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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一般将领，打正规战，经验也不比共产党将领少。而在文化素质方面，“战大系”的共产党将领，更是差得远。不然，在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大老粗”的牌子就不会那样响。
而现在，狮子也好，绵羊也好，用蒋介石的话讲是“一个一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用郑庭芨的话讲是“到哈尔滨扫茅房去”了。
笔者在某处见到一本《东北被俘、投诚、遣送国民党军官通信录》，当年威风凛凛的“团长”、“处长”、“政战主任”之类校官们，大都成了“社员”。如今还活着的，大都在区县政协当了个“委员”。
将是名将，兵是精兵，10月26日拂晓，新1军正在和71军交接防务时，阵地被突破。混乱中，官兵奋勇扑向突破口，军部特务营和骑兵团也投入战斗。马上不得施展，就下马白刃格斗，终于将阵地恢复。
71军、新1军和207师3旅攻击黑山时，都组织了“敢死队”。在包围圈中那些窝棚，没来得及组织“敢死队”。一些老人说，那也跟“敢死队”差不多，一个个像长了两个脑袋，拚命往外冲。子弹打光了，冲锋枪不能上刺刀，就抡起枪把子和你打。
翟文清老人说，他那个连打下锦州後补充的三个排长，在辽西又都打掉了。
杨克明老人赞叹廖辉湘兵团西进的行军队列“像检阅似的”，邱会作老人则用同样的语调赞叹企图夺路逃跑的新22师。
老人说，新22师向新民撤退被6纵顶住了，又想奔辽河边上抢渡口，准备逃营口。在一个叫“六问房”的地方，稀哩糊涂叫我们碰上了。七、八路纵队，漫地里卷著黄烟过来了。纵队部几个人趴在一间房顶上，离他们就100多米远，身边只有两个营，也是22师的。我们又是枪又是炮地猛打，敌人不理眯，倒下就倒下，没倒下继续走，队形不乱，就是脚步快了些。战士们这个气呀，边打边骂：他妈的“虎师”，死到临头还这麽硬气！
没有比败而不乱，更能见出一支军队的素质了。
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和安娜·雅各布，在《风暴遍中国》一书中，这样描写在南亚丛林中的新1军和新6军：
这“是一支种族繁杂的军队，有英国人和美国人，有克钦族人和印度人，不过最英勇的要算中国人。在这里，各国军人都知道，史迪威训练的中国军队是精锐顽强之师。士兵们臂膀粗壮，肌肉结实，他们对於手中的美式武器非常熟悉并运用自如。他们不仅对自己充满自信，甚至敢於藐视他人。不管是美国人，英国人，缅甸人，还是其他甚麽人，只要触犯了他们，就会遭到迎头痛击。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拿着一支汤姆枪占领一个据点，就能阻止一群敌人的进攻”。（47）。
从印度到中国，横贯缅甸，一路扫荡“武士道”，也迎头痛击一切敢于藐视中华民族的人。
这是何等的国威，军威！
如今，血为谁流，命为谁丧，威为谁扬？
林彪曾几次准备集中十个主力师，消灭这个“王牌”中的“王牌”。
可这个“虎师”既有虎的猛勇，又有狐狸的狡猾，能打又能溜，“黑土地之狐”始终未能如愿。一些老人说：那时一提起新22师，真有点“谈虎色变”的味儿。
辽沈战役後，几个纵队都提出这样个问题：新22师究竟是谁消灭的？
刘亚楼哈哈大笑：反正是八路军消灭的！
打了3年，各纵大都和新22师交过手，都没占多少便宜。这次，它这个窝棚撞一头，那个窝棚撞一头，这个纵队打一下子，那个纵队打一下子，都想和这个“虎师”真干一家伙，又都没用上力气。几头撞过後，它自己唏哩哗啦“散花”了。
不光新22师是谁消灭的说不清楚，其它军师也是一团乱帐。战後清点俘虏，西进兵团五个军的番号，各纵队都有。
曾经在缅甸仁安羌大捷中轰动英伦三岛的新38师，在长春听说长官决定投降时，一些官兵抱头恸哭，泣不成声。在这里，新1军和新6军一些官兵，也是哭著缴枪的。
尝闻汉飞将，
可奇单于垒，
今与山鬼邻，
残兵哭辽水。
10月28日拂晓，喧嚣的战场沉寂下来了。
晨光曦微中，厚重的铅色的雾一样的硝烟，带看股湿热的血腥气，压抑看空旷的辽西平原。树木擎著通红的火把在地平线上很有耐性地燃烧，像一盏盏长明灯，又像一根根生日腊烛。几乎是清一色的草房烧得只剩残垣断壁，张著焦黑的大口，有的还在升腾着烟雾，远远望去，就像一楼楼飘着饭香的炊烟。
被战火蹂躏的逐渐冷漠的旷野里，到处是丢弃的作战物资。大至车炮，小至一条军毯，一支“马牌”橹子，一听印著“USA”的罐头，一个兵团从司令官到士兵所需的一切，应有尽有。车炮有的停在路上，大炮还挂在牵引车上，有的倾倒在路边沟里、河里，有的只剩个焦黑的铁骷髅。车炮旁，一具具焦黑的，或是残缺不全、血肉模糊的尸体，在焦黑的、平光光的和黄褐色的抖索着枯草的野地里，以人世间各种最残忍的，也是最自然的姿式，横躺竖卧着。
在那还涌流著红色和白色液体的创口上，一个个灵魂还在苦苦挣扎。在那已经冰冷僵硬的尸体里，灵魂已经解脱，在雾一样的充满血腥的烟霭里，开始了冥冥世界的旅程。
灵魂还完整地保存著的躯壳，影影憧憧，就像一个个幽灵在向西游荡，游荡，游荡……
一位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彼俘的德国军人，在日记中写道：
在从韦尔佳奇住北去的空旷荒凉的乡间小道上，一眼望不到头的俘虏队伍在蠕动着。他们向车站走去，所有人都弯著腰，步履艰难。他们蓬乱的胡须上挂着冰块。凡是能找到的破布，麻袋和布垫子，他们都用来裹着白己的脑袋和肩膀。他们用铁丝把干草紧紧地包扎在他们的皮靴或赤裸的腿上，一辆大卡车紧跟着他们，收拾那些在后面躺下的人。如果有一个人倒下去，没有一个俘虏再去看他一眼。警卫队不得不自己费力地把他抬到卡车上去。（48）。
战後，在这一战役中被俘的近10万德军俘虏，只有十分之一左右回到了德国。
无论打红眼了时多麽残忍，无论长春的草民百姓怎样“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也“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在中国，在黑土地，那俘虏政策也是够人道、够宽容、够英明的了。
但是，此刻辽西平原上这些被缴械的人若不是中国人，被收容後能给发路费，打路条，回家去吗？
毕竟都是中国人。
悲哀也正在这里。
在功德林，杜聿明想念漂洋过海去了美国的妻子女儿，尤其牵挂女儿的婚姻。他不知道女儿嫁给了後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博士，经常梦见女婿是个粗野的美国大兵。噩梦醒来就悔恨，诅咒，为甚麽对蒋介石那样尽职尽责，却丢弃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没资格进功德林的士兵，能想些甚麽？
从那条用鲜血打通的滇缅公路，到这片兵败如山倒的黑土地，他们有过自己吗？
拿到了路费和路条的，为甚麽要选择这条路？昨天还吃国民党饭，今天就掉转枪口打国民党，思想、感情一时还转不过弯儿？他们懂得那个遥远而又神秘的玄而又玄的“主义”吗？白天沉重地扛在肩上，晚上冰冷地抱在怀里，冲锋时端在胸前喷火冒烟。他们手里拿著枪，他们又是谁的枪？而今，凭着一张路条和这点路费，他们就能永别武器吗？
莫道万里迢迢，莫道腿脚有伤，一瘸一拐，扑到老母膝下，拥抱妻子儿女，多少年梦魂萦绕的渴望，自会产生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可前面等侍他们的会是甚麽？饥饿，寒冷，疾病，和由此产生的野蛮和残忍，随时都可能致他们於死命。而任何一支躲避不及的扛枪的队伍，都可能把他们重新拉入队伍，再塞给他们一支枪。
（1948年8月，“栗陈唐钟张”（49）在给“中央军委”的一封电报*中，专门谈到东北释放的俘虏进关後沿途跋涉的情形，说：“俘虏回去必为敌人抓去重新当兵，在我各部队兵员极不充实情况下，建议由冀鲁豫军区于黄河渡口及各地方军区设专门收容机关，进行审查各处所溃败及走散之俘虏人（员？）尽量争取参加我军。”）。
那些永远被抛在这陌生的黑土地上的人呢？他们的灵魂已经到家了？还是奔南京总统府索命去了？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不属于自己，到了那个世界就能主宰自己了吗？
伴著母亲的痛苦、希望和幸福，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人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承担责任的。他们承担了甚麽责任？为谁承担了责任？
在行将离开这个世界时，或仰望苍穹，或俯面大地，无论看到了甚麽，领悟到了甚麽，他们对这个世界已经无能为力了。就连这身可恶而又可怜的“黄皮”，也将被像他们父兄一样的穷人扒去。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再赤条条离去。而在那片生养他们的故土，将再隆起一座座空坟。
那坟里会放些甚麽，一套离家前穿过的衣服，一本爷爷传下来的《三字经》，一把曾助他为父母尽了点孝道的镰刀，锄头，一支儿时玩遇的小木枪？
啊，枪！把它烧了！把它砸了！即使再活一万次，再死一万次，也不要枪！不要！不要！！不要！！！
胜利锣鼓
离休前为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员的百刃老人，辽沈战没期间，做为新华社驻东北军区记者，一直随16师“前指”行动。辽西那些窝棚复归平静後的第二天，他策马去46团2连采访。
凛冽的寒风中，老远就听到一阵锣鼓声。
在一家土坯围樯农院里，有三个战士，一个在打鼓，一个在敲锣，一个在击拔：若在往常，看到一住腰间插支橹子，胸前挎架照相机的骑马干部，不等走到近前，早立定行住目礼并上前报告了。这一刻，三个人好像没看见他似的，眼睛直直地望著前面，手中一下一下只管敲打著：咚吐锵，咚吐锵，咚吐锵……
记不得那村子叫甚麽“窝棚”了，记不得那三个战士的形象了。比如脸上是怎样带著烟黑尘土，衣服上是怎样占著血迹，被弹片和子弹撕出棉絮，烧得窟窿眼子。老人甚至记不得当时是否与他们交谈过，他们是否开过口。只记得那脸上好像甚麽表情也没有，又好像蕴含著那种境况下人类所能有的一切感情。只记得那锣鼓声一下一下就是那麽个节律，走出好远了那锣鼓声还在响，直到今天好像还在耳边响。
还记得周围站著一群小孩子，一个个破衣烂衫，小脸冻得发青，鼻涕都“过河”了，有的咝溜一声吸进去，有的用明晃晃的袖头抹一把。
南下北宁线前，他曾来这个连采访过。连队正在操场上集合，180多名男子汉放开喉咙，唱一支当年在华中用血与火谱写的战歌：“’勇敢队’，‘勇敢队’，江堰战斗显神威……”（50）因一部描写长春围困战的电影《兵临城下》而罹难的老作家说，辽西战没期间，他写了10多篇战地通讯，发在当时的《东北日报》上。
後来还写篇介绍收容所俘虏情况的通讯，没发出来，报社说对敌人写得“客气”了。
晚饭後，战地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