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多习惯上的改变，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起居习惯改变开始的。那么，席地而坐的起居习惯，究竟给我们后来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语言上还保留了很多席地坐的痕迹。比如，我们说席位、出席、筵席。筵席，这个词很有意思。筵，是铺在地上的大席子；席，是铺在你面前的小席子，小席子的地位比大席子高。
我早年去过新疆，进过哈萨克的毡房。哈萨克保留的习惯就有点儿古制，屋子里全是地毯，人家招待我们吃饭，每个人前面铺一个小毯子。我那时候年轻，刚进去的时候还不太懂规矩，一脚就踩在人家小毯子上，人家马上来挡我。哈萨克人的这个小毯子，就相当于我们过去的小席子，功能相当于桌子，你等于一脚踩到人家桌子上去了。毯子上搁着吃饭的东西，每人一个碗，一个馕，还有奶疙瘩，然后给你倒马奶子酒。我不太懂哈萨克的规矩，不懂喝酒的规矩。马奶子酒好喝，喝多了也醉。我很豪爽地喝完了一碗，碗往地上一搁，人家一下子又给倒满一碗，我拿起来又喝了，喝完了又被倒满了。我就开始犯愣，心里嘀咕：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要不喝，还有人在旁边劝你、唱歌，一定要让你喝掉。这时候我就慌了，赶紧看别人怎么做。原来你表示不喝了的时候，要把碗扣过来，表示我已经喝够了。如果你的空碗冲天，他永远会给你倒。
《论语》中有一句话：席不正不坐。说的是规矩，席子一定要摆正。《礼记》也有这样一个规定：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五个人以上，德高望重者必须另坐一张席子。这就使我们一个伟大的词汇诞生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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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方式（2）
主席的原始含义是指：主要席子上的那个男人，或者席子上的那个主要男人。它跟英文chairman完全不一样，chairman是指椅子上的男人。
我们坐在地上，没有椅子可坐，所以我们的词汇与此相关。比如说：我们在联合国有一个重要的席位，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奥运会的开幕式，说得都很明确。
词汇跟我们的起居习惯有关，如果我们当时是坐椅子的民族，今天的词汇一定发生变化，主席一定叫“主椅”，出席一定叫“出椅”，席位一定叫“椅位”。因为我们是一个席地而坐的民族，今天才有这样相关的词汇。
那么，既然我们祖先是席地而坐，就有两个问题出现了：我们是怎么改过来的？我们又是什么时候改过来的？可能就是从刚才李白说的那个床—胡床改过来的。
我们是席地而坐的民族，游牧民族带给我们很多耳目一新的东西。当时我们坐在地上，游牧民族的兄弟们翻身下马，从马背上打开一个扎捆的东西，坐在屁股底下，这个东西就叫马扎，意思是马背上扎捆的东西。至今这种家具我们还在应用，出去乘个凉，聊个天，拿个马扎最方便。这么一件历史久远的家具，影响了我们的生存状态，改变了我们的起居方式。
马扎，它有一个学名叫做胡床。“胡”字打头的词，一定是外来的，比如胡椒、胡琴、胡萝卜。胡萝卜是外来的，跟我们吃的红萝卜、白萝卜、绿萝卜都不一样。它吃起来有异味，刚开始吃胡萝卜的人有时还不习惯。《后汉书》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灵帝是东汉人，这是我们有关胡床最早的一个记载。请注意，这里有八个词汇，只有“胡坐”是动词，其他全是名词。可见当时高坐是非常重要的变化，高坐决定视野的变化。韩剧和日剧里，房间里常常都是矮柜子，原因是他坐在地上，用高柜会觉得非常压抑。高坐决定家具所有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起居方式以坐姿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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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夜思》新解（1）
我们知道了这一点，就可以重新解释一下已有定论的历史。比如李白那首《静夜思》，他说的“床”，就是马扎。他的语境非常清晰，动作清清楚楚，李白拎着一个马扎，坐在院子里，在明月下思乡。
我们躺在床上是没办法举头和低头的，顶多探个头，看看床底下。如果你对中国建筑史有了解，就知道唐代的建筑门窗非常小，门是板门，不透光。宋代以后才出现隔扇门。中国现存的唐代建筑，全国有四座，比如山西的佛光寺、南禅寺，都是现存于世的唐代建筑，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而且，唐代的窗户非常小，月亮的光几乎不可能进入室内。尤其当你的窗户糊上纸、糊上绫子的时候，光线根本就进不来。所以李白说得很清楚：我在院子里坐着。
杜甫有一首写景的诗，对李白这首诗做了一个诠释。杜甫的《树间》：
岑寂双甘树，婆娑一院香。
交柯低几杖，垂实碍衣裳。
满岁如松碧，同时待菊黄。
几回沾叶露，乘月坐胡床。
杜甫说得非常清楚：我衣服上都沾上树叶上的露水，都不记得在树下坐了多少回了，说的是室外。
其实李白还有一首流传甚广的《长干行》，开头这样写：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诗中以小女孩的口吻说：我小的时候，拿了一个马扎坐在门口，折了一支花，在门前玩耍。小男孩骑着竹马，围着我绕圈起腻。说得多清楚啊！一般的书往往解释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讲不通了。小女孩坐在门口玩，“折花门前剧”，剧是戏剧，当玩耍讲。“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下一个镜头进屋了，小男孩围着一张大床转。好像很蒙太奇，很电影化。这种解释根本不通。且不要说当时的床是顶着墙放，根本不能绕圈儿转，就算可以转，小男孩围着小女孩很暧昧地转来转去，也不是李白的原意。这句诗是成语“青梅竹马”的来历，表示两小无猜。
我们一提唐诗，就说李白、杜甫、白居易。白居易也有一首《咏兴》，对李白所说的“床”也做了诠释。这首诗是长诗，有点儿像打油诗。开头几句：
池上有小舟，舟中有胡床。
床前有新酒，独酌还独尝。
白居易说得很清楚：水上有一条小船，小船上有一个胡床。下面由于唐诗韵律、字数的限制，他不能说“胡床前有新酒”，只能说“床前有新酒”，我自己边倒边喝。诗中的“胡床”与“床”明显指一个东西。
我们对《静夜思》的误解，来自于我们起居方式的彻底变化。千年之后，我们不知道我们民族已彻底告别了席地坐。古代很多名词是一词多用，今天很少有这个现象。今天，由于文化的进步，名词都尽可能分类。一个事物就是一个名词，说得很清楚，不清楚就要用附加词。古代不是这样，古代的一个名词可能代表多种事物，比如“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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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夜思》新解（2）
李白还有一首小诗，很有意思。其中一句说：“去时无一物，东壁挂胡床。”（《寄上吴王三首》）这里有一个动作：挂。意思就是马扎折起来，可以挂在墙上。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要了解过去的社会，就一定要了解它强大的文化背景。
其实，早在隋朝，胡床的名字就发生了变化。《贞观政要》有这样一段记载，唐太宗说：“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隋炀帝有鲜卑血统，反而特别忌讳胡人。他下令把胡床改名。因为胡床腿部交叉，所以改为“交床”。同时，隋炀帝又改了很多其他物品的名字。比如说我们吃的黄瓜原来就叫胡瓜，蚕豆原来叫胡豆，绵羊原来叫胡羊，核桃原来叫胡桃，等等。
但是，当政府下了政令以后，民间适应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彻底执行。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国家公布实行公斤制，但是我们今天仍习惯于市斤制，就是老百姓说的“斤”。现在建国五十多年，政府多次下决心要改，都未能彻底改过来。除了新疆和云南这些边远地区，现在实行公斤制，内陆地区大部分还是习惯用市斤。如果你去买鸡蛋，一定说“我买二斤鸡蛋”，肯定不说“我买一公斤鸡蛋”。最近几年，政府又说要更准确些，说“千克”。你跟售货员说“来两千克鸡蛋”，那个售货员肯定看着你，不知道你要干嘛。其实你就是要买四斤鸡蛋，但是你不好好说，你非说“来两千克鸡蛋，是国家让我说的”。这话听着就很别扭。
由此可见，民间要把一个习惯词汇改过来，需要漫长的时间。所以到了唐代，甚至更晚，虽然政府已将马扎的学名改成了“交床”，但老百姓还是一直叫“胡床”。比如，现在山西、河北等地，对小凳子、小马扎还保留了这种古老的称谓，称为“小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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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床到交椅的演变过程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概念：“床”，在早期是坐具，不是卧具。《说文》中解释：“床，安身之坐者。”说得非常清楚，床以坐为它的主要功能。
明代人程大昌在《演繁露》里说：“交床以木交午为足……足交午处复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床。”“交午”，午是中午，“交午”指中间交叉，“交午处”是指胡床腿部中间交叉的位置。
唐代是中国人的起居习惯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时期。从东汉开始就有“胡坐”的记载了，从东汉一直到唐，是完成中国起居变化的一个漫长过程。唐代加快了变化的速度，为什么呢？因为唐代的经济发达，外来文化迅速增多，人们的生活频率加快。比如我们今天的生活跟过去比较，今天的生活频率非常快。我们今天一年接触的事情，可能过去十年才能接触到。
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了解中国绘画史的人都知道这件国宝。在这幅画里，韩熙载五次出现，三坐两站。其中有一次是盘腿坐在椅子上，盘腿坐是一个习俗。比如在陕北乡下呆惯的人进了城，他总愿意蹲着，因为他从小习惯了，他觉得坐在沙发上不舒服。韩熙载也是这个情况，即使地位很高，让他垂足而坐，他也不很舒服，所以要盘腿坐在椅子上。这幅画充分证明了我们改变起居习惯的一个中间过程。
宋代是中国所有家具定型的一个最后时期。胡床，到宋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坐的马扎是临时性的坐具，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靠、不能倚。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宋代人把它改造了。我们说过，宋代人非常贪图安逸，他希望胡床能更舒服些。这时的胡床吸收了圈椅上半部的特征，增加了靠背和扶手，这样就可以倚靠了。所以这时它的名字又改了，叫做“交椅”。称为椅，就必须可以倚靠。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唐代和宋代的诗词作品，就可以看出来胡床功能上的变化。比如刘禹锡《洛中逢白监同话游梁之乐因寄宣武令狐相公》：
借问风前兼月下，不知何客对胡床。
李颀《赠张旭》：
露顶踞胡床，长叫三五声。
“对”和“踞”是诗人对胡床的两个动作，踞，就是盘踞。
宋人秦观则在《纳凉》中说：
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
注意，这时开始有“倚”这个动作了。还有和杨万里同时期的、非常著名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