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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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著名作家- 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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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写作和生活一样,最大的障碍是自我。“忘我”不仅是一种出神的状态,也是一种需要努力达成的人生。说到底,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东西,作品就是记录、档案、痕迹。自然有“邪恶的天才”,但那是一种分裂——专心致志的工作状态和自我中心的生活的分裂。但,最完美的天才是合一的,我相信这一点,最伟大的书只能由佛陀这样的人写成。我知道,我的这个观点肯定会引起异议、反驳,也危险之极。可不可以不把它看成一种道德规定?仅仅是合一而已。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忘我如此重要,聚精会神如此重要,各种令其分心的欲望、表演、造作都会降低作品的品质。一个擅长于忘我的人,不仅在创作的时候忘我,在其他的事情上也能忘我。或者说,一个擅长于忘我的人,在创作的时候更容易忘我。当然说到底,写作一部杰作或者创造不朽的艺术不应该是人生的目标。完美的艺术应该理解为一种副产品,实现人生超越的副产品。卡夫卡之所以伟大,仅仅因为他的目标不在文学,不在要成为伟大。应该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努力地将写作活动与生而为人联系起来加以思考。障碍和束缚是有的,正是那个想成名成家、想成功的自我。
  李:有人说您自我化的取材方式缺少挖掘的潜力,您怎么看?《小城好汉》也是取材于个人早年经历,单就一种风格开拓的可能来讲,您有没有打算今后要尝试打破这种个人化的视角?
  韩:我本来想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它不是问题。注重个人经验,甚至取材于有过的生活经历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只有在我们现在这个不正常的文坛才会被作为问题提出,才会成为一种否定提出。有不注重个人经验、取材于书本或想象的写作,难道就不能有其他方式的写作吗?为什么要争取这个“名正言顺”?为什么就不能多元?就不能趣味各异?写作的“正宗”真的就是所谓的“虚构”吗?我说过,“虚构”是文学写作命定的方式,重点在于“方式”,也就是如何写,而不在于你到底写了什么。写想象、写幻觉、写书本、写假设的故事就是虚构了吗?写“假”的就是虚构吗?新闻报道和政府文件中亦有很多虚假的成分,甚至充满谎言,难道,它们就是文学了吗?新闻和文件无论如何虚假,它们都是非虚构作品,就像文学,无论是否写了“真实”,是以真实发生的事为题材的或是以假设的事物为题材的,它都是虚构。再说一遍,虚构是文学命定的方式,是方式。难道说,《西游记》是虚构,而《红楼梦》就不是虚构吗?或者说,后者就不是文学,或者,在文学的价值上就略逊一筹吗?因此,是否虚构并不能以取材论之。就算以取材而论,我也写过很多并非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始素材的小说,比如《本朝流水》、《双拐记》、《同窗共读》、《交叉跑动》、《房间与风景》、《恐怖的老乡》、《美元硬过人民币》、《烟火》,等等。如果你说的“个人化的视角”是指取材于个人经历,那就不存在“打破”的问题,在我这里,是不存在这样的限制的。

韩东(5)
李:童年题材还会再写吗?《扎根》似乎已经写尽了童年下乡的总体,《小城好汉》是取其一个点,以后还会这样“取点”吗?
  韩:我手头至少还有十部长篇的素材,当然不完全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的。我不限制自己,你为何要限制我呢?也许有一天我会写一本自传,到时候可以对照我的小说阅读,保证你会大吃一惊的。通过作品窥探写作者的生活过于吃力,也不是一个良好的阅读小说的习惯,会忽略只有小说才能传达的东西。
  李:《扎根》中一个情节令人印象深刻,就是老陶讲故事,为了教育和培养小陶,他给他讲《复活》、《九三年》等时,对原著进行了篡改,讲完之后他只记住了篡改的地方,原作竟真的被忘记了。对每个作家来讲,生活经历就是“原作”,写作完成后,“原作”可能已经被篡改,他记住的是自己的作品,而“作为素材的生活也将消失”——非常有趣的现象!写作能改变自己吗?写作能改变记忆吗?和历史相比,文学的“真理性”和魅力在哪里?
  韩:记忆是不可靠的,但面对历史,它又是唯一的。所谓的历史,说到底是由人们的愿望达成的。梦是愿望的达成,历史亦然,历史如梦似幻,因此才成了文学的材料。因此,无论你是否写了所谓的“真实”,它都是虚构的。只不过文学将虚构作为合法的积极的因素接受。在学术研究中,虚构则是一个非法的消极的因素。学术研究中的“真实”实际上只是某种逻辑的真实,而不可能有时空逆转、情景重现。文学写作利用记忆,但目的并不是为了恢复记忆,更不是为了打捞历史。在文学写作中,记忆可能是出发的地方,但绝不是目标所在。写作改变历史是必然的,构成历史之上的历史也是必然的。存在是一回事,关于存在的记忆是一回事,根据存在之记忆的写作又是一回事,对存在之记忆的写作的记忆又是一回事。在我看来,历史和文学都无所谓“真理性”,因为它们都是相对之物。但,无论历史和文学都可能成为抵达真理的道路。承认它们并非真理,承认它们的相对,便是一个可能的开始。文学的魅力也许就在于它主动地与虚幻共舞,甚至这虚幻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真实”而言的。文学虚幻的舞姿是在与“真实”的张力中展开的。
  李:谈谈作者和人物的关系吧。“新生代”作家(包括您)的小说里常常写到人的猥琐、阴暗,人们不一定展开道德批判,但是却常常忍不住拿它和作者对应,您怎么看?展示阴暗,可以是自我批判吗?怎么在作品中区分出它不是变态做作或哗众取宠?
  韩:将心比心是没错的。如果没有对人性的洞悉的话,写作将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里面不应该有道德批判。在文学写作中,非道德就是它的道德。我说的是非道德,而不是不道德。文学有道德,它的道德就是视任何道德都如儿戏。对于少不更事的孩子或者精神病患者,你的道德观如何建立?对于毒蛇猛兽或者温顺的绵羊,道德要求又是些什么?小说中的人物及其行为应作如是观,他们存在于自己的世界而非你我的世界中。观察、注视、了解、欣赏、怜悯,有了这些就足够了。在文学中,无论道德的或者反道德的,以不道德为道德的,都同样令人厌倦。我常常自我反省,但很少会在文学写作中。你说的“作品中的变态做作或哗众取宠”是有的,当一个写东西的人拿道德说事,自以为可以赏罚分明,就是一种荒唐。当然,道德苦闷或者冲突是一个主题,但写作者应该探询的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而非作出是非黑白的判断。 。 想看书来

韩东(6)
李: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展示美好和展示丑恶,哪个更有力量?我们的时代缺少的是什么?爱的能力,还是真诚?就批判的功能来讲,文学真的有助于我们“穿越”猥琐以及阴暗吗?或者退一步说,对作者本人来讲,写作是否有此作用?
  韩:艺术在定义上就是美好,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它展示美才能成为美,那不过是宣传,是广告,不是这样吗?艺术的力量不是它的广告作用,艺术自成一体,对于功利的事物而言属于无用。无用就是它的美,就是它的魅力所在。星空是无用的,但你取消它试试。我们的时代不缺少“爱”,不缺少“真诚”,不缺少所有的这些概念、说法,但的的确确,缺少对艺术之美的敏感、理解。艺术在我们的时代成了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批判的功能对艺术或者对文学而言是等而下之的,有助于我们“穿越”什么也是它极其粗俗的效用。文学艺术在普遍的理解中变得粗糙和狭隘了。对我本人而言,写作肯定不是为了批判社会,更不是为了克服心理的卑微,怎么说,它也应该更加辽阔和有出息一些吧。
  李:您说过自己的写作乐于关注情感和“关系”,对卑微和痛苦者感兴趣,而得意者是十分乏味的。这和您对人生、社会的看法有关吗?您好像对“滔滔不绝”的人特别厌恶?
  韩:不是说幸福是相似的而不幸各有各的不幸吗?我说得意的人是乏味的,是指在文学写作中,他们没啥可说的。当然,在生活中我也不喜欢自鸣得意的人。人这玩意儿,谁不知道谁呢?有什么可装的?西蒙娜?薇依的说法令我印象深刻,她说文学中“善”令人乏味,枯燥陈腐,而“恶”则生动有趣、活力无限。这和现实相反。在现实中“恶”是极其乏味的,而“善”却无比生动。这并非她的原话。文学世界的法则和现实的法则常常是颠倒的。卑微、痛苦、猥琐、变态、阴暗、困境、疾病、死亡、恐惧,诸如此类消极的因素在文学中的确更加具有活力,有它们的天地,而“善”在文学中往往就成了“伪善”了。顺便说一句,我对“滔滔不绝”的人并没有特别厌恶,甚至厌恶也谈不上。我比较厌恶的是伪善,除非在文学中,伪善也被表达成了一种生动有趣的“恶”。
  李:刚看了您一篇关于“乡土”的访谈,您平时关注农村吗?您的创作有一部分是和乡村密切相关的,同时代的“乡村题材”创作您关注吗?比如贾平凹,2005年他的《秦腔》比较轰动,还有同在陕西的您的大学好友杨争光等,您有什么评价?
  韩:我从来都不特别地关注乡村题材,也不特别地关注城市题材,在我,没有这样的分别习惯。我写乡村是因为那是我熟悉的,我写的是我熟悉的乡村。今天的乡村我不太熟悉。贾平凹的《秦腔》没有读过,不好评论。至于杨争光,我觉得他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非常独特。他非常了解中国乡村,了解那儿的生活和人性,并且具有不可多得的现代小说的意识。套用最近听说的一种说法,争光是一个大大被低估的汉语作家。
  李:能否明确地说一下,从作家自身方面来谈的话,您反对的写作是怎样的?您认为真正的写作应该是怎样的?以此为标准,当代作家里面您认可或欣赏哪些?
  韩:我不反对任何写作,任何写作都有它的理由。我反对的是文学写作的霸权。理想的写作局面应该是多元的,各有各的天地,也各有各的吃饭的地方。霸权、垄断、以正宗自居,是对写作事业的伤害,是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文学创造力的伤害。作为具体的写作者当然可以执其一端,按照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写作,认为自己的写作才是“真正的写作”。现在的情况是,作为具体的个人并无信念,但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反倒森严壁垒。只要你足够有名有势,人家就拉你入伙,管你写的是什么呢。反之则不屑一顾。这是一个文学标准问题吗?非也,是一个权力或者利益得失的问题。我欣赏的当代作家首先是在这一问题上比较超越的,有“公心”的,有“良知”的。实际上作家的良知并不那么抽象,并不需要表达为对人类、对世界、对底层的关怀、“悲悯”,在所从事的工作中有没有超越自身利益和地位的态度是关键。当年德高望重的高尔基读到无名之辈的叶塞宁的诗,激动不已,马上要求见面,并给予对方极大的肯定和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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