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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白我当时写信的动机和愿望，故在这里再次把我对当时国内形势及对当时一些具体问题的观点说明一下（成绩就不详细谈了）。
我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当时是处于大好形势之下。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在各地陆续组成。大跃进运动的广泛掀起，和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与我国人民为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愿望相适应的。这些总的大好形势，给了我们在执行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和持续大跃进方面，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是不是在当时就没有什么问题呢？不是。而相对的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具体政策上，是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或错误的。在庐山会议时，我所写的信，是起源于这些问题。
首先，我当时对计划工作是有意见的。认为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设项目过多过急，不少工厂返工和窝工，分散了资金，致使必成项目推迟，而形成了原材料紧张。一九五九年并没有加以控制，而盲目地继续扩大基本建设。在发展钢铁工业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注重了加工工业及材料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而相对地忽视了原料工业。原料工业是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基础，如果基础不巩固，就会影响加工工业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七月十四日给主席的信上，举出了一系列的例子，如：没有认真研究炼钢、轧钢及碎石设备和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对于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和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以及市场商品安排，等等，也注意的不够。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我当时认为，在计划工作方面的不够实事求是，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我当时也顾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一些基本建设项目，不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会要延长比例失调（主要是农业远远地落后于工业），某些被动局面就难以摆脱，将会直接妨碍四年赶英或超英的跃进速度。在给主席的信中，我也提到“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我当时认为有四个难于决断的原因：一是地方要求多快；二是政府各部门要求多快；三是中央也希望多快；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还没有得出客观规律。斯大林同志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摸索了约近二十年才得出结论，即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三至十四点八七。我国情况，比苏联当时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我们人力比他们多；其二，是国际环境比较好；但是我们的工业基础是比较差的。根据具体条件的比较，我国的建设速度可能会快些。但是究竟快多少呢？如果四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百分之十八点九三；如果三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百分之二十六。我当时想，我们四年翻一番，争取三年半完成，因无经验，没有提出来。我总觉得，计划工作没有一个年度标准是不好做的，容易产生冒进或保守现象，只好检讨再检讨。我在给主席的信中，批评计划工作就占了信的一半，只有“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这句话，是原谅计委的。
我认为，在农业方面也要有一个标准为宜。从解放以来，在现有条件下，平均每年能够增长百分之七就算不错了。至于将来农业机械、水利、肥料条件改善和加强后，那时肯定会快得多。从解放后，我国农业每三年中就有丰年一年，平年一年，歉年一年。一九五二年是丰年，一九五三年是平年，一九五四年是歉年；又一九五五年是丰年，一九五六年是平年，一九五七年是歉年。过去是以丰补歉。一九五八年是一个特大丰年，但由于好多地区收获得不好和保管得不好，也有些地区发生多吃和其他浪费现象，不但国家库存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如果过去的自然气候是带有规律性的，那么一九五九年就是平年，一九六○年是歉年。一九五八年秋有九千万人炼铁，一九五九年继续七千万人大搞水利建设，这对长远利益来讲，当然是有好处的，但对当年的农业生产来讲，是有些不适应的。再加上各方面一齐有几个“大办”，这就势必造成农业缺乏劳动力，而直接影响农业增产，又进而影响到一些工业、轻工业的原料来源和副食品的供应。
在当时对小土群炼铁问题的议论，有三种意见：一是有损无益；二是得不偿失；三是有得有失。我是第三种看法，反对前两种看法。
当时，在贸易政策方面，我对“内销服从外贸”，也是有不同看法的。出口过多，就会引起国内市场紧张，将影响货币回笼和财政收入，也就会影响大跃进。
那时我把这些概括起来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来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经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以及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大跃进的关键所在。”
在那个时期，有许多地区的领导同志，滋长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有时他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长远的战略性的任务，错误地作为当时的行动口号。在某项工作任务中，缺乏认真研究具体条件，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作决定。有时中央下达了任务，他们层层加码。甚至流传了一些纯主观主义口号，如：“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大的产”；“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当然，这些错误说法，他们是不会直接讲给主席等领导同志听的。我认为，这种做法和说法，实际上是在破坏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农村劳动力的组织方面，有许多地区过分强调大兵团作战，不按照强弱劳动力相互搭配，反而实行强弱分别组织。这样组织劳动力，是不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技术水平的。
在当时，某些地区严重地刮起了几股黑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其他各级干部也有不少），把才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误当做共产主义已经来临，把大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盲目地集中起来，实行所谓“共产主义”；新居民点还没有建立起来，就盲目地拆房子和砍伐树木、竹林。有不少农户怕“共产”，就低价变卖家产。有些干部为了表白自己的工作成绩，就无限制地上报“卫星”数字。本来产量不高，而报上去的数字很高。如果这些数字堆集在一起，那真是令人可怕！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说与某些领导部门要求的任务过重无关。许多基层干部，为了放更高的卫星或完成上一级交给他的层层加码下来的生产指标，便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在劳动生产中，有些地区不照顾妇女生理特点的现象也很严重，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这些风气，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至乌石、平江等地时，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因为有不少农民到我处申诉、告状。由于这些黑风在某些地区刮起，直接影响了我党基层组织在那些 地区群众中的威信，使中央领导同志在那些地区的威信 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强迫命令等。这些问题，在庐山会议初期，到会同志并没有推心置腹地谈出来。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就促使了我给主席写信的念头。
七月二十三日，对我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我写给主席的那封信，主要是将我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讲的一些问题，提要式地写给主席。这些问题是涉及到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以及某些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当时认为主要是产生了一些“左”的现象，而右的保守思想也有，但那只是个别的或者是极少数的。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正如在一九五八年秋，人民公社刚成立不久，曾有一些人对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和按劳分配原则问题在认识上有些模糊，但是经过主席的开导，那个问题很快得到了纠正。既纠正了偏差，又没有伤害同志们的积极性，我对此非常满意。所以我七月十四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竖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
可是，事与愿违。在七月十七日上午就收到了中央办公厅对那封信的印发本，并在起头加了一个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七月十八日，在小组会上我就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
当日黄昏，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在马路上散步时，迎面碰见了一个同志，他叫了声：“老彭，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他很严肃地说：“老彭，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高度原则，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我说：“现在很疲劳，一时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他说：“你讲意思，叫秘书记录并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我说：“没带秘书，只带来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了这类文章。”我知道他说的话是好意，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即别而归。
回到住所后，参谋同志送来军委转西藏军区电报，是要求增派运输车辆。即拿着电报想同黄克诚同志商量一下。推开黄的门时，听到黄克诚同志说：“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主席是不会错的。”我进到黄的室内时，见到在座的有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周小舟同志即对我说：“老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