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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平坦的雪地上，苫布蒙盖着从火中抢搬出来的物资。桶、扁担、锨、镐，分类整齐地堆放着。
知识青年们，此刻都聚集在干部股、组织股、财物股……有纪律地办理返城手续。只有会议室空无一人，门敞开着，对流风横穿室内，将烟灰、烟头、烟盒、报纸刮落满地。小公务员在独自打扫着。他在履行自己最后的职务，他办理完了返城手续。
礼堂卑，舞台上，并放着两张桌子，一摞摞的档案，将要在这里改变它们过去十年中的人格化的价值。今后它们记载些什么，那要由知识青年返城后的命运所决定了。
军务股长，郑重地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知识青年们在此办理最后一道返城手续——领取各自的档案。他要在他们的密封的档案袋上和准迁卡上盖章，这是他最后一次为他们履行职务。他见人到的不少了，站起来，大声说：“现在，我开始办公。首先，你们必须按照我的要求，分成两排。”说罢，他从侧梯上走下来，走到他们之中，指点着他们说：“你，站到左边。你，站到右边。你，左边。你，左边。你……也左边去。你，右边。左边，左边，右边……”
他们很快被他分成两排。一排人多，一排人少。
他环视着两排人，说：“左排优先办理。”他把“优先”两字说得很重。说罢，一转身大步朝台上走去。
“你这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个先来后到了？我早就在这里等候你办公了！”右排中，有谁嚷叫起来。
“对！说清楚！”
“别以为公章在你手里握着，就可以独断专行！”
…………
右排的人附和着，抗议着，甚至威胁着。
军务股长在舞台侧梯上站住了，缓缓地转过身，目光盯向右排，用冷峻的语气说：“你们睁大眼睛，看看左排的每一个人，然后再互相看看你们自己！”
右排的人，将狐疑的愤愤不平的目光投向左排——他们的脸，一个个都是黑的，肮脏的。还有带着伤痕的。他们的裤筒，鞋上，挂着水湿后冻结的冰。他们的衣服上，这里那里尽是烧破的洞……他们的样子都是那么狼狈不堪。
右排的人，一个个显得比左排的人更加狼狈起来。他们互相一看就明白，他们昨夜没有救火。
这是一种对比明显的排列组合。弟兄、姐妹、好朋友、同班同排同连队的，彼此有着各种关系的知识青年，被这种排列组合分隔开了。右排的人不得站到左排去。左排的人绝不会愿意站到右排去。他们只能面对面地望着。
在这种默默的持续的对望中，股长站在台上又大声说：“我要求你们保持肃静。如果有谁大叫大嚷，我提议你们，就将他轰出去！”
他在办公位置坐下了，拿起一张卡，一字一字地念道：“一连……李庆丰……”
右排的人，谁都无法经受等待的寂寞和左排的注视，他们先后退出了礼堂。退出时每个人都低垂着头，脸上不无惭愧。
左排的人，他们保持着一种持久的，近似庄严的肃静。连咳嗽声，都是控制着的。没人交谈。熟悉的也罢。陌生的也罢。他们用目光彼此表达着淡微的敬意和……庆幸。此时此刻，他们昨夜自发的救火行动，受到这种特殊形式的重视，他们怎能不感到莫大的欣慰？一有人走入礼堂，他们便纷纷将目光投射到那个人身上。如果他或她身上，和他们有相似之处，他们便点头致意，打手势叫他或她排到队列中来。如果他或她的脸不是黑的，衣服是完好无损的，他们的目光，便是他或她怯于正视，难以承受的。那种目光是极其复杂的，内含着质询、谴责、惋叹、甚至包容着同情。
他或她如果不是反应迟滞的，就会意识到什么，愧然退出。
站在队列中的小瓦匠，瞧着那些领到准迁卡和档案的人欢天喜地的样子，心中产生了一种淡淡的忧郁和不满。他认为他们不应是这种样子离开。应是怎样呢？……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觉得需要和别人交谈一下，随便交谈些什么，心情才会轻松点。于是他问身旁的一个小伙子：“你是哪个连的？”
“三连的。”对方好象也和他有同样需要。
“你们连……也都走光了？”
对方肯定地点点头：“文书、会计、卫生员、小学教员……三十二名知识青年，一锅端。”
“哪年来的？”
“我？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正是‘六·一八’指示那一天到的北大荒。我们问带队的，毛主席对兵团的指示才传达下来，你们怎么会提前一个多月在对我们宣传动员时，就打出了兵团的旗号呢？ 带队的回答：‘宣传是为了目的嘛’！他居然不怕落个编造主席指示的罪名！”
“那你是第一批到北大荒的了？”
“当然！我们那一批是北大荒的知青元老：我们都是自愿报名的。我报名后一直瞒着父母，到临走的前一天才告诉他们。母亲哭闹得天昏地暗，可我还是走了……我是独生子。后来想返城也回不去了。你呢？哪一年？”
“七一年。，；
” ‘一片红’那一年？' '
“是的，当时我母亲正瘫痪在床上，街道上山下乡动员组的人有天敲锣打鼓将光荣花送到我们家。我和弟弟说：‘我们没报名呀！’他们说：‘没报名也批准了！’……”
” ‘一片红’； ‘一片红’，从城市走的干净，也从北大荒走的干净……四十多万啊！不知道留下来的会有多少？”
“想不到，我们会是这么离开的。别的都不讲，就拿我们团来说，全团百分之九十的农机具手都是知识青年，都走了，怕是今年开春连小麦大豆都播种不下去……仔细想想也真有点觉得对不起北大荒！”
“是啊，政委还说要给我们开欢送会呢，我看还是不要开的好。”
小瓦匠忽然看见弟弟走进了礼堂。弟弟身穿一件军大衣。军大衣过肥过长，弟弟穿着太不合适。脸，弟弟的脸——是清洁的。为什么是清洁的？！为什么不是肮脏的？！
他自己，他们所有这些脸上肮脏的人的目光，都投射到弟弟身上。
小瓦匠心中替弟弟难受极了！他将身子转过去了。可是弟弟已经发现了他。弟弟不理会投射到身上的那些目光。弟弟向他走过来，走到他身边站住，轻轻叫了声：“哥……”
大家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兄弟二人。
小瓦匠猛地转过身，吼道：“别叫我哥！”
弟弟吃惊地不解地瞪着他。
“你！……你不是我的弟弟！你给我滚出去！”
“我……”
“我揍你！”小瓦匠猛地抓住了穿在弟弟身上的军大衣的领口。刚才和他交谈的那个小伙子，用胳膊架住了他挥起的拳头。他使劲一推，弟弟跌倒在地上。
那小伙子上前扶起了弟弟，看了当哥哥的一眼，对弟弟说：“现在办理手续的，都是昨天夜里救过火的。你……过会儿再来吧。”
弟弟的眼睛呆望着哥哥，一只手，一颗一颗地解开了军大衣的衣扣。肥大的军大衣，从弟弟瘦而窄的肩头落到地上。弟弟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样子，棉袄面和棉花差不多烧光了，穿在身上的不过是破棉袄里子。裤子，膝盖以上烧得和棉袄一样，一条包皮电线穿着裤里，勉强将棉裤子吊挂在皮带上……
小瓦匠怔住了。
所有的人都怔住了。
弟弟那双瞪着哥哥的眼睛，渐渐充满了委屈的泪水。
军务股长不知何时停止办公，从台上走下来，走到了弟弟身边。他捡起军大衣，拍去灰土，轻轻披在弟弟肩上，说：“这是马团长的大衣吧？”
弟弟点了一下头，嘟哝：“他命令我穿的。”
“快穿好，别冻着。”军务股长的手搭在弟弟肩上，目光却责备地看着当哥哥的。
小瓦匠走到弟弟跟前，象给小孩子穿衣服一样，将军大衣穿好在弟弟身上，替弟弟扣上了钮扣。
“跟我来。我现在就给你办理手续。”股长拉住弟弟的一只手，和弟弟一块走上了舞台……
党委办公室里，政委孙国泰背对着曹铁强和郑亚茹，用极低极沉重的语调说：“你们可以走了……”
隔夜之间，他苍老了那么多！两眼网满了血丝，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加深了。
悲痛象一双无形的大手，挤压着他那颗在战争年代，在艰苦的农垦创业时期锻炼得非常刚强的退伍老战士的心。
有不少人为开发和建设北大荒献出了生命。这些人的名字，有的他还铭记着，有的他已经忘却了。将身躯埋葬在北大荒土地上的知识青年，也绝不止两个。但昨夜两个知识青年的死，在他心灵中造成的却是一种混和着负罪感的悲痛。
他们死了。一个上海姑娘和一个哈尔滨市的小伙子。一个三十一岁。一个二十六岁。一个，还没有结婚，没有来得及成为妻子，甚至也许——还没有来得及爱过。他这样猜想。另一个，撇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妻子腹中还没有出世的儿子，也许是女儿。一个，刚被连队团支部讨论通过为共青团员不久。但不知为什么，团里还没有正式批准下来。，这些共青团团委的干部们！在他们看来，批准一个共青团员，似乎比批准一位中央委员还要严格！而另一个，迫切要求加入党组织而生前并没有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却仅仅是由于他自己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对于象刘迈克这样的知识青年的入党问题，审查要严，考验要久。”一句话使工程连党支部三次呈送到团里的发展党员的报告，都被团组织股长久地压了下来……对于当年的团警卫排长，他的成见是那么深！在今天以前是那么难于改变……
对于他们的死，谁来承担责任呢？是暴风雪？还是昨夜的混乱？是团长马崇汉？还是他们的连长和指导员？或者是……他自己。作为政委，他觉得自己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责任……即使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愿意承担什么责任，甚至处罚，他们……也还是丧失了生命。
一个死得……悲惨。一个死得……庄严。一个死得……英烈。一个死得……神圣。一个的死，换得了可见的代价。一个的死，升华了兵团战士的称号……
曹铁强和郑亚茹一齐走进党委办公室，便一言未发。刘迈克和裴晓芸的死，使他的心由于悲痛而麻木了。是郑亚茹回答了政委提出的一切问题。政委问一句，她回答一句。
郑亚茹见政委不再问什么，缓慢地站起身，朝外面走。她走到门口，站住了，忽然扑在门框上，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老政委走到她身边，低声说：“坚强些。”
郑亚茹突然扑到曹铁强跟前，双膝跪地，痛哭着说：“我有罪啊！会议的内容是我泄露的，混乱是我造成的！刘迈克的死，是我造成的！裴晓芸的死，也是我造成的！我……我没有指定人换她的岗……我……”
她突然跳起来，疯了一般冲出党委办公室。
曹铁强一下子伏在桌上，额头抵着桌面，双拳不停地狠狠地擂着桌子。许久，一声呻吟才伴随着他的哭声爆发出来。
“我……我为什么不早一天明明确确地告诉她……我……是爱她的……”
这句话象是从他破裂了的心灵迸发出来的，带着心灵伤口的血。
老政委这才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