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①
马周饮酒有海量，青年时期曾“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他在48岁时便因病而死，毛泽东认为他所以不能长寿，是由于“饮酒过量，使不永年” ②，对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的英年早逝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惋惜之情。
毛式历史人才观
毛泽东在批注史籍和谈论历史时，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那么，什么样的历史人物能引起毛泽东的瞩目呢？或者说，毛泽东对历史人物褒贬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
其一，不以出身地位论英雄
毛泽东曾多次把项羽和刘邦两人并提，并进行比较。在读《史记》时，毛泽东曾在《高祖本纪》中写了这样的批语：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③
第三章 毛泽东智品古代史籍（17）
在毛泽东看来，刘邦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其政治才能最为重要，而这种才能的形成，则与他们的出身有关。
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讲过：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毛泽东还认为，刘邦之所以成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用人，善于纳谏。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生动地讲述了《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刘邦见郦食其的故事，他借这个故事教育干部：
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④
刘邦是个小吏出身。年轻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 ⑤ 可以说是“老粗”出身。毛泽东从刘邦这个典型中总结出“老粗出人物”的结论。
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
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⑥
1964年3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阐述他的这种观点，他说：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⑦
毛泽东对贵族出身的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的评价都不高，尽管他们是开国皇帝，但是缺乏政治才能。毛泽东在《隋书·高祖本记》上的批语是“蕴藏大乱”，对唐高祖李渊的批语是“遇事无断制”。⑧
其二，欣赏能文能武的人
毛泽东称赞过的许多人物，如曹操、周瑜、诸葛亮、李世民、张说、朱敬则、范仲淹等，都是能文能武的人物。他年轻时，“独服曾文正”，也正是曾国藩能文能武。
1958年，毛泽东到安徽视察，路途中读《三国志·吕蒙传》。毛泽东说：
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和《吕蒙传》。①
1973年7月，毛泽东布置校注《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史记·灌婴列传》、《晋书·刘元海载记》等，是大有深意的。周勃、灌婴是跟随汉高祖刘邦起兵的武将，虽然他们功劳卓着，但由于没有文化，常遭后人鄙视。匈奴贵族刘渊（即刘元海）曾说过：“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意思是说，通过他翻阅史书，像随何、陆贾这样的人，只有文才不懂军事；而周勃、灌婴只会打仗，没有文才，这都是他所不佩服的。
第三章 毛泽东智品古代史籍（18）
毛泽东所以要让高级干部读《刘元海载记》，正表明他比较赞赏刘渊的话，只文不武或只武不文，都是不行的。
其三，赞赏于乱世中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杰
青年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时，就曾写过这样的批语：
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②
这段话表达了他对乱世英雄豪杰的赞美之情。从毛泽东一生的读史实践来看，他是始终遵循着这一观点，认为“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即使是在晚年，他最赞赏的也是那些乱世中的英雄。
例如，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勖是靠长期艰苦征战取得帝位的。尽管在他取得帝位后，由于信任伶人、残酷搜刮等弊政导致了“祸乱”，使他成了短命的皇帝，但他为夺取天下而英勇作战的事迹，仍然是中国历史上光彩的一页，受到毛泽东的特别瞩目和赞许。
毛泽东对《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一篇，读得很仔细，并写了几条批语。毛泽东十分称赞后唐灭梁过程中的三个关键人物：李存勖本人和他的两个谋士康延孝、郭崇韬。毛泽东批语道：
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③
在后唐与后梁为夺取中原统治权而进行的长期战争中，李存勖继承其父李克用的事业，“不栉沐，不解甲，十五余年”。由于战争十分艰苦，有人建议“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李存勖“审机独断”，坚持执行康延孝、郭崇韬的积极进攻的战略，终于获胜。
毛泽东的批语说：
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④
在进攻汴州准备灭梁的最后战役前，李存勖和其他将士一样，遣送家属到兴唐，准备与梁决一死战。李存勖告别家属说：“事之成败，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对此，毛泽东很是感佩，批了一句：
生子当如李亚子。
“李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这句话本是朱温败于李存勖时的感叹之词，毛泽东借引来，可见他对李存勖的赞许。
也许就是在这次读完关于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史籍以后，毛泽东想起年轻时读过的一首歌颂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咏史诗《三垂冈》，他虽然已记不清“是何代何人所作”，但诗的内容他还背得下来。诗云：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毛泽东通过他的秘书田家英查出了这是清人严遂成的《三垂冈》诗。
毛泽东对于史籍中记载的那些以儒术治国，或者只是守成并无作为的人物似乎不太感兴趣。被很多史家赞誉为“文景之治”的汉文帝、汉景帝，毛泽东却并不以为然。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谈话时说：
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宣帝“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平（帝），更是*。⑤ 。。
第三章 毛泽东智品古代史籍（19）
这表明毛泽东对“维持会”式的历史人物是不太感兴趣的。他还和人说，《后汉书》只有光武可读，这也正是由于汉光武帝刘秀是从征战中承续汉家基业的“中兴之帝”，所以读起来才有点意思。
其四，尊崇硬汉子，鄙弃“软骨头”
毛泽东对于历史上那些“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敢于坚持真理，甚至以身殉志的人总是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而对于向统治者摇尾乞怜，甚至妥协投降的人则给予鄙视和批判。
徐有功是唐武则天时期的执法大臣，他坚持执法不循私情，不怕诬陷，甚至不怕丧命。《新唐书》称他：“尝谓所亲曰：‘大理，人命所系，不可阿旨诡辞，以求苟免。’故有功为狱，常持平守正，以执据冤罔。凡三坐大辟，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
徐有功认为自己被朝廷用为法官，自己只能“守正行法”，这就难免坐罪而死，这就像“鹿走山林”，迟早会“命系庖厨”被人宰杀。
毛泽东不赞成徐有功这种贬低自己的观点，认为他如坚持执法而死，是“以身殉志”，是高尚的行为。不仅徐有功如此，所有“以身殉志”的古今人物，都是伟大的、高尚的。他在《徐有功传》上批道：
“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①
相反，毛泽东对清朝末年的“软骨头”武训则完全是否定的评价。
1951年6月，毛泽东在审阅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一稿时，亲笔加了这样的文字：
你看，武训装得很像，他懂得封建社会的尊卑秩序。他越装得像，就越能获得些举人进士的欢心，他就越有名声。他已经很富了，还是要行乞。他越行乞，就越有名声，也就越富。武训是一个富有机智和狠心的人，因此他成了“千古奇丐”，只有那些天真得透顶的人们才被他骗过。旧的反动着作家则将武训的骗术有意描写为“美谈”，武训的“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这件事，在《清史稿》武训传中也是大书特书的。②
其五，相信“青年人打倒老年人”
毛泽东在读史、论史中，对青年人的作用给予特别的重视，他一再提出“青年人比老年人强”、“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并从历史人物中列举了大量例证说明他的观点。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第二次全国团代会主席团的谈话时，就以周瑜为例，说明选青年干部任团中央委员的重要，他说：
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③
在1958年5月8日*八大二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从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青年，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人，这些发明家在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不能完全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