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革命家停止了那狂热的动作，回过身来。
“你搞什么名堂？”声音是严厉的，决不客气的。
“我要向他们宣布，决不能再跟他们走一条道，看见没有，我刨了这座坟，就是叫他们死了那念头，也是我向党表的决心，我要坚决革命到底，我要永远跟党走！”
“算了！”他止住了王纬宇那高声地念台词式的表白。“ 别说得那么好听，你和公鸭嗓怎么串通？怎么约好？怎么打算搞垮支队的？”
“谁？”
“你们府上的管账先生！”
他吼了起来：“ 是他找我来的，我把他交给你处理，是你给他放了的，现在倒转来赖上我。好吧，你相信他的话，倒不相信一个坚决革命的，连牺牲都在所不惜的人。来吧，把你的枪冲着我这儿，开枪吧！”王纬宇将那汗涔涔的脑门，紧紧凑到于二龙的枪口前头，声音变低了，调门显得那么柔和，似乎在劝诱和恳求着于二龙说：“开枪吧！请开枪吧！……”
于二龙把手枪放了下来。
紧接着，王纬宇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变戏法似的摊在游击队长的面前：“你如果不枪毙我，那你就收下这份血书吧！”
“什么？”
“血写的入党申请书。”
天哪！于二龙无论如何也弄不懂，这个站在他老子棺材上的王纬宇，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阴沉沉的坟山柏树林外的黑夜一样，任凭你眼睛瞪得再大，也休想看透。
三十多年过去了，于而龙不禁琢磨，任何一次姑息，一次容让，都要付出沉痛的代价。因此，他对走回来的江海说：“ 账最好早早结清，否则，拖久了，贷方会变成借方。”
“说得很正确，革命成了反革命！”
横竖也找不到出路的江海，打开话匣子，坚决要给他讲点什么，也不管于而龙摆手拒绝，因为除了芦花外，什么都不感兴趣，但江海有他的固执，他偏要讲不可了。
“……你不会忘了三王庄那棵银杏树吧？故事，就发生在那里，时间嘛，哦，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好吧，你现在有耐性听下去了。
“那一年，我去省里开会，会后，因为我那点病，年轻时盐粉吸多了，谁知在肺里长了个啥玩艺？结核不像结核，肿瘤不像肿瘤，省委便让我彻底查一查，住了院。
“大概过了不久，石湖的波浪受到那阵强台风的影响，一浪高似一浪。突然有那么一天，来了几个胳膊戴着红箍的年轻人，为首的是一个姑娘，要押解我回到地区去。押解，你听见没有？一下子成了囚犯，真是比黑暗的中世纪都不如，那时至少还有个宗教裁判所；现在，好，什么时候变为罪人，连自己也不晓得。
“当时，我很想给那姑娘一记耳光，但是举起手来，又放下了，倒不是我软弱，不敢打人；也不是我性格变得驯良，对女性讲究礼貌。不，我把她认出来了，她是主动要求从省会回到县里工作来的，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有着共同的语言，因为她特地来地委向我呼吁过保护石湖资源。他们那几个青年，气势汹汹，好像我们革了一辈子命，革出天大的错，他们吃了十几年安生饭，倒吃出功劳来了。看那一个个的神态，至少是半癫狂的神经质人物，惟独那个姑娘还比较清醒，她臂膀没缠尺来宽的红箍，也不炫耀胸脯上碗口大的红牌牌，而是客客气气地问：‘还认识我吗，江书记？’“‘好像见过一面。’
“‘不错。’
“‘在保护鱼类生存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说是同志。’
“‘噢！对不起，现在和你谈不到同志二字，请吧，收拾收拾，跟我们回去。’
“‘你们没看见吗？我在住院。’
“‘用不着你提醒，我们知道。’
“‘如果有什么问题，等我出院再谈——’
“她瞪起双眼，露出石湖姑娘的野性，声严色厉地警告：‘我们是来勒令你回去低头认罪的，医院不可能是你的防空洞。’哦，她以为我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笑着对她的同伴说：‘ 看见了吧，大人物的内心更空虚，更胆怯。’说实在的，我有生以来，还不曾这样被人当面奚落过呢！”
于而龙不感兴趣地问：“ 江海，你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也许你说的那位保护鱼类的姑娘，我倒见过一面。”
“哦？”他多少有点惊讶地说：“ 见过她了？那好，马上转入正题。于是我被她押解着，由省里到了地区，然后，又由地区到了石湖。很荣幸，在作为阶下囚的航行途程中，会晤到一位老朋友，你猜是谁？”
“谁？”
江海伸出两只手指：“我是被内河小轮船统舱里的气味，熏得实在受不了啦，到甲板上来透透气，他老先生正好站在我面前，向我伸出了手。真可笑，老朋友见了面，使我忘了情，张开两臂，把他拥抱。直到他在我耳边，轻轻告诉我：‘ 老兄，那些押解你的人瞪眼啦！’我才醒悟一个失去自由的罪犯，这样不管不顾，太不知趣了。
“那个姑娘走过来盘问他：‘干什么的？’
“他笑嘻嘻地反问：‘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还用问吗？带长字的人物，一套号的。’
“王纬宇一乐，掏出一封介绍信。鬼知道他从什么途径，搞到这么一位重要人物亲笔写的信。乖乖，那可不得了，别看头衔不大，小组成员；职务不高，一个十七级小干部，可是，哪怕他放个屁，马上全国传诵。哦，你了解，我们是小地方的人，是没有见过多大世面的。那姑娘一看那封信，二话没说，立刻向王纬宇伸出了手：‘哦，原来你是我们这个司令部的。’你想想，他那两片子嘴，死人都能说活，何况这样一个天真幼稚的姑娘呢！”
“你呐？亲爱的地委书记！”
“我？自然还是回到底层的统舱里去，闻那鸡鸭屎的臭味去了。”
两位游击队长哈哈地笑了……
“看见了吗？一条舢板正朝咱们划过来！”于而龙站起来，也不知道船上的人能否听到和看见，挥动着双臂，大声疾呼地喊着。
江海也忘了他的矜持庄重，脱下褂子来当做旗子挥舞。“ 哦，他们发现了，看，竖起桨来给我们打招呼呢！这下我们不至在沼泽地里过夜了。好，我也该结束我的故事了，大概过了两天，他们把我从县城押解到三王庄，押到了村西银杏树的底下，押到了芦花同志的墓前。在那里，聚集了好几百人，不，简直是近千人的浩大场面。当我在刀枪剑戟的前拥后护之下，通过密密麻麻的人群，来到临时搭起的会场台前的时候，定睛一看，我才发现，一夜之间，我们共产党的地委、县委、许许多多的领导干部，全成了罪人，囚犯，站在被告席里了。
“但是怎么也想不到，站在我们行列里的，竟还有那位躺在墓里的女指导员……”
江海沉默了。
于而龙望着这位老战友，也不做声，显然他急于想知道下文，所以不再打岔，盼他马上说下去。
“是我的过错呀！二龙，没能保护住她，其实，我本意倒是为了维护她的呀！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女孩子跳上台了，向群众讲话。二龙，你简直无法想象，从那副漂亮的脸上，从那张秀丽的嘴里，会喷出那样恶毒的语言。我绝不是给她解脱，至今，我也认为她是在说着别人的话，她说：‘ 为什么直到今天，三王庄还不通公路？为什么公路修到离三王庄不远，就停下来？为什么要改变原设计方案？
为什么？大家想过没有？根子在什么地方？乡亲们，看看吧！问题就是她——’她指着那块矮矮的石碑。
“她从台子上蹦下来，跳到芦花的坟头上，力竭声嘶地喊：‘乡亲们，就是这么一个死人，挡住我们的路，要不把他们推翻打倒，我们就休想迈步。江海，你交待，为什么要让公路绕过三王庄，难道她是皇帝老子吗？她是谁？她是什么人？就碰不得，动不得——’
“我对着人山人海的群众讲：‘只要上三十岁的人，谁都知道：她是石湖支队的女指导员，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把生命献给我们石湖的革命烈士！’我转过脸去对她说：‘年轻人，你不觉得害羞吗？这样来践踏一位革命先烈，你心安吗？……’
“哦，她又蹦回台子上去，说出来的话，差点叫我背过气去。不错，公路是我让改线的，免得惊动九泉下的英灵，即使有天大的错，刀砍斧剁，由我去领，跟芦花有什么关系？可是从她嘴里，吐出两个什么样的字呀？二龙，你不要激动，她当着数百乡亲高声喊叫：‘她不是革命烈士，她不是共产党员，是叛徒，听清楚了吗，是叛——徒。’”
于而龙登时觉得一盆污泥浊水，没头没脸地冲着他泼了过来似的把两眼糊住了，天全黑了。
“你不要激动，二龙，都是过去的事了。乡亲们心里是有数的，她说完了那句话后，全场鸦雀无声，紧接着，有好多上岁数的老乡，我亲眼见到的，低着头，拉也拉不住，拦又不好拦地走了。
“也许因为这样，不知是谁在背后出了个招，非要我们这些罪人，当场刨坟毁尸立新功，每人给了一把铁锹，叫大家立刻动手挖芦花同志的墓。
“二龙，二龙，你怎么啦？听我给你讲完。‘ 要永远记住这个教训啊！’这不是我的话，是那位老红军讲的。他长征没有死，抗日战争没有死，解放战争没有死，十七年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没有死，但是，十年前，他背石头给累死了。大口大口咯血，连医院都不让送，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谈不上。罪恶啊，二龙，应该说，那都是一代精华呀，活活给摧残了。生者如此，死者更谈不上了。我们一齐在挖芦花的坟，那位老红军讲：‘ 记住啊，江海，要永远记住这个教训。我们党走了那么多弯路，受到那么大损失，有时并不是失败在敌人手里，常常就是这样一锹一锹地，自己动手毁灭自己啊！’二龙，想到芦花最后落到一个曝尸露骨的结局，我们许多同志流着泪离开了她。”
于而龙紧紧追问：“后来呢？”
“后来，还没来得及等我们求人去收殓芦花同志的遗骸，第二天早晨去一看，什么遗骨残迹都不见了，想必是夜间，被那些人扬散了，只剩下一块孤零零的石碑。
“没过多久，我们成了公路工程队的普工，背石头，一天一天地修到了三王庄。那位老红军，一边咯着血，一边对我说：‘江海，我们还能为故人做些什么呢？这块石碑，眼看着要被压路机，推倒埋下去当路基了，咱俩偷偷地把它抬到一边藏起来，留给后人做个纪念吧！总有一天会竖立起来的，反正我是瞧不见了，可我相信，准会有那么一天的。’他望着雾蒙蒙的石湖说：‘ 雾消去以后，历史，就是最好的见证人了。’可是，二龙，你也别难受，即使这一块殷红色的石碑，也不曾保留下来，老红军病重以后不久，他精心保管的石碑，也失去了踪影。”
“全完了？”
“全完啦！”
“一切一切都没有留下来？”
江海抱住脑袋，痛苦万分地说：“怪罪我吧，二龙，我没有保护住她呀！……”
石湖起风了，浪涛一阵高似一阵。于而龙伫立在湖岸边，敞开衣襟，任强劲的风吹着。此刻，他的心和石湖一样，波浪翻滚，起伏不定，久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