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看看。只见许多白封子上面印着或粘着红条，受信人无非是张大公，李九老爷，粟抚生，何有信，胡二娘，齐三太太之类，但他忽然发见了一封和他有关的信：
长沙东乡枫林港邮局转歌棣塘易崇德堂
易漱瑜女士收启
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黄寄
他想起了，当他同漱瑜回湘住在黄衍仁兄家里请他的令尊看病的时候，曾有一个比漱瑜还年轻的女学生来看她的病。据漱瑜说，她是她吉林幼稚园时代的老同学，那时漱瑜刚六岁，她的同学只得三岁，但他们之相亲相爱就同嫡亲姊妹或多年好友一样，一刻子也不能分离。但人生多故，她后来不能不随父南归，她的同学不能不随祖母到青岛。她的同学十岁由青岛归长沙，在乡里的自己家里读了两年书，听说漱瑜在省城里朱剑凡君办的周南女校读书，便由乡赴省，也加入这个学校，这时漱瑜已是高小三年级了。她的好友虽不和她同级，却和她同在一个自修室里读书，同在一个床睡觉。早晨起来，漱瑜替她梳辫子，她上课后，漱瑜把她从教室里接出来。这是她们第二次的故友重逢了。漱瑜在周南中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刚从日本回，接漱瑜赴日，漱瑜由校中动身的时候对她的朋友说：
“我的祖父病重，我不能不回去招扶，反正等一两个礼拜又要回来的，你别记挂我，好好的读书，一切的事都拜托三姐了。你晚上可以同她睡吧。”
三姐是她们称朱剑凡校长的令侄的。这是漱瑜和她的朋友数载的交游中第一次撒的谎。她的朋友课也不上，泪盈盈地把她送到学校的大门外，反复嘱咐漱瑜：“别多在乡里耽搁，快些回校。”但她不久发现漱瑜的小小的不诚实了。因为第四天早晨，她便接了漱瑜从武昌寄来的邮片，报告她要同我上东京了。
在衍仁家的看病是她们俩第三次的重逢。她来看过漱瑜两三次。漱瑜说她头冷，她曾替她打过一顶帽子。漱瑜由衍仁家动身下乡，她曾到桥边送她。她听衍仁的父亲说漱瑜的病甚为危险，她曾哭过一个月。现在这封信便是她写的了。漱瑜的短的一生，更兼落落寡合的性格，她的好朋友不能算多，及重病归乡，真能看护她、帮助她、挂念她的，只有这黄女士。我赶忙把这封信取下来揣了，依然同达三赶路，因为时候已经不早了，打车子的人有些已经预备落店，过渡的人也渐渐稀少，太阳渐渐要“飞蛾贴壁”的那一带山，山边的人家有的已冉冉冒出炊烟了。过了枫林港，又是一座山，形势环回伟丽，我不觉停步，黯然低首了半晌。达三似乎知道了我的意思。他说：“梅臣先生便葬在这个山里吗？”
我点点头，他也潸然下泪，因为梅舅生前曾以“浑金璞玉”许达三，吾舅遇难后，达三困顿无聊，于兹三载，一日遇吾勇之坟，不能无知己之感。我们感叹了一回，匆匆上路走过那山腰，回首一望，还望见吾舅坟头的一株松树巍巍然矗立于夕阳之中，就象华表一样。我心里默祷道：
“三舅啊！您的爱女病得好苦，您老人家要保祐她快好啊！”
但我的默祷不为三舅所听取，当我们到了我外祖家，我一入漱瑜的病室，挑灯掀帐，看见我那病骨支离的可怜的病人时，我早已知道她快要不为我所有了，快要到她的父亲膝下承欢去了。
“你回来得好。你可以送我的终。我能够今晚死便是幸福。”
“哪有的事，你别这样忧虑。好好的静养吧。你看密司黄还有信来问你的病，并且替我们辞年呢。”
我拆开黄女士的信。——一封信，一张花邮片，一一送到她的眼前，她模糊地看了一下，点点头，好象回忆着什么似的，但是什么也没有说。这封信，是漱瑜所看见的最后一封信，因为六点钟后，她便靠在我的手上与她的一切亲爱的人长辞了。这时候的情状，我不愿意回想。下面这首诗——悼亡十首之一——是个简括的写实：“两闻危笃殊难信，细雨寒风奔到门；掀帐挑灯看瘦骨，含悲忍泪嘱遗言。生平一点心头热，死后尤存体上温；应是泪珠还我尽，可怜枯眼尚留痕。”
①引自约翰·梅斯菲尔德《她的心》。
（原载 １９２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上海《良友》画报第 １５ 期）
《新国剧运动第一声》
从事新剧运动的人，说演旧剧的没有生命，说旧剧快要消灭。演旧剧的人看不起新剧，说新剧还不成东西，还不能和旧剧竞争。但在我们，觉得戏剧的新旧不是这样分的，我们只知道把戏剧分成歌剧与话剧。说歌剧便是旧剧，话剧便是新剧，不能说公平，因为不独歌剧有新旧，话剧也有新旧。
现在从事新的戏剧运动的人，看不起文明戏，便因为文明戏已经是旧的话剧了。不单是文明戏，就是自然主义的新剧运动，到现在也成了旧剧了。
同样，歌剧中也有新旧，拿起我们唱的二黄戏来说，完全承袭前人底死的形式而忘记了他底活的精神，便是旧剧。能够充分理解自己所演的人物底性格与情绪，而加以个性的、自由的解释的便是新剧。这样说起来，程、汪、孙、谭诸前辈先生，真是我们的好模范，因为他们真能创造地演出他们所与的性格，不专做前人的孝子贤孙。
我们也并非主张要做前人的叛徒，我们只觉得真想做前人的孝子顺孙，正应该吸收前人创造的精神，而不从事模仿，更不应该走入魔道，迎合社会之低级趣味。我们应该使我们唱的歌剧，音乐的价值更高，思想的内容更富。
尤其应该使他成为民众全体的东西，不应该成为专供某一阶级的消闲品。这就是我们开始新国剧运动的动机。
为什么叫新国剧呢？因为音乐与戏剧最重国民的传统，而传统的歌剧，到现在实在不是失了生命，便是走入魔道，就是旧了，所以我们要建设新的国剧。
潘金莲这个人物，我们在“调叔”，在“裁衣”，在“狮子楼”都曾演过了，但我们对于潘金莲何以调戏武二郎，何以交西门庆，何以杀武大郎的心理经过，何等没有同情啊。我们全然被旧男女观念支配了。现在我们要求公平的、更合理的、更新的解释了。我们把此次《潘金莲》的演出，当作我们新国剧运动的第一步。
《潘金莲》这个戏，是写男女间的争斗的，将来我们还逐次演这一类新的意味的歌剧，我们将制作我们的上演目录，现在先将不日实现的发表于下：
一、《五人义》；二、《讨渔税》；三、《铡美案》；四、《四进士》。
这些戏虽然也经过我们多次的演出，可是因为演者与观客都不曾意识地去分析剧中所含的真义与社会的背景，所以那样有力量的、有生命的戏，都不过一时的消遣品，不成一种运动。这趟的演出，都大大地不然了。虽然在旧式舞台想投射新的曙光不是容易的事，还须望观客们及剧艺的研究家热心的援助。
好了，我们的新剧开场了，希望诸先生诸女士严正的批评吧。
（原载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１１ 日上海《梨园公报》）
《中国舞台协会公演幕前致词》
在这样国难日益严重的时候，为什么还来干戏剧运动？或者会有人这样说：我们的回答是：正因为有严重的国难，所以要干戏剧运动；因为戏剧固然能使民众沉酣在艺术世界里忘记国难，但更能通过艺术世界使民众都注意国难而急求所以突破之道。目前威胁我们最紧迫的莫如外患与天灾——水灾，中国民族呻吟在这两者的压迫下几至毫无办法。虽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成了中国民众的共信，但残余的封建思想使中国一部民众急于自保而未能全体共休戚，以故使帝国主义与洪水皆能得间而入，无所顾忌，常至一方血肉相搏，一方歌舞方酣，这实在是极可痛心的事！
古人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几个戏剧艺术的研究者不敢自忘其责任。乃在这样的时候组织这次的公演：
《械斗》以攻击中国民族“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劣根性；《回春之曲》以唤起大家不要忘记国难而继续四年前奋发的精神；《晚会》写国际风云中青年女性的觉悟；《洪水》则鼓励民众再接再厉，与自然力奋斗。我们希望使戏剧艺术与当前的现实结合得较紧。在戏剧艺术上我们虽也有一些抱负，但仓卒登场又是在比较不充分的条件下，恐怕很难得到理想的演出。但也当尽其最善，不使中国戏剧艺术已挣到的标准因我们而低落。这儿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仅想使话剧综合文学、美术、音乐、歌唱，更想使他综合武术。武术的成分被认为中国旧戏最好的成分；为什么不可吸收到新的戏剧里来，使他增加巨大的生命力呢？我们不敢说此次尝试能获得何等的成功，但也不辞大胆的尝试。我们相信在不断的尝试中可以使戏剧艺术渐次达到一种较高的阶段。
（原载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南京《新民报》日刊）
《“音乐底报酬”呢？》
听到聂耳的死信是在出狱那天的早晨。那天素斐来看我，除了一些吃的东西之外，她带来了这个消息，这是多使我震惊和绝望啊。是的，“绝望”！
在激动的生活中有着种种新的感情和意念的我，正期待聂耳把它形象化，听觉艺术化。忽然失去了这样一个有力的、有前途的合作者，怎能不使我一时陷于绝望呢？况且国难严重的中国，这样的革命青年一个个或膏草莽，或逐波臣，怎么不使人悲愤呢？回到号子里，仰望布着铁网的天窗，我的热泪纷纷地落在枕上了。
我是在胶州路什么里，明月歌舞团的宿舍里认识聂耳的。他在广州当过兵，在上海也参加过反帝运动，没有那些吃歌舞饭的特有的习气。所以我们很快地就成了忠实的朋友。他是精进不懈的，无论音乐技术和一般问题的理解，他的进步都很快。而最可宝贵的是他的革命性情。这样，尽管在技术上超过聂耳的音乐家很多，而象他那样有感动力的却少。这样使他在流行歌曲界划了一个新时期成为国防音乐运动的先驱者。
朋友们都嚷着给聂耳做周年纪念了，要我写文章。我才惊心到聂耳死了一年了，我也出狱一年了。在他死后的这一年中，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是否给了聂耳的寄与以应有的报酬呢？国难是比一年前远为严重了。岂止华北客观上已非我有，连华中、华南也岌岌可危了。正如我们在《义勇军进行曲》里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但是我们吼了没有呢？一只看不见的魔手企图掩住每一歌唱者的嘴，连当日他灌的某一些唱片也被禁止了。
自然，我们没有理由悲观的，聂耳死了，他的唱片被禁卖了，而他的歌声依然活在广大中国革命民众的口里。南方也好，北方也好，我们大家唱着他的进行曲，勇敢地向革命的国防战线前进吧。郭沫若先生悼聂耳的诗曰：
雪莱昔溺死于南欧，聂耳今溺死于东岛，
同一是民众的天才，让我辈在天涯同吊。
大众都爱尔的新声，大众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