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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够不通过勤恳的精进而成为名人的。我们衷心热爱的工作，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工作中，通过这些——仅仅通过这些——我们就能够学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磨炼心智、砥砺人格，并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劳动的意义和勤勉的自豪感
在本章的开头提到了谦虚的美德，现在讲到勤勉带来的美德，这些不都是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恢复的精神吗？
近代以来，特别是战后，劳动这个行为的意义和价值有点过于“唯物”了。劳动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物质上的丰富，所以，我们习惯于认为所谓工作，就是提供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换取相应报酬的手段。
从中理所当然产生一种想法，即：因为劳动是为了获得金钱而不得不从事的苦差事，所以尽可能轻松地赚到更多的钱，大家认为这种想法是“合理的”。这样的劳动观在日本社会广泛蔓延，甚至渗透到教育领域中。
但是，教育界人士与成长期的孩子人格形成息息相关，他们指导和帮助孩子们的人格成长。正因为如此，教师职业超越了单纯劳动的范围，教师是须以自己的完全人格面对学生的令人尊敬的职业，亦即神圣的职业。
但是现在，教师们自己了这种自豪感，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劳动者，为了从事传授知识的劳动，而把自己的时间切开零售，以便获取对等价值的报酬。他们贬低自己的地位，从而逐步丧失了作为教职人员的自尊和真挚感。我总以为，现在，象征教育荒废的课堂教学无法继续进行等问题的间接原因就在这里。
尽管如此，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前，我们还是具备了不厌恶工作的勤勉精神。但是，一旦遭到欧美批判日本人劳动过度、应该更多游玩以后，日本国内官民一起连忙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娱乐时间。
经历了热心工作好像是犯罪时代以后，勤勉的美德降至非常低的地位。我不想否定把业余时间用娱乐的欧美派的劳动方式，但是我认为，无批判地接受、轻视劳动价值的行为是大错特错的。
同样，把劳动当作只是为了获取生活所需食粮的物质手段也是错误的。劳动还有我已经说过的磨炼心智、锻炼人格等精神方面的意义。原本在日本，或者在东洋，劳动所具备的精神性——将劳动作为磨砺人格的精进的手段——早就牢固地存在着。
统治战后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曾在关于远东政策的议会证言中说到日本人的劳动观。他说日本所拥有的劳动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逊色于其他国家，日本的劳动者认为工作比游玩更幸福，也就是说他们找了“劳动尊严”。
我们日本人曾经体悟到了劳动的深刻含义和价值，深知勤勉努力的态度与自豪感和生存的意义一脉相通，并能创造丰富的内心世界，甚至也从劳动中体会到人生的意义。
劳动时所感受到的精神的愉悦，在单纯劳动中加进自己的创意技巧，使工作更愉快，不是被他人强制的“被动工作”，而是自己成为劳动行为主体，这些精神我们确实曾经拥有。
曾经拥有，却又丧失殆尽。难道我们不应该再次审视日本人劳动观的意义吗？
人在工作中成长起来。为了提高自身修养、丰富内心而专心致志于工。这样，就能使自己的人更加美好。
第四章 以利他之心生活
托钵化缘遇温暖
1977年9月，我在京都的一个名叫圆福寺的寺院得度，被赐法号“大和”。原计划6月出家，可就在这之前的体检中，被诊断为胃癌，于是，匆忙进行了手术。术后两个多月过去，身体还未完全康复，9月7日，我以俗家之身加入了佛门。
两个多月以后，我入寺庙进行了短期的修行。也许因为大病初愈，修行相当艰苦，但我却经历了今生难以忘怀的事情。
初冬肌寒之时，我头戴竹斗笠，身着青布袈裟，裸脚穿草鞋，站在每家每户门前诵经、请求布施。托钵化缘对我这病后之躯实在是一种极为艰苦之事，而从草鞋里露出来的脚趾头被沥青划破渗出了血。我强忍疼痛行走了大半天，身体像用久的破抹布一样，累得几乎要散架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和前辈修行僧一起化缘了好几个小时。黄昏时，我拖着筋疲力尽的身体、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在返回寺庙的路上，路过一个公园时发生了一件事。正在打扫公园身着工作服的老婆婆注意到我们一行人，她一只手拿着扫帚一路小跑来到我们跟前，向我的行囊丢进了500日元的硬币。
这一瞬间，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动贯穿我的全身，心里顿时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幸福感。
虽然她看上去生活并不富裕，却毫不迟疑、也不见丝毫傲慢地给了我这一介修行僧500日元。她新鲜和纯真的美好心灵，是我在迄今为止的六十五年里从未感受到的。通过她自然而然的慈悲行为，我深感触摸到了神佛的爱。
把自我利益置于一旁，首先对他人流露出悲悯之心——老婆婆的行为是微不足道的，但我认为它是人世间思想和行动中的最善最美。这个自然的德行教会了我“利他之心”的精髓。
所谓“利他之心”，佛教里是指“善待他人”的慈悲之心，基督教里是指爱。更简单一点地说，是“奉献于社会，奉献于人类”。这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或者像我这样的企业人士在经营公司中不可缺少的关健词。
说起利他，听起来好像有点过于伟大，其实一点也不。给小孩吃美味的食物，希望看见妻子喜悦的表情，让劳苦一生的父母过得舒适，像这样对周围人的一点体谅、关心就已经是利他的行为了。
为家人工作、帮助朋友、孝敬父母——虔诚、细小的利他行为一点点延展为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那样的大规模的利他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布施给我500日元的婆婆和特瑞莎修女没有本质的差别。
人类原本具备希望为社会、为他人做点什么的善良之心。比如，就在最近，当听说有很多年轻志愿者无偿地为灾区做义工时，我强烈地感觉到所谓利他精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
人的内心充满至深至纯的幸福感，不是在满足自我，而是在满足了“他人”的时候，我的这个观点一定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吧。而且，聪明的人应该能注意到，奉献于他人并不仅仅只是对他人有利，终究还将有利于自己。
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在于“善心”
追溯起来，这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当时，我们京瓷公司还是一个中小企业，我在欢迎新员工的典礼上，对新来的大学毕业生作了如下讲话：
“以前，你们一直在父母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们的关照下生活。从今以后，你们进入了社会，所以，现在该轮到你们回报社会了。作为社会人还希望别人为你服务的想法是不对的。必须从‘希望别人为你服务’的观念转变为‘希望为他人服务’。”
之所以说这一番话，是因为当时京瓷公司规模还小，各项福利还不健全，而刚进公司不久的大学生们则抱怨“我原以为这是一家不错的公司，没想到福利制度不健全，待遇也不好。”
对此，我训斥道：“现在公司规模确实还小，设备、制度都不健全。但是，从今以后，使她成为出色的公司，成为福利待遇丰厚的企业不正是你们的任务吗？不是要求他人去做，而是由你们自己去创造。”
我的观点是，站在“希望别人为你服务”立场的人，只注意不足之处，只是抱怨不公平不满意。但是，一旦进入社会以后就要站在“希望为他人服务”的立场上，必须为周围作贡献。因此，人生观、世界观必须作180度大转变。
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利他”这词，所以并未把这些作为支配自己行动的哲学思想。但是，我仍然不断告诫年轻人要为他人做点事情，即使一点点的用心也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利益而是他人利益。即使有时作出自我牺牲也要为他人尽力。圆福寺的长老们曾经给我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阐述了这种利他之心的重要性。
在某个寺院，年轻的修行僧问老师：“听说在那个世界有地狱和天堂，地狱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呢？”老师是这样回答的：“在那个世界确实既有地狱也有天堂。但是，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表面上是完全相同的两个地方，唯一不同的是那儿的人们的心。”
老师继续讲道：“地狱和天堂里各有一个相同的锅，锅里煮着鲜美的面条。但是，吃面条很辛苦，因为只能使用长度为一米的长筷子。住在地狱的人，大家争先恐后想先吃，抢着把筷子放到锅里夹面条。但筷子太长，面条不能送到嘴里去，最后抢夺他人夹的面条，你争我夺，面条四处飞溅，谁也吃不到自己跟前的面条。美味可口的面条就在眼前，然而每一个都因饥饿而衰。这就是地狱的光景。
与此相反，在天堂，同样的条件下情况却大不相同。任何人一旦用自己的长筷夹住面条，就往锅对面人的嘴里送，‘你先请’，让对方先吃。这样，吃过的人说‘谢谢，下面轮到你吃了’作为感谢和回赠，帮对方取面条。所以，天堂里的所有人都能从容吃到面条，每个人都心满意足。”
即使居住在相同的世界里，对他人是否热情、关心就决定那里是天堂还是地狱。这就是这个小故事想要告诉世人的道理。
我也多次向员工说起“利他之心”的重要性。为了完善经营，必须心存“奉献于社会，奉献于人类”的精神——我一直反复强调这一点。
“利他”是经商的出发点
在弱肉强食的商业社会，对于我屡次说“利他、爱、同情心”，有时也有人反驳说“尽说些好听的话，美言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目的呢？”但是，我并非花言巧语、也没有任何企图。只是直率地把自己的信念传授给他人，同时自己牢记在心并认真实践。
回顾历史就会明白，资本主义起源于督教社会，其中也有严厉的伦理说教的新教社会。
初期的资本主义旗手是虔诚的新教徒，根据马克思。韦伯的观点，新教信奉的宗旨是为了贯彻基督教所倡导的“博爱”，需遵守严格的伦理规范，尊重劳动的同时，把经济产业活动中获取的利益用于社会的发展。
于是，在从事经营活动中，必须用大家都认同的正确的方法追求利润，而且，最终目的一定是有益于社会。
“奉献于社会，奉献于人类”的利他精神——即谋求公共利益甚于私利的精神——曾经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伦理规范。
对己以严格的伦理自律，对外则以利他为自己的义务。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得以飞速的发展。
日本江户时期的思想家石田梅岩也提倡此观点。当时，正值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时期，社会上兴起一股风潮：在等级制度下，商业被置于最底层的地位、商业行为本身是极其卑下的。
针对此种情况，梅岩说“商人的获利就如同武士的俸禄”，商人获取利润如同武士接受俸禄一样是正当的行为，绝不是可耻的行为，这鼓励着很多受到鄙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