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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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史演义- 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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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回,讲郑和下西洋一节,注云:“郑和三次出洋,……论其功绩,不亚西 
洋哥仑布。”这是对人物的评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至于欲擒故 
纵,故为惊人之笔,这是小说家惯技,有时有点意思,多了就腻了。本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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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讲到男女关系,也有些批注,这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总批是每一回结束后的总论,内容主要是评论史事,有时也讲“演义” 
结构,都是用文言写的。这好像史论,借以抒发作者对历史的见解。用今天 
的观点来看,里面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可取的。 
     二、本书的史料根据 
      《中国历代演义》的特点,是取材比较审慎可靠,它主要根据正史及各 
类比较可信的历史记载,也参考一些野史。蔡东藩没有而且也不主张像一般 
演义小说那样用虚构故事来写历史演义,他自认为 《中国历代演义》是历史 
演义,不过较为通俗而已,却不是一般演义小说。像 《三国演义》,大家已 
认为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见章学诚《丙辰札记》),总算和史实不 
很相远了。他是学《三国演义》的,但他又不满意罗贯中的写法。他在《后 
汉演义》第一回里说: 
     罗贯中尝辑(三国演义》……风行海内,几乎家喻户晓,大有掩盖陈 
寿《三国志》的势力。若论他内容事迹,半涉子虚。一般社会,能有几个读 
过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误把罗氏《三国演义》当作《三国志》相看。…… 
小子所编历史演义,恰是取材正史,未尝臆造附会;就使采及稗官,亦思折 
衷至当,看官幸勿消我迂拘呢! 
     他这种主张,和章学诚 《丙辰札记》所说:“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 
寓言,不可虚实错杂,如“三国’之淆人耳!”可谓不谋而合。他在《唐史 
演义》自序中说: 
     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徐懋功(勣)未作军 
师,李药师 (靖)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秦琼)扬名,未 
及儿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 
伏诛,怎得皈真圆耦?种种谬妄、琐亵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 
此,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子虚、乌有诸先生,谅无从窃笑于旁也。《宋 
史演义》序亦云: 
     宋代小说,亦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 
事;狸猫换主,尤属子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 
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大子,局尝胯下丧身?种种谬谈, 
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 
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 
     从这里可以看出蔡东藩是注重历史的真实性,极力反对杜撰的。小说可 
以出于虚构,旧小说中有涉及历史人物故事的,往往无中生有,故弄玄虚, 
无非引人入胜,达到它宣传讽喻的目的。这是小说的特定体裁所决定的,即 
使是所谓历史小说,也不能纯粹以历史的角度来要求。蔡东藩写《中国历代 
演义》,是当作通俗的历史读本来写的,这就和旧的演义小说有很大的不同。 
他的全书中体现最强烈的是忠实于史料,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是考证异同。他这些“演义”都是根据旧有史书的记载写的,史 
料彼此舛互时,他必须决定采取一种说法。大概一般的问题,他只是根据比 
较可信的史书来写,不作说明。有时他觉得非要说明不可,那就在正文或批 
注中加点考证,注明出处。像 《后仅演义》八十二回,讲到刘备请到了诸葛 
亮,与关、张同至新野,由徐庶接入,故人聚首,注云: 
      “徐庶走马荐诸葛,出自罗氏‘演义’,按‘蜀志’诸葛传中,庶尚留 
新野,未曾诣操,今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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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四回徐庶辞刘备归曹操,注云: 
      《三国志》诸葛亮传详载此事,庶归曹操,系在备当阳败后,且庶毋亦 
不闻自杀,与罗氏“演义”不同。 
      《唐史演义》十七回吐谷浑伏允自经死,注云:“从李靖传文,不从《通 
鉴》。”《宋史演义》三十七回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条注云: 
      《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岁还家。但据王偁《东都 
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出母,今从之。 
     这些考证办法,大致是学《通鉴考异》的,以演义而加考证功夫,他不 
以一般演义自视可想而知。 
     第二,是大力辟妄。这里所谓辟妄,主要是指史书上没有记载,而由演 
义小说虚构出来的事情,他怕读者把这种虚构当作实有其事,故在正文或批 
注中大力驳斥。如 《宋史演义》十六回写陈抟之死,有云: 
     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 
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是荒唐无稽,请 
看官勿为所惑哩! 
     第三,是存疑。如 《宋史演义》十二回中说: 
     小子遍考稗官野乘,也没有一定的确证。或说是太祖生一背疽,苦痛得 
了不得,光义入视,突见有一女鬼,用手捶背,他便执着柱斧,向鬼劈去。 
不意鬼竟闪避,那斧反落在疽上,疽破肉裂,太祖忍痛不住,遂致晕厥,一 
命呜呼。或说由光义谋害太祖,特地屏去左右,以便下手。致如何致死,旁 
人无从窥见,因此不得证实。独《宋史》太祖本纪只云:“帝崩于万岁殿, 
年五十。”把太祖所有遗命及烛影斧声诸传闻,概屏不录。小子也不便臆断, 
只好将正史野乘,酌录数则,任凭后人评论罢了。从这三种情况看来,蔡东 
藩对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是经过一番 
     审慎考核的,这不是小说家的任务,而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他这十一部 
 “演义”可取之处和可贵之处就在这里。当然,他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没有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选用史料不可能完全正确,解释史料更有他的局限性。 
何况史料本身还有很多问题,他亦不可能—一加以考核和辨别。像明建文帝 
这个人,当“靖难”之师入南京后,他是死了呢?还是做和尚去了?这个问 
题,明朝人谈得很热闹,像 《致身录》等书,写从亡诸臣及飘泊经过,绘影 
绘声,究竟可信程度有多少,这是很成为问题的。但蔡东藩却相信它,他在 
 《明史演义》廿五回中大写特写,在总批中又说: 
     建文出亡,剃度为僧,未必无据。就王鏊、陆树声、薛应旗、郑晓、朱 
国桢诸人所载各书,皆历历可稽。即有舛讹,亦未必尽由附会。这种说法, 
仿佛能自圆其说。其实,他所举这几个人,都不是明初人,他们也是传闻而 
来,蔡东藩这种看法,未免有点武断了。 
     不过,总的说来,蔡东藩是个史学湛深的学者,他对待史料的态度是严 
肃认真的,即使个别地方取舍未必尽当,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尽了相当的力量 
的。特别是《元史演义》的前十回,他从蒙古先世写起,包括西征和四大汗 
国的建立,事情是极复杂的。蔡东藩嫌《元史》记得太简单,从《元秘史》、 
 《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证补》,旁搜东西洋有关蒙古史 
籍译本,源源本本地写。这段历史今天我们读来还觉得费力,他写这些事情 
所费的力量更可想见。这个人也可以说是有历史考证癖的。 
     正因为他有考证癖,我们觉得他有些注中的考证还可精简。如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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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各族的人名,原来史书是根据当时实际用的名字写的,到清乾隆时有意把 
它改译一次,这种改译,只有引起混乱,毫无意义。清代历史学者如钱大昕、 
赵翼等都避免用它,而蔡东藩于 《宋史演义》和《元史演义》内经常将人名 
注明一作某某,如阿保机—作安巴坚之类,实在无此必要。他怕不注读者不 
知道,不知注了更易引起混淆,这是他所意识不到的。 
     三、本书的历史观点 
     蔡东藩是个旧知识分子,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但同时他又受到辛亥革 
命前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洗礼,曾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为经过革 
命一切都可以好了。不想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割据,政客朝三暮四,帝国主 
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加紧,这种情况,使他感到苦闷,以致愤慨。在他编 
的《中等新论说文范》中就有“国耻论”一篇云: 
     革命以后,耳目一新,若可与谋雪耻矣。乃二三雄桀,偶一得志,或且 
营宫室,拥妻妾,但顾行乐,不顾雪耻。……嗟乎!寇深矣。可若何?而环 
顾吾国,仍无一誓雪国耻者。夫无一誓雪国耻之人,是终于无耻者也。我不 
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即亡也,我亦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不即亡也。惟 
外族方张,鉴吾国民之不复知耻,将奴我辱我,我国民乃真万劫不复矣! 
     蔡东藩这种议论,一方面反映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彻底,一方面也反映这 
一时期头脑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的苦闷。随着时势的发展,这种苦闷越来越 
深,愤慨也越来越甚。他在《民国演义》自序中说: 
     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此后得享共和 
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所幸 《临时约法》,绝而复苏, 
人民之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尚得蒙“约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见闻 
之所及,援笔直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此则犹是受共和之赐,而我民国 
之不绝如缕,未始非赖是保存也! 
     本此宗旨,他在《民国演义》中,对当时军阀政客冷讽热嘲,对汉奸卖 
国贼如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贬斥不遗余力,而对“五四”学生爱国运 
动则予以大力赞扬。他在《五代史演义》第一回中说: 
     照此看来,欲要内讧不致蔓延,除非是国家统一;欲要外人不来问鼎, 
亦除非是国家统一。若彼争此夺,上替下凌,礼繁衰微,人伦灭绝,无论什 
么朝局,什么政体,总是支撑不住。眼见得神州板荡,四夷交侵,好好一个 
大中国,变做了盗贼世界,夷虏奴隶,岂不是可悲可痛吗!他这种爱国忧民 
的思想,在他的“演义”中常常可以看到。不过他的思想仅止于此,没有再 
向前发展了。 
     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洁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扬, 
但也不是盲目崇拜。像陆秀夫这样的人,他当然是崇拜的,但对陆在厓山患 
难之中,“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他批了一句:“其行甚迂,其志 
可哀!”像方孝孺这种硬汉,他也为之歌咏赞叹,但他对孝孺当军事紧急时 
向建文帝的屡次奏语,一则批曰:“此老又出迂谋”;再则批曰:“还是迂 
说”;三则批曰:“迂腐极矣”。这可以说他是有自己见解的,不随人短长。 
可也有偏激之见,他在《民国演义》中却欣赏张勋,第八十四回的总批中说: 
     但观民国诸当局之各私其私,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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