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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说不来是因为什么原因，总而言之牛保国的处境还是在不知不觉地一天比一天好转着，是人都能明显地看得出来，很多事情对牛保国来说都比以前宽松得多起来，再也不是那么铁板一块了。这迹象突出地表现在钉于牛保国家前门边儿的那块写着“地主兼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木牌牌儿上。钉木牌牌左边的那颗钉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因松动而掉了，木牌牌儿颠倒着，就剩右边一个角斜挂在那里。庙东村生产大队革委会的那些干部们，每都到大队部里来，都得从它跟前经过，走来走去，也不知道他们没看见呢，还是整天忙着干革命、抓大事，没得空儿顾上去管这些鸡毛蒜皮的琐屑事，反正是从来就没有人理睬过它的岌岌可危，麻烦一下自己那举手之劳，把它去重新整治整治。这些平日不为人所在意的细枝末节，蛛丝马迹，似乎已经在向一些细心观察的人预示：牛保国现在还是不是“地主兼历史反革命分子”，这个问题已经很难说得清楚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现在，这问题是不是也似乎已经不再十分重要了？对此，人们的潜意识里，总有一种模模糊糊的错觉：阶级队伍怎么越清理还给阵线越发混淆不清了？然而细心的人还是能够从这混淆不清的现象中看得出一些窍道来的，他们隐隐约约已经能够多少预感到社会是不是要乱中有治了。乱，只能是乱了敌人；乱，却能够从中锻炼人民。天下大乱势必会引起天下大治——社会可能要有一点儿什么变化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嘛。这么多年来，以“斗争”为纲的暴风骤雨刮来下去，折腾到如今，旷日持久，似乎多少有点儿后劲不足，成了强弩之末，已经势不能穿鲁缟者也，也该有个收场了。
第二十七章 亲自家亲（上）
牛保国的腿伤在他那胖老婆张妍朝天日每的悉心照料下，奇迹般地给一天天康复起来，现在已经基本上能撇开拐杖走路了。他这条腿目前虽然可以断定以后是出不了大力了，但是也能看得出来是不会落下什么明显残疾的，碍不了大事。按道理说这对他已经是一件很值得庆兴的事了，但有谁知道他最近却不知怎的，竟然整天怎么也都高兴不起来，心情反而还总是郁郁不乐的，情绪一天比一天地低沉，脾气也不像以前那样平和。细究其原因，这病症根子原来是扎在他的内心深处，不是肉体上有什么苦痛，而是精神上总觉着不舒畅。虽说阶级斗争后来对他都抓得相当宽松了，可是他还是有些不满足，对自己整天在村子里走路抬不起头，没人正眼瞧他，内心里很是有些不是滋味。这还不消说，忍耐着点儿他还是能够勉强过得去的，让他更恼火的是在自己家里，不管怎么样都咽不下牛百善那一口气。本来是一座三间门面的四合院，早年和哥哥牛保民分家时二一添作五，弟兄俩一人一半儿。继而院中间就砌了一道下半截儿用砖做的、上半截儿用土坯做料，有六七尺来高的院墙。这以来把原本的一座宅子就彻底分成了两院。51年土地改革时自家被定成了地主成分，可哥哥牛保民家道比自己还要殷实，却在定成分这事上安然无恙。紧接着村上斗地主、分田地，就又把他家的这间半院宅子，前房分给了一个原先在西城门洞里住着，看守城门的河南籍孤老头儿李氏。李氏病故后，无儿无女，无人继承这份家业，庙东村生产大队就把他家这前房当做了大队部。前半院的两间厦房分给了光棍老贫农牛百善，他从那时至今一直都在里面住着。这样以来，牛保国一家人出来进去都要从大队部门口和牛百善的门前经过，一举一动都在大队革委会干部的眼皮底下，也都受着老贫农牛百善的无情监督，很不自由不说，让他最受不了的是耳朵里还总听到的是牛百善那极难听的、不三不四的叫骂：“我在我毛爷爷给我分的屋子里住着的，有我毛爷爷撑腰，我在屋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哩。我想日地主沟子都由我着的，他谁管不着！”你说像这样的日子一天两天也还罢了，牛保国长期整天听着这些受侮辱的话，心里实在气不平，然而想发作又不敢发作，不发作窝在心里吧，又憋得实在难受。在高压政治的氛围里过日子，牛保国心力交瘁，觉着实在没办法再承受得住这种心理压力了。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思考着：“一辈子老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这种局面熬到啥时候才是个头儿？怎样才能得以改变这烦人的现实局面呢？”他苦思冥想着只是束手无策，一时怎么也想不出来一个行之有效的锦囊妙计来。但他还是暗中下定了决心，拼死拼活也必须得想出一个应对这种尴尬局面的办法来不可。这办法不管是好办法坏办法，只要是办法，只要能有效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就行，哪怕是给人磕头、变鳖、叫八爷哩，反正长痛不如短痛。这种局面要是不改变，不要说是自己在村里永远抬不起头，就是儿子也别想在村里能抬得起头来，过像人样儿的日子，长此以往，恐怕就连孙子以后长大了也得要成龟孙子了，祖祖辈辈、一举一动都是要受人歧视。坚决不能让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社会大局当然自己无力回天，但庙东村这块儿小天地自己还是得要设法扭转扭转乾坤－－－－－总之，牛保国是不甘于老是处在目前这种残酷折磨身心的情形下，就这样永远一成不变地装鳖度日月。他竭尽全力想对目前的状况有所改变，于是辗转反侧，绞尽脑汁地苦苦思考着。
又是一个夏收开始了，村外田野的麦子被一个晚上的东南风给吹成了一片金黄，正如一首歌里唱道：“麦浪滚滚闪金光，……社员心里喜洋洋。”农民们从去年的秋季一直忙活到今年初夏，辛辛苦苦、黑水汗流，为的就是这一料庄稼，这料庄稼几乎可以说就是他们一整年的全部希望，现在好不容易熬到了收获季节。俗话说：“蚕老麦黄，秀女下床。”中唐时期的白居易不是在《观刈麦》这首诗里也这样写到嘛，“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农村要是一进入夏收大忙季节，那生活氛围骤然就不一样了。你看，这一大早，天刚麻麻亮，庙东村生产大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所有社员群众一个个手里拿着早在前一天晚上就于磨刀石上磨得锋芒利刃的镰刀，像蜂拥似的走出了村子，向着田地里奔来，开始动手收割这一望无际的麦子——进军夏收。
按庙东村生产大队的惯例，收割麦子时成年人不论男女，每人每次都得要割播种时耧的四行（垄）麦子，且一旦割开了是人人争着向前，惟恐自己落后，巾帼不让须眉。他们一般是责任落实到人，谁先割到那边地头儿，谁就坐下来休息，并且谁也不会主动地去帮其他人的。当然，如果你只一味贪图速度，割得快，不顾所割的质量，把麦茬留得过高了，或者麦子遗得太多，那也是不行的。生产队里专门安排了个得力干部，手里拿着把镰刀在割麦的人背后不停地来回巡视督察哩。你要是麦子割得太差劲儿了，人家马上就会指名道姓地喊你，指责你，要你扭回头来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予以返工；让你没面子，当下就下不了台不要紧，进而还会扣你的工分的，所以人们在这方面就都谁也不敢过分地敷衍塞责了。
牛保国的腿尽管还没好利索，走起路来多少还有点儿瘸——这也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专政给他留下的光荣印记，但在这生产队的三夏大忙季节、非常时刻，他也不要干部指派或上门催叫，自觉地拿起了镰刀，就也下地割麦子来了。
社员们一到地里，就自觉地摆开了“一字长蛇阵”，投入了急如星火的麦收工作。他们一个个镰刀挥舞，技术娴熟，手起麦割，嚓嚓有声，你追我赶，互不相让，一时谁也顾不上再和谁去逗笑说话，人人手头儿都在使劲，彼此比着看谁割得快，能抢在前边，先割到地头儿，坐在那里休息，以心理享受割麦行家里手这一殊荣。他们此时的劳动姿势可谓优美好看极了，像百数只白鹤晾翅，又像是沙场秋点兵，整个合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场面极其壮观、气势无比恢弘的集体舞蹈表演。
牛保国在这样激烈的群体劳动中，尽管也是在竭尽全力地豁出干，但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本不在行，且上年纪，几经折腾，更是元气有伤，所以难免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不管是怎样地使出浑身解数，但还是越来越无法赶得上割麦的大批人群，一步步地被落了下来。禁不住他抬起头来，茫然地朝着周围看了看，“唉”的发出了一声无可奈何地长叹。可是谁知道就在这长叹之余，他眼睛朝前无意中一瞥，突然隐隐约约地发现割麦冲在最前边的是一个二十左右岁的精干小伙子。这小伙儿手起镰落，动作异常潇洒，割起麦来就像飞一样朝前蹿。“这人是谁呢？手脚竟能这样的麻利，真不简单。”牛保国暗自夸赞着，但由于距离太远，又有前边许多没有割倒的麦子遮挡着他的视线，那人弯着腰的大半个身子都不能看见，因而他一时还难以认得出来那人究竟是谁。
眨眼之间，大部分割麦的人都已经割到了地头儿，坐在那里歇着缓气儿，为着下一番的割麦劳作生产生产力，准备应对即将开始的新一轮角逐——这角逐真让人有点儿当堂不认父的残酷感。可牛保国这会儿还在离地头儿很远很远的地方，像只蜗牛一样，死活都快不起来地往前无奈使劲儿爬行着。他被落在了麦地的半截腰里，像老牛拉破车，心里着急得着了火一样，可光着急能有什么用呢？割麦这活儿是人命活儿，它要来实的，又不是说大话，只要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要不要脸都是能行的，反正自己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可是还割不到前边去，你说这叫他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听其自然，如此而已。
不过，就在他“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谁能料想到事情竟还真的奇迹就给出现了。在地头稍事休息的割麦人中，有一个人看着他这狼狈相，心里实在有点儿过意不去，就开始心疼起来。这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割麦割得最快的小伙儿他妈，也是我们早已熟悉的那个莲叶。她禁不住开口对自己的儿子说道：“连欣，一个小伙子家歇多长时间是个够？去，快到那儿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