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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问题适当具体化是询问信息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精通询问奇迹的律师们整日干的就是这个。就理想情况而言，证人们都应该戴上白色思维帽，并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法官和律师可能会发现白帽这种用语在他们审理案件是极为方便的。我已经说过，他是在清晨6
点半回到公寓的，他整夜都在赌博。琼斯先生，被告6 月30
日夜里赌博是你亲眼看见的，还是他告诉你的？不是我看见的，阁下。但他几乎每夜都去赌博“琼斯行生，如果你戴上白色思维帽，那你会怎么说？我观察到被告在7
月日凌晨6
点半回到他的公寓。谢谢你。你可以下去了。人们说法庭上的律师总是在耍花招。他们提问题的方式在辩论中总是对自己有益而对敌方不利。这与白帽思维恰恰相反，但法官的角色就有点儿特殊了。在荷兰的法律体制里，没有陪审团。三个法官使用纯粹的白帽以找出案例的事实情况。他们的任务是画出”地图“，然后再做出判定。这与英国和美国的情形很不一样，在后两个国家中，法官掌握判定证据的尺度，然后对律师直接或通过陪审员提供的证据做出反应。所以，任何在提出问题以获取信息时都必须保证他自己或她自己是在使用白色思维帽。因此，你必须清楚，你的目的是为获取事实，还显你头脑中的观念在制作圈套？去年美国的火鸡销售量增长25％，原因是由于人们对食疗的兴趣和对健康的关心。火鸡肉被人认为含有更少的热量。费兹勒先生，我要你做的是戴白帽，事实是增加了25％，其余都是你的发挥。不是这样，先生，市场调查清楚地表明人们之所以买火鸡是因为们认为它释放的卡路里少一些。那么你主有了两个事实。
事实一：火鸡肉的销售量在去年增加了25％。事实二：有些市场调查表明人们之所以买火鸡肉是出于卡路里的考虑。就这样，白帽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方向，它的目的是为了与客观的信息打交道。我们应尽可能地把白帽这个角色扮演好，这样做意味着我们正致力于获取纯粹的事实。很明显白帽角色需要某种技巧—也许扮演它要比扮演其他各帽都困难。妇女吸烟的数目有正在增长的趋势。那不是事实。是事实，我这儿有数字。你的数字只表明如下情况：在过去的3
年中，妇女吸烟的数目每一年都比上一年高。这还不是趋势吗？可能是。但这要看怎么解释了对我来说趋意味着某事正在发生并且将持续发生下去。那些数字确事实，更多的妇女抽烟可能是由于与日俱增的焦虑，也可能是只是出于下述的原因：在过去的3
年中卷烟制造商们不惜血本，花钱做了大量广告劝说妇女们吸烟。第一种情况确是一处趋势，也确实可为我们提供一些机会。但第二种情况却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机会。
我只是想用趋势这个词来描述上升的数字。这可能是趋势一词的一种用法，但它还包括着其他意思，所以最好使用纯粹的白帽思维并且这样说：“在过去的3
年中数字表明妇女吸烟的数目在增长。”在这样说了之后我们再讨论这意味着什么以及是出于什么原因，就会得出更为客观的判断了。在某种意义上白帽思维成为一种规则，它鼓励思考者泾渭分明地分清楚在其思想中哪些是事实，而哪些属于他个人的发挥。要把想见政治家们在尝试使用白帽思维时一定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第9 章白帽思路——这是谁的事实？
是事实，还是可能性？是事实，还是信念？果真有什么事实吗？
下在可以回到我在本书开头所作的那个论断，在那我说罗丹的《思想者》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个广场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事实。向导指着罗丹的雕像也是事实。她说它是原品也是事实它处在国会广场上好像也是一个事实。后面两个断定不排除记忆上的错误。即便我的记忆力是信得过的，那个向导却不一定信得过。过就是我在序言里使用“我相信”的原因。盯信自己的记忆和向导是我的选择。人们所以认定许多事实都不过是那一时刻他们在强烈信仰控制下所说出的意见或者纯粹就是一种个人信念。生活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以科学实验般的严格性去要求和检查一切是不可能的。所以为实用起见我们引进一种双向系统：即信念事实和验证事实。在白帽思维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引入信念事实，但必须绝对明确它们是二级事实。我想我是正确的，俄国商人对于世界贸易是非常重要的。我考察过日本经理为什么欠帐这么多，结果发现他们把自己的薪水全都给了妻子。我敢肯定，新的波音757
飞机要比前一代飞机噪声小。耐不住性子的读者可能会提出这些“狡猾的”词语可使任何人说任何事情，那恐怕离白帽思维走得太远了。有人告诉我，说他从一个朋友那儿听说邱吉尔暗地里崇拜希特勒。这的确是为胡说八道、流言蜚语和道听途说开了方便之门。确实可能出现这种情形。所以我们必须设计出一种方法，用以阐发信念事实。重要之处在于事实是派什么用场的。如果我们准备对某事实采取行动，或者把它当作是决策的基础，则必须首先对其加以验证。所以我们必须确定哪个信念事实可能是有用的，然后着手对它加以验证。举例来说，如果你相信波音757
飞机的噪声小，并且这一点对确定飞机的位置具有决定性作用，那么这时就必须把它从“信念”的层次移到“验证”的层次。
白帽思维的最重要规则就是不得引入与事实不符的东西。当你适当地说明某一论断属于信念的范畴，然后加以引入则是可以的。不要忘了双向系统。让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不折不扣地需要信念这个层次，因为探究、假设和冒险等因素都是思维所不可缺少的。它们提供了某种框架，使得思维能够走在事实前头。
我们现在触及到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什么时候“信念”可以变成“意见”呢？我可以“相信”波音757
飞机噪声小。我还可以“相信”妇女们抽更多的烟，因为她们现处在更大的压力下。我马上就要指出，在白帽思维的条件下，你自己的意见是永不能介入的。那将摧毁白帽的全部目的。你可以照原样引述别人的意见。施密特教授认为这种机器是永远也不可能研制出来的。
请注意事实中的信念因素就是说在其中有这样一些东西，你相信它们是事实，但实际上它们并末经过彻底的验证和考察。你一定要把以下两种事实区别开来：1。验证事实，即经过检验确证为事实的东西。2。未经验证的事实（即信念或信仰）。
一个人的态度将在此种过程中起决定作用。思考者戴上白帽之后，他就只能引入一些“中性的”陈述。它们被放在桌面上。人们总要利用它们以提出一些特定的观点。一当某个客观陈述被用来发挥某种观点时，它就值得怀疑了！这时的白帽角色就正在被歪曲和误用。这将来也许有一天，白帽角色会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思考者不再任意取用事实以赢得某种辩论。人们都具有像科学观察者一样的客观性，或者像斟察者那样注意各种事物的差别，而同时不怀有任何利用它们以达到某种目的意图。地图绘制者的任务就只是绘制地图。白帽思考者把各种“标本”（即提供的事实）摆到桌面上——就象小男孩把他口袋中的硬币、口香糖和一只青蛙全都掏出来一样。
第10章
白帽思维——日本风格的输入讨论、辩驳以取得一致意见。如果没人提出主意，那么主意从何而来呢？请先画地图。日本人从未沾染上西方人的辩论习惯。可能这是由于在封建社会里不同意别人的意见太不礼貌，也太需要一个人的勇气了。也可能是由于互相尊敬以及照顾“面子”是如此地重要，以至于不允许对别人见解进行攻击。也可能是出于不列的原因，即日本文化不象西方文化那样以个体或自我为基础：因为辩论通常是以不愿妥协的自我为基础的。对这现象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日化没有受到希腊思维习性的影响，后者在中世纪被僧侣们加工并发展成为一种论证异教错误的手段。而对我们来说，我们如此热衷于辩论也是同样奇怪的。在西方类型的会议中，与会者都带着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坐在那里等着自己所希望的结论得到大家的同意。开会就是让这些不同观点进行辩论，最后看谁最经得起批评，谁最能得到大家的赞赏。
最初的见解也许要修改和更正一下。但不会有太大的改动，就象“大理石雕刻”那样。这就是说，我们只是从初具规模的原型把它直接雕刻成最终的产品而不完全改变原型。在这种类型的会议中，辩论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激烈。因为在这里没有绝对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因为结论是大家共同做出的。这情形有点象“泥塑”原型放在那里，大家把泥巴放上去并把它塑成最后的形象。日本人的会议却不是这样。
西方人很难理解，日本人在参加会议前根本没有什么主意。会议的目的是听别人说。那么会不会出现冷场呢？不会的，因为每个人都依次戴上白帽，给出他所知道的关于所议之事的客观信息。渐渐地，地图画得越来越完全。其内容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详细。地图画完以后，该走什么路在与会者面前也就昭然若揭了。当然，这一过程不一定在一次会议中就能完成。可能要在几周或几月的时间内，开许多次会议才能最后解决。关键在于没人提出早就想好的主意。信息是以白帽的方式被提出来的，随着对它们的了解，人们就会慢慢地形成某个主意。与会者都会亲自经历这种过程。西方人认为主意只有经过辩论才能最后成形。日本人却认为主意先以种子的形式发生，然后经过栽培才能最后长大成形。西方人的辩论型思维和日本人的信息输入型思维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以上描述只是对此种情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述。我在这里的意思只是想指明这种区别，而不是赞成那样一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日本的一切都好，都应该加以学习。
我们不能够改变自己生存其中的文化，所以我们不需要某种机制以使我们驾驭自己的辩论习惯。白帽角色正好能做到这一点。大家在开会时对其加以使用，白帽角色就会表明如下的意思：让我们都来扮演日本人，像他们那样来开会吧。“
正是为使此类转换使用起来方便，我们才人为地造出白色思维帽这个用语。做其它规劝或解释都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在此我不想深入解释日本人为什么在发明和创造方面很少作为。发明需要以自我为基础的文化作为其景，发明者须是血气方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