会可以再抓，时间却是一去不复返了！
下面题为《人命价值的地区差》的文章，载於1989年2月26日《文摘报》第1版：
淮海战役前夕，美国水兵的吉普在上海撞死中国人，赔偿相当於购买一头骡子的钱：两年前，北京某电器厂向该厂电器产品用户宣传：“如确因质量问题发生触电死亡时，由我厂支付人民币3000元，不再承担任何其它责任和费用，”一个工厂竟随便给人命标定价格！不过总算是中国人自己定的，没有异族凌辱的痕迹。
我们不妨再看看外国人命的价格：英国一妇女在医院接受剖腹分娩，手术中因麻醉革物失灵造成疼痛（注意：仅仅是疼痛）。经法院列决，获1。72万美元赔偿。美国一个家庭蒸氛取暖器被五岁小孩碰翻造成烫伤，向生产取暖器厂方索赔，法院判给25万美元赔偿费。
中国人食用厂制食品中毒，有间公司不可能给中毒者偿忖损失；出口食品因质量不合格退回来，可以“转内销”喂自己同胞；“文革”中被虐杀、逼死，被私刑拷打致伤、致残、致疯、玫死者难以计数，哪一个受害罹难者向法院告状要求以命偿命以血还血？可能生活早已教会他们懂得自己在这块上地上享有的价格。
形成这种“地区差”的社会因素是甚麽？我曾苦苦思索，却一无所获。但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不管其它物价如何升降变易，而中国的人命价格却始终保持稳定：解放前相当於一头牲口到现今的3000元人民币，并无多大波动！
这篇文章旁边还有篇短文，题目叫《公费“买春”》：
据说，日本、台湾、南朝鲜、泰国有一种“买春旅游”，旅客交给旅行社的费用中，包括了嫖妓宿娼的费用，最近看报，上海出现了“陪酒女郎”，广东一些地方也办起了“桑拿浴室”、“按摩中心”，不少是色情场所，一个钟头要花四五十元。
报上是说“有人利用公款，互相请领导去‘按摩’”。这就在公费吃喝、公费旅遂之外又出现了当宫的不用自己掏腰包而可以玩女人的公费“买春”这一种中国特色的“新”事物了。
这一切，都在向今天诉说著甚麽呢？
当年讲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那个“老大哥”，曾当过领导人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过退休生活後，回顾历史，发出这样的忏悔：
“我在1914年结了婚，那时我是20岁，因为我做的是高度技术的工作，我立刻得到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好多年，回想起我做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位条件，使我感到痛心。革命後很长一段时闲内，我们甚至不能满足工人们包括那些曾在红军中服役过的人最基本的需要，青年男女在他们结婚之前会到我们这里来，要求给他们一套房间。我们不仅不能给他们一套单独的房间——我们甚至常常不能为他们在宿舍里找到一个池方，这不糟糕吗？”
“就物质条件来说，人们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供应。我不打算从我作为革命前顿已斯的一个工人和革命後十馀年作为莫斯科一个党的工作人员在生活方面的对比中作出结论，虽然我不否认我在对比的时候常常闷闷不乐。”
“只要指出这点就够了：革命後工资太低，而物价太高。”（24）。
我们那些逝去的和离休的当家人，在回顾造成40年後还是“初级阶段”的一幕又一幕不堪回首的历史时，会作何感想？
弥留之际，蒋经国对于生命结尾处那个“。”前的一切，是应该欣慰，甚至自豪的。
1945年12月11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山东省主席对中央社记者谈话：《鲁难未巳！日本控制八年之损失不及共党三月之破坏——何思源痛述山东共祸》。
1980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蒋家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