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没下刀子,仍然下雾。这次,铁路成了“华山一条路”。
太原火车站人山人海,卧铺、硬座,站票,任何票都一票难求,买站台票进站硬闯上车补票?这个通常可用的办法也没法用,不卖站台票!宣传部长跟阎崇年一起坐在候车室,愁眉苦脸,一点儿辙没有。
有个人突然站到阎崇年面前,问:“您不是阎崇年老师吗?”
阎崇年慌忙站起来跟那个穿铁路制服的人握手。
“我是太原火车站站长。”那人自我介绍。问明阎崇年一行是怎么回事,站长二话不说,立即带阎崇年和县宣传部长进站,守候在通常是列车长所在车厢停靠的位置。
一会儿,一列火车“吭哧吭哧”停下,列车长下车,一眼瞅见站台上的人,顾不上跟火车站站长打招呼,直冲着阎崇年,一边喊着一边跑过来:“哎呀这不是咱阎老师吗?什么?您没票?您还用票?!直接上软卧!”
阎崇年这会儿可真散了架了!简直是侦探小说的情节!他累极了,但不敢睡,万一睡过了站,可就对不起贫困县的乡里乡亲了。但是,他太累了。宣传部长职责所在,应该能提醒下车吧……
有人轻轻推阎崇年,阎崇年奋力睁开眼睛,噢,列车长!
阎崇年耳边传来县宣传部长甜蜜的鼾声。
“阎老师,还有十五分钟到站。”列车长说。
原来,列车长一直坐在包厢外头,成了阎崇年的“卫兵+闹钟”。
……
沈阳有家大饭店,老总对员工搞文化培训,教材是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从门童到厨师,人手一本;从饭店大堂到洗衣房,早就认“阎崇年”。
阎崇年真到沈阳来讲学了,下榻这家饭店。饭店从上到下都认为豪华客房常主顾来也。一切服务“总统套房”级,到结账时,接待阎崇年者喜出望外:饭店老总埋单。
公路铁路饭店通票(2)
阎崇年多次遇到这类极不寻常的“寻常故事”。有一次,他到南亚一个国家讲演,相邻国家的观众闻讯坐飞机赶来,住在五星级宾馆里,为什么?只是为了要个阎先生签名!北京有位著名的医学专家,喜欢阎崇年的节目,进而喜欢阎崇年这个专家,关心阎崇年的健康。一定要拉阎老师去查体,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警惕的事儿?需要不需要用点儿保健方法,让老先生更加青春焕发?
多年枯坐书斋的书生阎崇年成了“腕儿”,成了“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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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做学术明星”
近来人们对“明星”学者多有微词。似乎学者成了明星就是不务正业,而明星就不该有学问。这算什么逻辑?难道堂堂大中华提倡“漂亮脸蛋+文盲”和“魔鬼身材+弱智”?
“明星”学者应对这类话语时也躲躲闪闪,似乎一跟“明星”沾上边,就不大光彩,回答记者们提问时,经常说“我主要还是在大学教学啊。”诸如此类。
想不到阎崇年面对“明星”问题,慷慨陈词!
济南签售前的记者见面会上,有记者问:“阎老师,您怎么看待被称作‘学术明星’?”
阎崇年笑吟吟地回答:“我很感谢大家称我是‘学术明星’。我认为这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褒奖,是对我多年研究工作的肯定。体育有明星,唱歌有明星,我们研究几十年学问,做个星还不行吗?老百姓追捧学术明星,总比追麻将强!”
好厉害的老爷子!
阎崇年还有句名言:“我藏在书斋五十年,出来晒两年太阳,不行吗?”
理直气壮!
阎崇年研究清史五十余年,真是皓首穷经!老了老了,突然红了,成星了,不行吗?几岁娃娃演电视剧能成星,十几岁娃娃当神童作家能成星,七十岁老历史学家凭什么不能成星?
阎崇年老师签售时,我一直跟阎崇年夫人解志红坐在一边,乐呵呵地边看边聊。阎老师既然是我请来的,我全程地陪理所应当。而阎老师好几次很不过意地过来要求我离开,我说:我就乐意在这儿呆着!
山东记者跟我熟,见我来了,跑来采访:“马老师,您怎么来了?”
我回答:“我也是阎老师的粉丝啊。”
阎崇年的粉丝有个特殊称呼叫“年糕”。
这是百家讲坛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就像著名的歌星一样,好多主讲人都有“粉丝”。易中天的粉丝叫“易粉”或“乙醚”;于丹的粉丝叫“鱼丸”;王立群的粉丝叫“群众”。粉丝们还在网上建立以主讲人命名的“吧”。
阎崇年在北京签名售书,排队的读者,最年长的八十岁,最年幼的九岁。男女几乎各占一半儿。阎崇年自己解释是:“男士喜欢看清宫的政权斗争;女士喜欢看清宫的后宫故事。”其实,我觉得,不管男女,都是在铺天盖地的“戏说”之后,想听听“正说”。在图书市场上,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也卖得很火,还出现各种盗版。
阎老师为人太谦和了,一点儿“明星”架子没有。凡是要求将自己的名字写到书上的读者,他从不拒绝;凡是要求跟他合影的,他也从不拒绝,而且一定得站起来照。
我观察着涌动的人群。有好几个小朋友排在队伍里边。我看到一个跟我孙女阿牛差不多的小女孩,抱了好几本,我把她叫了过来。
“小朋友,你为什么买书?”
“我替我爸爸买。”
“你不看这书吗?”
“不看。我看电视。和爸爸一起看。”
“你知道袁崇焕吗?”
“知道。”
“他是什么人?”
“好人。”
“怎么是好人?”
“他很聪明。”
听了小孩的回答,我想,袁崇焕聪明!这算什么评价?这孩子还是看热闹啊。我继续问:“袁崇焕只是聪明吗?”
小女孩想了想,说:“他做了很多好事。”
有门儿!
我又问:“他做好事为什么被杀了呀?”
小女孩用大惑不解的眼光看我,好像在疑惑:这点儿您都不知道吗?然后,小女孩说:“冤枉啊!”
到位!
我问女孩:“你上几年级了?”
“三年级。”
跟我们家阿牛同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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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好处”和“一个观众”
“文革”后,刚开始拨乱反正,工作组到阎崇年所在单位,让大家讲“文革”的坏处。阎崇年却说:“文革有两大好处。”
工作组警觉起来:怎么,竟然有人敢顶风而上唱反调?难道这文质彬彬老先生居然是“三种人”?
阎崇年说:我在“文革”中有两大收获。
第一个收获是:那时,有人造反,有人保皇,我什么也不是,逍遥。十年时间,外边不管怎么打,怎么闹。我躲在图书馆看书。后来百家讲坛讲经典,阎先生讲《大学》时,还把这件事作为“己和”的例子来讲。
第二个收获是:那时,没人好好上班,没人管打卡,没人管我到哪儿去。我一直想好好琢磨琢磨大运河这条南北贯通的“大动脉”,可我不是“红卫兵”,不能坐免费火车,就骑个自行车,沿着大运河,从北京一直骑到杭州!一路上考察风土人情,骑自行车反而考察得更细。多少年想考察大运河的愿望,没想到“文革”给成全了。
工作组的人一听,放心了,原来不是什么“三种人”,只不过是老书呆子的两件小事。
这两件小事对阎崇年却绝对不是小事。
别人荒废十年光阴,他白捡十年光阴!
别人文斗武斗互相斗,他和文史资料斗!
“文革”一结束,阎崇年把《袁崇焕传》拿出来。
辛辛苦苦写十年,卖出二百本!
二十年后,百家讲坛找上门。
一直跟阎崇年合作的,是百家讲坛一对俊男靓女:马琳和那尔苏。那尔苏文字阳刚而漂亮;马琳善于配优美的画面和音乐,阎崇年跟这对青年人的合作珠联璧合。
录制“正说清朝十二帝”时百家讲坛还没有自己专属的录制场地,录制节目是在现代文学馆。现场观众,经常需要“特邀”:哪一场由哪一家高校组织学生听。观众自动前来捧场的很少。
有一次录制“正说清朝十二帝”,导演高虹到了,马琳和那尔苏到了,主持人到了,阎崇年到了,原定录制时间也到了。
现场观众呢?一个也没有!
怎么回事?那尔苏打电话问组织者,对方“哎呀”一声,太抱歉了,“我把这事给忘了!”
那么,让组织者立即下通知,马上组织学生,抓紧从郊区赶到现代文学馆?黄花菜都凉了!要不然,今天不录换明天?总导演高虹说:不行。咱们是按商定的录制时间交场地费呀!
阎崇年说:“没事儿!就这么录吧。”
有个人打开门往里瞅。马琳赶快跑过去问:“您做什么?”
来人回答,他来找什么人,没找到,看看他在不在这儿?
马琳灵机一动,说:“您给我们当观众吧!”
那人倒也好说话,当观众就当观众呗!
就这样,阎崇年给一个观众讲了一场“清十二帝”。
结果,这一集收视率很高,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对这集“咸丰(下)”大叫其好。
同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我听到“一个观众”的故事,对阎老先生特别钦佩。主讲人跟观众“互动”有时候特别重要。你讲得精彩,观众就情绪高昂;你讲得乏味,观众就没精打彩。主讲人可以根据观众反映随时调整讲课的内容。只有一个观众,主讲人可真得“凭它场内空空,自己淡定自如”!
我想,阎老师面对一个观众时,心里肯定装了亿万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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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酷评”和“捧哏”
百家讲坛渐渐热闹起来时,“说聊斋”也忝列其中。北京开个主讲人和影视研究者的联席会,因为我是外地的,没参加。正是那次会后“说聊斋”从六集扩充成二十四集。当时大家研讨的内容固然有我等这些讲六集、八集的“散兵游勇”,但一讲就是三十八集《正说清朝十二帝》的阎崇年,是主要研讨对象。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第一个发言,说要给阎崇年老师提个批评意见。
人们愕然。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电视台领导和许多前辈,年轻的于丹第一个发言已算勇气不小,偏偏还要提“批评”意见?
于丹说:“阎崇年老师害苦了我妈!她老人家本来天天要午睡,自从播‘正说清朝十二帝’,她再也不肯睡午觉了,非得从头到尾看下来不可!”
更有甚者,不仅于丹的母亲,于丹邻居家的老太太们,全都不睡午觉了,都看清十二帝!而且经常聚到一起“讨论”。
于丹的“批评”说完,人们大笑起来。
其实,于丹是包括百家讲坛在内的科学与教育频道总顾问,第一个发言没什么稀奇。而以“批评”形式“褒扬”,不能不说是巧妙“酷评”了。
人生相处不何逢?时隔一年多,《于丹<论语>心得》紧随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之后通过中华书局,声势浩大地推向图书市场。2007年初,中华书局决定在北京春季图书定货会期间召开重点客户联谊会,请阎崇年在会上讲讲。
阎崇年说:“我和于丹老师一起讲吧。”
于丹说:“我给阎老师‘捧哏’吧!”
阎崇年、于丹并排往讲台上一站,阎崇年说:“中华书局花费大量心血出版我们的书,我们表示感谢!”
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