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品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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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品国学-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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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古典小说、各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
  有学者曾对《毛泽东选集》的前四卷作过一个粗略统计,其中的成语典故,有40条左右来自《左传》,有20至30条来自《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的则来自《尚书》、《易经》、《诗经》、《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老子》、《孙子兵法》、《晋书》、《国语》等。
  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引用的古籍就更多了。毛泽东能够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给人以隽永丰富的启迪,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
  这些言简意赅的古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共产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以上所举,足以领略毛泽东式的古为今用的独特魅力之一斑。当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还将分别专题做深入的探讨。
  应当明确,如果没有毛泽东那样深厚的*主义理论,没有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要做到挥洒自如、恰如其分地运用国学是难以想像的。当然,无可讳言,毛泽东晚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引用典故或者古诗、古语,为推行某些“左”的政策提供历史论据,这当然是失之偏颇的,伤害了自己的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在今日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1)
“六年私塾”奠定国学基础
  1936年10月,经不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坚决要求,毛泽东一连几夜,叙述了他自幼年的人生经历。他说:
  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①
  对这6年的私塾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曾这样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
  对于每一位当今中国人而言,无论他多么时尚,也无论他甚至连一句“经”都没读过,但对“四书”、“五经”这些词儿,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据《礼·互解》及《庄子》记载,“经”原本有六部,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后来由于秦始皇焚书,《乐经》散失,仅存《乐记》一篇,被并入《礼记》之中,于是成为“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起,五经就被规定为科举用书,一直沿用到清末。
  “四书”的确定,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之功。他在实际教学中,为了完善儒家学说,建立系统的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在原有五经的基础上,把《论语》、《孟子》也提升到“经”的地位,再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之为“四书”。
  关于朱熹编注四书,朱自清先生有这样一段概括的话:“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
  由于四书五经比较艰深,成年人理解起来也比较吃力,更别说刚入学的孩童了。于是,在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儿童启蒙用书……“蒙学”。旧时村塾蒙学最普通的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此外还有《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
  据记载,毛泽东在初入私塾时,先读的就是这类蒙学教材。这类书,用简短的骈俪句式,且多押韵,儿童读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既能识字,又长知识,以至终生不忘。其中传达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等,活泼鲜明,通俗易懂,因之在民间广泛流传。所谓“读了《增广》会涉骂,读了《幼学》会讲话”,因为《增广》多谈世态人情,《幼学》多词汇典故。这些书的内容虽同属封建文化的范围,不免宣扬封建思想意识,甚至还有庸俗无聊和迷信荒诞的东西,但在识字、传授基本知识、进行生活教育和端正道德规范方面,还包含不少有益的成分,是不可一笔抹杀的。这种蒙书在中国文化传承过程中,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王应麟编纂,明清两代续有增补,全书共376句,包括天文、地理、典籍、历史、人物以及社会人生种种,简要赅博,便利记诵。章太炎说:“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辑《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2)
作为封建社会的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的确是编得很高明的。书中故事,贯穿孔孟儒家思想,但也有许多劝勤教俭,鼓励读书,传授学习方法的内容。如关于儿童教育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关于读书方法的:“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还有盛赞家贫而苦读者:“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三字经》中的许多句子,即使没有读过的人,也耳熟易解,可以顺口背出几句。
  《幼学琼林》成书于明末,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简明通俗小百科,也可说是民间常用的成语典故小词典。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朝廷制度,名臣武将,文事科第,人情世故,家庭婚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艺,以至鸟兽花木,神话传说,无所不包。人们生活中惯用的词汇格言,习惯常见的成语典故,不论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在书中大都可以找到,所有这些都以对仗联语表之,其中释文尤为简练恰当。短者才几字(“无言曰缄默,息怒曰霁威”),长者也不过20多字(苻坚自夸将广,投鞭可以断流;毛遂自荐才奇,处囊便当脱颖)。全书联语不下一两千条。
  比如:“沧海桑田,谓世事之多变;河清海晏,兆天下之升平。问舍求田,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平空起事,谓之平地风波;独立不移,谓之中流砥柱。”
  “彼此不合曰龃龉,欲进不前曰趑趄。事有大利,曰奇货可居;事宜鉴前,曰覆车当戒。小过必察,谓之吹毛求疵;乘患相攻,谓之落井下石。管中窥豹,所见不多;坐井观天,知识不广。”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此魏征之对太宗;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此子产之讽子孔。刎颈交相如与廉颇;总角交孙策与周瑜。范仲淹胸中具数万甲兵;楚项羽江东有八千子弟。李义府阴柔害物,笑里藏刀;李林甫奸诡谄人,口蜜腹剑。”
  “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当知器满则倾,须知物极必反。为善则流芳百世,为恶则遗臭万年。彼此不合,谓之参商;尔我相仇,如同冰炭。”
  这里面,有词语的解释,有典故的介绍,有成语的运用,又蕴含着封建社会为人处世的道理。采用对仗的联语形式,不仅有助于记忆,也有助于学习吟诗作赋。
  上面引述的一些成语典故,如中流砥柱、前车之鉴、坐井观天、兼听则明、口蜜腹剑、物极必反等等,在毛泽东的文章讲话和诗词中都可以找到。
  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毛泽东提出“耕三余一”的口号,这在《幼学》中为“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几遇荒有备”。“泥丸可以封函关”中的“泥丸”出现在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中……“乌蒙磅礴走泥丸”。而“吴刚伐月中之桂”的神话典故,则出现在毛泽东的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中:“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对《增广贤文》毛泽东也是熟悉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后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等等,这些话或见于毛泽东的文章着述,或常出现于他的口头谈话中。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3)
总之,毛泽东对“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活中读枯燥难懂的儒家经典是非常反感的,但也正是这六年,使他学会了阅读、写文章,给他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毛泽东对《论语》烂熟于胸
  今日中国,随着于丹教授《于丹〈论语〉心得》在大江南北的一纸风行,街头巷尾,男女老幼,大有“开口便谈《论语》”的势头。
  儒家经典是国学的核心。儒家经典,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四书五经。而《论语》是四书之核心。所以,薄薄的三万来字的《论语》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国旧时代,在长达两千年的时期里,《论语》被指定为士子科举考试的“必考教材”,所以旧时代读书人从很小时就开始攻读背诵《论语》。
  毛泽东出生时,正是清朝末年,那时科举还没有废除。他从8岁时开始,每天读的就是以《论语》为主的儒家经典。和今天的孩子比较而言,可以说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是“很早”就接触了“国学经典”,自然他的国学基础是非常深厚的了。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的汇编作品。因为这部核心的国学经典中,记录有孔子逝世后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言行,所以其编撰者不可能是孔夫子。
  那么,《论语》的编撰者到底是谁呢?历来有多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泛指孔子门人为编纂者。《汉书·艺文志》中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是最早论及《论语》之编撰者的记载。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东汉郑玄说:“《论语》乃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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