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这应该是这年国庆节过后的事了，《人民日报》和一些省里、县里下发的文件，正式公开了林彪叛逃的消息，这消息竟如五雷轰顶般，震得老蔡近视乎痴呆，久久不能平静。
有一个文件郑重的写道：“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他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古、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
“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机迫降。从直升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老蔡初一看到那林彪叛逃的标题，当时就差点没昏过去，晚上政治夜校里跟大家详细通报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控制内心的那种揪心的痛楚，竟然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万财队长也是一个劲儿的劝慰，大家也沉浸在无比的悲愤之中，这就是那个报纸上广播上天天说的那个“毛主席的好学生”和“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么？大家真的是无法理解，为什么毛主席身边的人会一个一个的出事，从彭德怀的“反党集团”到刘少奇的“叛徒、工贼”，再到现在林彪的“叛党叛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赵家湾的那些人民群众肯定是搞不清楚的，连万财也只知道个一二，老蔡心里虽然知道点，但绝对没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果。
对于林彪，经历过文革的人那是非常的熟悉的了。林彪文革期间那是红的发紫、紫的发黑、黑的发蓝的显赫人物，是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是在九大上被写入党纲的合法的党和国家的接班人的。那个时候林彪从来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毛主席万岁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伟大祝福。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口口声声宣传林彪语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林彪，最后竟然叛党叛国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在党内，在全国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惊。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天天举着“毛主席语录”，口里喊着“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一个人竟然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而且谋杀的对象竟然是毛泽东。
这太不可思议了，老蔡那颗炽热的充满革命火种的心，被彻底无情的刺得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几乎是痛不欲生了。老蔡还没来到赵家湾的那两年，还专门去了林彪的故乡黄冈参观了林家大湾的，了解了林彪战争时期的伟大战功和对毛主席的绝对忠诚，可谁能想到他会是一个口蜜腹剑、大玩政治两面派的阴险毒辣的阴谋家呢。
14 林彪的阴谋和下场（中）
想不开的事其实很多，老蔡的政治热情虽然随着这次的林彪事件受到了最残酷的打击，但也越发让他相信毛主席的永远伟大正确和不可代替，也就更加坚固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和崇拜。
特别是随着后边对林彪事件的深入揭露和批判，特别是那个《571工程纪要》的披露，让老蔡更是知道了林彪等一伙的险恶用心。但从实际上上来讲，关于林彪叛逃事件的整个始末，官方的材料提到的都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甚至可能有很多的没有公开的细节和秘密。不然改革开放后，市场上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版本的关于林彪事件之谜啊和解密什么的。连外国人也对这一事件一直有着很浓厚的兴趣，有着很多版本的杜撰之类的故事了。传的最神乎其神的倒不是林彪的死，而是那个联合舰队谋害毛主席的《571工程纪要》，以及毛主席的南巡过程中，很英明的躲过了联合舰队的各种暗杀行动，神出鬼没的安全的回到了北京的故事。
既然按照当时官方公开的材料，林彪一伙要搞分裂搞谋害搞夺权，那林彪在九大不是被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么，搞这些大动作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这一切都源于毛泽东和林彪他们的分歧了。
关于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分歧，坊间的传闻一直很多，有人说是毛泽东在位时间太久了，而林彪身体不好，怕熬不过毛泽东而选择慌忙夺权，还有的说是毛泽东压根就没有想让权，用林彪其实是一着棋子，借机打击周恩来势力，搞平衡，但传的最多的就是在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林彪集团与毛泽东针锋相对，还有就是“天才论”什么的。
林彪是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上台的，林彪并非时时处处都和毛泽东的认识完全一致，也非时时处处都耍了两面派，他们的分歧有一个酝酿和发展的过程。
首先是文革刚开始时，5。16通知后不久，林彪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林彪在讲话中，除继续宣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外，还列举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的例子，制造中央有人要搞反革命政变的恐怖，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政变经”。林彪说道：“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１９６０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随后，他又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十几个朝代政变的例子，有儿子杀老子的，有兄弟相残的。他说：“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在作这篇讲话时，林彪没有忘记赞颂毛泽东。他搜罗了一些美好的词句，宣扬毛泽东的天才和伟大。
林彪的这篇讲话稿送到毛泽东面前后，毛泽东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保留，“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林彪成为无可争议的接班人后，据他的卫士长李文普说，林彪“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李文普是跟随林彪多年、深得林彪信任的警卫，在私下的谈话中，林彪没有必要同他说假话。“不想干这种角色”很可能是林彪的真实想法。林彪之所以“不想干”，并不是说他没有权力欲，没有个人野心。或许在他看来，这种角色只不过是“附庸”和“陪衬”而已，毫无实际意义。就权力而言，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并没有多少实权：他在党内的职务是副主席，但党权方面有毛泽东把关；他在政府的职务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行政权力却受周恩来制约；尽管他受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军权却被毛泽东牢牢控制。这样看来，“接班人”只是名义上的东西，林彪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权力的回旋余地。难怪后来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叶群发牢骚说：“林彪多少年了，不就是个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嘛！”林彪鼓吹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１９１８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从１９６５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到１９６９年党的九大，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总的说来是融洽的，他们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至少没有公开发生过“顶牛”现象。
然而到九大，事情慢慢起了变化。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６日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了。毛泽东决定让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要事先写出稿子，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摘用记录稿。林彪提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正式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小组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他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毛泽东同意了，决定由林彪负责，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然而，在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中，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分歧。陈伯达不愿意和张、姚合作，自己关起门来单干。张、姚则在康生、江青的支持下，另外起草了一个稿子。在讨论张、姚的稿子时，陈伯达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陈伯达的意见其实是林彪的意见。陈伯达的意见激怒了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批评陈伯达按照林彪意见撰写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而毛泽东最终采用了张、姚的稿子，并作了多次修改。不但如此，毛泽东还严厉指责陈伯达“脚踏两只船”，意思是陈伯达在他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搞政治投机。林彪当然也不肯轻易让步，他对毛泽东肯定的政治报告根本不看，没好气地批了一句：“不掠他人之美。”他只是在九大上念了一遍，敷衍了事。甚至他在会前说过这样的话：“念错的越多越好。”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也是林彪的独创：“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５０周年，１９６７年由陈伯达、姚文元执笔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多处用“天才地”这一副词。此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可是，到１９６８年，情况有了变化。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草案时，毛泽东两次提出删去草案中出现的三个副词。当时有人报告毛泽东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毛泽东说，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因此，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九大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都没有再用这三个副词。１９７０年讨论修改宪法时，为写不写这三个副词，吴法宪和张春桥发生了尖锐冲突，吴法宪还拍了桌子。吴法宪将此情况报告了林彪，得到林彪的支持。吴法宪还得到了陈伯达的支持。然而，毛泽东却是支持张春桥的。１９６６年７月５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一份文稿上，作出了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