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著名作家- 第4节

　　在技术时代小说是一种奇迹，标准对于小说如果不是意味着死亡，起码也会将其拖入无聊与平庸的酱缸。
　　小说的好坏是小说魅力的一种，与一切标准无关。
　　小说是优雅、高贵
　　我想到长篇小说文体，就像传统中国家庭中的老大，注定要为命运承担更多分量。诗歌和散文可以是清风云霞、飞瀑流泉，长篇小说永远只能落实在茫茫土地上，任何浪荡花腔，都会酿成可以预见的荒废与颓败。小说容易得到万千宠爱，同时也容易受到无情奚落，亦酷似现代人对茫茫大地的爱恨之切。说起来，也是人之常情。当老大的总是出力不讨好，又不能学弟妹们，不时地用精神撒娇放纵自己的原欲，往往如牛重负沧桑早至。这种特质在当下尤为突出。
　　小说这种被人当做俗物的文体，本质上绝非俗物，只是因为写作的人低俗了，阅读的人低俗了。斑鸠可以在喜鹊弃置的几根细枝之上，再添些许杂草，不是也成了鸟巢？而喜鹊不是这样，它是一位真正的小说家。为了搭建一座真正的窝，不惜舍弃已经形成的规模，它所弃之如敝履的开头，被斑鸠捡了去当成宝贝似的金窝银窝。呈现经典小说一样的喜鹊，将自己的窝发表在苍茫的树梢和现代化的高压线塔上，如同天造地设的风景。如果小说可以是一群鸟的生活，真正的小说肯定是在空中高蹈的喜鹊和喜鹊窝。那些必不可少的混珠，当然就是斑鸠和斑鸠窝了。小说精髓总是处在可望而不可即的位置上，没有人能独占，也没有人能够真正予以摧毁。所以小说的模样，正是喜鹊的模样。小说的声音，正是喜鹊的声音。无论是独立枝头，还是穿越云天，喜鹊是从容的、安详的、优雅的、高贵的，哪怕*就要发生，也还是有尊严的。斑鸠们除了正好相反的品行外，还有一些习惯让人生厌：鬼头鬼脑，从不正眼看人，永远有事没事地故弄玄虚，好好的也要猛地一拍翅膀，发出惊心动魄的声响，不晓得的还以为真有惊悚悬念发生，定下神来去看，卖那么大的关子，根本不是要一飞冲天，往往只是蹿出百步之遥。实际效果，如同人之哗众取宠。

刘醒龙（3）
将北岛的诗句改一改：粗鄙虽是粗鄙者的通行证，优雅绝非优雅者的墓志铭。这是我对近年来长篇小说的总体看法。粗鄙是一种个人精神状态，优雅则是个人精神达到极致状态时的灵魂结晶。但凡粗鄙小说作者，写作意志算不得太坚定，甚至就是正在学舌的孩子，听得几句从大人嘴里冒出来的脏话，便好奇地在某个最不应该的场合里突然大声地说出来，使得一些人像遭电击那样产生种种强度不等的痉挛。这样的反应算不得审美范畴。以这种心境要想混迹在长篇小说领域，就不行了。长篇小说的写作状态不能招之即来，枯坐斗室的长期孤独也不会挥之即去。粗鄙是对他人的，须得营造一些嘈杂环境才能用武。优雅是为了自身，不仅不怕，还渴望独处的境界更高尚、更奇特。所以，进入长篇小说写作领域的人，需要达到较高的修养境界。这样想来，就会发现，世上各类事物，形而上也好，形而下也好，一直被我们用艰难系数分解得清清楚楚。无法例外的写作，将长篇小说当成人所景仰的青藏高原。那样的海拔，那样的敬畏，完全由不得我们。即便是我等资深与熟练的写作者，一旦失去敬畏，生命在小说中延续的过程就会事实终止。我很庆幸，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写开头，不惜先后废弃足以构成一部时下热门的所谓小长篇的近二十万字。这种潜意识表达，足以证实我对小说高原的深深敬畏。
　　长篇小说的神韵必须是优雅的。长篇小说的风骨必须是高贵的。优雅是一种神圣，高贵是一种神圣，尊严也是一种神圣。
　　还有一种优雅。童年时期为我留下许多终身无法释怀的记忆，其中又以“地主婆”为最深刻。在我心里还来不及建立优雅与高贵的概念的时期，这些被孩子们称之为“地主婆”的女人，政治地位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就连牙牙学语的乳牙小儿也敢跟在身后，一声声地叫骂。奇怪的是，只要“地主婆”们一回头，孩子们就会望风而逃。“地主婆”们什么动作也不做，就算开口，也只能轻轻地说：你们这些细伢儿！当年不懂心中胆怯从何而来，是因为年纪太小。大了之后，多数时候记不起来，偶然记起来了，心里怦然一响，多年来的生活匆匆也没想到需要细细思量。假如没有这长达六年的书写，这种对自己的灵魂必不可少的梳理，不晓得又会延缓到何时。那个时代的“地主婆”，家境破败到极点，全家老少聚在一起，也见不到一件完好的衣服。在乡村，穿破衣服的人很多。“地主婆”的区别在于，她会将衣服上大大小小的窟窿补得整整齐齐、错落有致，男人也好，女人也罢，眼睛有多干净，脸上就会洗得有多干净。优雅与高贵是人世间无法剥夺的精神资源。拥有这种资源就等于拥有巨大的魅力，旧时代的那些孩子，怎么会在“地主婆”面前胆怯呢？是突然出现的这种魅力，让他们因不知为何物而惊慌失措。对小说的审美表面上存在着千差万别，能否尝试和鉴识这种让无知者手忙脚乱头皮发麻的优雅与高贵，是最为需要和不可或缺的核心。小说的兴起，一定是此二者天衣无缝地结合到书写者的笔下。小说的衰落，也一定是此二者在书写者心里率先沦陷和沦丧。
　　写小说时，我有一道心理防线，从不肯接受以北京俚语为主要因素的各种粗鄙的流行用语。无论它如何甚嚣尘上地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强烈亲近感和时髦相。我还会喋喋不休地诘问，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首都之城，不去升华既有的民间人文精髓本来就是大错，那些在此基础上变本加厉制造文化垃圾的行为，就应该挨天堂里老袓宗的鞭挞了。不记得是谁写的，只记得那本书名叫《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就算是望文生义吧，起码对这句话我是深有同感。有人评价说，我在《圣天门口》启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其实不然，常用的方言词汇也就二十来个：汰衣服，掇东西，啸水，阊风，打野，落雨，落雪，往日，昨日，今日，明日，后日，嘎白，晓得，吊诡，嗍几口，如此等等。这些较为典型的鄂东方言，与当下常用的同义语对比，明显具备高出一筹的优雅。这种特质犹如定海神针，一旦出现，就会让人觉得无所不在。仰仗民间人文底蕴的长篇小说，不可以视流行俗语为至宝。

刘醒龙（4）
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的开头，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牧师和修女在路上走着，天上掉下一滴鸟粪，正好落在牧师的头上。牧师骂了一句：他妈的！一旁的修女于是提醒，这样粗俗，上帝会发怒的！一会儿，又有飞鸟将一滴鸟粪撒在牧师头上，牧师忍不住又骂了一句。修女当然又要提醒。等到第三只鸟飞来，第三次重复先前的那些时，天上突然响起一声惊雷。修女应声倒在地上。牧师正在发愣，忽然听到空中传来上帝的声音：他妈的，打错了！故事讲的正是小说的处境，是像修女那样优雅地死去，还是像牧师那样粗鄙地活着？有人担心，我是不担心的。想想上帝最后说的那句话，这世界有许多貌似不可逆转的事情，其实是一场错误。不要以为上帝每天都犯错误，也不要以为上帝真的能够宽容普天之下的一切过失。上帝说过粗话骂过人，不等于上帝已下定决心将这些作为自己的家常便饭。如果就此将上帝曾经在粗俗面前附和过的言说作为新的圣经，灵魂的世界就得崩溃。上帝的粗俗，是心里有数的粗俗。一滴唾沫，哪怕它来自上帝的舌尖，也还是一滴唾沫，不能当成是普降天下的甘霖。砰然倒地的修女，正如那些深藏于民间的珠玑般的方言。在现代信息狂潮肆无忌惮地泛滥之际，那些曾经不被注意的方言，反而显著地提高了自身的重要性。绵绵不绝的方言是一种经典。稍加整理，就能透出神采飞扬的韵律。又因为基因遗传及文化熏陶等要素，精彩方言和方言精华，会使我们随着潜意识沉入博大的民间叙事和深远的人文理想中。
　　时下的中国小说，被时世逼到不得不做出抉择的岔路口上。这些年，小说的传统因素被各种各样的行为反动掉了。尽管传统的为政治服务论还有相当市场，但想要回归从前的大张旗鼓却是痴人说梦。政治因素变得越来越不明朗，多数时候，只能以暗地里搞小动作的“匿名者”面目出现。真正值得深思的反而是受到国际化潮流驱动，将勃勃雄心挂在世界文学的顶峰上，并试图搭乘直升飞机，直达珠穆朗玛的第三台阶。如此超级快速地登上地球第三极顶，也是一种文学的存在。只可惜这样登顶算不得登山。当我们将长篇小说看做是一座大山时，唯有真诚地从山脚下开始，并且每走一步都是向着顶峰，哪怕终止处是在半山腰，也能营造出独具风格的个人高峰。我深信，长篇小说并不在乎有新鲜资源被发明，老练和持重对其生命力的延续更为紧要。同样，小说资源亦是无法掠夺和占有的，只要创造手法得当，那些貌似的贫瘠和古老，其中的艺术元素量，不经意间就能达到震撼心灵的程度。在现代主义的世界性话语备受宠爱的当下，深藏在民间的陈年芝麻旧时事，反而会被映衬得分外辉煌。
　　长篇小说有着明显的生命体征。正如真正的登山者，每一点每一滴的超越，都会产生动物年岁植物年轮那样的生长印痕。有人在读过你的文字后，曾经说，你非常尊重我。这话听起来很有分量。人性中最基本的特质，正面的和负面的，莫不是与尊重相关。有了尊重才会有仁爱慈善，没有了尊重才会有仇恨凶残。对生命的尊重正在于认识到它是“轻轻的”，当我明白长篇小说是有生命的文体时，用“轻轻的”方式处理叙述过程中的重大关键，便契合了人生的优雅与高贵。

刘醒龙（5）
对话刘醒龙
　　和谐：当代文学的精神再造
　　周新民　　刘醒龙
　　周新民（以下简称周）：非常感谢您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您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比较早，在小说创作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么多年了，您还记得您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吗？
　　刘醒龙（以下简称刘）：《黑蝴蝶，黑蝴蝶……》是我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1984年第四期《文学》上，这个杂志在1983年叫《安徽文学》，1985年以后也叫《安徽文学》，就这一年叫《文学》。
　　周：您还记得它的具体内容吗？
　　刘：《黑蝴蝶，黑蝴蝶……》写了几个年轻人的事情，思考了人应该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表现了对前途、命运、青春的思考，也认定和思考了个人价值。现在看来这部小说还有些有趣的地方，有些可取的地方。小说中的一句话“机遇是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到现在还经常看到有人在引用。
　　周：您的作品一下就切入到了“人”的问题，基本奠定了您以后文学创作的大致走向。但是这样的思考在当时还是很“前卫”，与当时主流文学创作的主旨有很大的不同。我想，当时的编辑发表您的这篇小说，也许是看中了您的这篇小说的其他方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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