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百列藏身在一个废弃工厂的装货区里，他把落在汽车后备箱里的东西都回想了一遍。后备箱里有一个手提箱，里面有一些换洗衣物、一台相机、一台录音机，还有一个用于和监控小组联络的无线电。如果不能尽快把车子弄出来，警方就会将其扣押，打开后备箱，搜查里面的物品。他们播放录音机就会发现维尔纳·米勒的画廊和电话已遭窃听。他们冲洗相机中的胶卷，就会发现许许多多画廊外景的照片。他们计算一下拍摄的角度就会发现这些照片是在洛朗斯酒店的一间客房里拍摄的。他们问问酒店的员工就会知道，入住那间客房的可疑房客是个举止粗鲁的德国作家。
加百列感觉到右手的伤口已经开始疼痛难忍，与此同时，一阵沉重的倦意袭来。自从炸弹爆炸后，他就一直在赶路，中途转了六班地铁，出了地铁站后，又在人满为患的大街上走了很长的路。他在卢森堡花园附近的电话亭里通过紧急专线联络了乌兹·纳沃特。
加百列抬起头，看见两辆车缓缓行驶在铁丝网后面的狭窄便道上。车灯熄灭了，车子在五十五码以外的地方停了下来。加百列从装货架上跳下来，刚一着地，手上的伤口就传来阵阵刺痛。他忍住疼痛，朝那两辆车走去。前面那辆车的后门猛地打开了，纳沃特坐在后座上，满腹牢骚地嘟囔了一句：“快上来。”显然，他看了太多关于黑手党的美国电影。
纳沃特带了个医生过来，这个医生是阿里·沙姆龙手下的志愿者之一，他坐在副驾驶座上，用车子中央的扶手搭了个手术台，往上面铺了层消毒布，然后打开车灯。医生剪开加百列的衣袖，准备查看伤口。一看伤势，他马上微微地皱了皱眉，言下之意或许是——伤势也不算太坏嘛，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这个？“要不要来点镇痛剂？”他问。加百列摇了摇头。医生又皱了皱眉，无可奈何地晃了晃脑袋——如你所愿。
医生先用消毒溶剂给他冲洗了一下，然后开始处理伤口。加百列作为艺术品修复师，对伤口的“修复”也怀有浓厚的兴趣，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医生手里的动作。纳沃特无聊地点了一支烟，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医生缝好伤口后，小心翼翼地包扎了加百列的手，然后点点头，示意他伤口已经处理好。加百列随即把右手放到消毒毛巾上。医生帮他处理左手上的伤口时，像一个典型的法国人那样感慨地叹了口气，好像加百列为法式煎鱼佐奶油汁这道菜配错了红酒一样。“那只手是不是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纳沃特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医生并不在乎纳沃特的态度，他只是不紧不慢地按着自己的步调行事。这一次，他没有征求加百列的意见，而是直接准备了一个注射器，往加百列的手里打了一针麻醉剂。等他慢条斯理地处理完伤口后，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小时。他抬起头说道：“我已经尽力了，毕竟这里条件有限。”说着，他充满敌意地看了纳沃特一眼——我做这件事情根本是在义务劳动，小子。我会在沙姆龙面前告状的。“你左手要动个手术才好。里面的肌肉、肌腱——”医生沉吟了片刻，摇了摇头，“情况不太乐观。你可能会感觉到肌肉僵硬。左手的活动能力不会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
“你先出去，”纳沃特说，“去后面那辆车等着。”纳沃特把司机也打发走了。等他们俩独处时，纳沃特看了看加百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死了多少人？”加百列像是没听见似的，直接问道。
“目前为止死了三个，还有四个人重伤。”
“其他监视员有消息吗？”
“他们已经离开巴黎了。沙姆龙正在安排所有人回家。事情可能会变得有些棘手。”
“那辆车怎么样了？”
“我们派了个人在那儿盯着。目前为止警方还没动那辆车。”
“但他们迟早会下手的。”
“那辆车里有什么？”
加百列告诉了他以后，纳沃特闭上眼睛晃了晃身子，好像听到了死讯似的。
“那米勒的公寓里有什么呢？”
“他电话里装了块‘玻璃’。”
“有没有搞错！”
“有没有可能潜进去把东西清理掉？”
纳沃特摇了摇头：“警方已经派人守在那儿了。要是他们找到你的车，发现米勒正在被人监视，他们一定会把他的公寓翻个底朝天的。到时候窃听器被找到是迟早的事。”
“你有没有朋友在警局可以帮帮忙？”
“有是有，但不会帮这样的忙。”
“放那个窃听器在那里就相当于直接告诉他们我们是谁了。”
“我知道，加百列，但把那东西放进去的又不是我。”
加百列把胶卷从口袋里拿出来，给了纳沃特：“我把放炸弹的那个人拍下来了。你今晚把这些胶卷送到扫罗王大道去。让研究科的那帮书呆子在数据库里查查这个人，或许他们能查到他的名字。”
纳沃特用他那只“巨爪”收好了胶卷。
“你联系一下沙姆龙，让他赶紧派一队安全人员去安娜·罗尔夫的别墅。”
加百列打开车门，一只脚踏出车外：“哪辆车是我的？”
“沙姆龙想要你回去。”
“我要是在特拉维夫的家里坐着，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那个放炸弹的人？”
“你要是在法国蹲监狱也没法找到他呀。”
“哪辆车是我的，乌兹？”
“行了行了！这辆车归你了。你自己行动，出了什么事情我可不管。”
“这个人情我以后会还的。”
“你好自为之，加百列。我还得在这里收拾你的烂摊子。”
“你把胶卷送到特拉维夫就行了，效忠犬。”
在葡萄牙银海岸，安娜·罗尔夫放下小提琴，关掉了节拍器。她的琴房里光线昏暗，透过敞开的窗口，微风夹杂着阴冷潮湿的大西洋水汽直扑进来。座椅前悬着个专业麦克风，麦克风安装在铬黄色的支架上，支架连接着一台德国产的磁带卡座。这天，她已经录了很多段自己练习的曲子。目前正一边倒带，一边把瓜尔内里小提琴放回琴盒，将活页乐谱展平。
和以前一样，她不爱听自己拉小提琴，但她今天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她想听听自己的水平到底怎么样了，哪些乐章演奏得差强人意，哪些地方还需要勤加练习。她对自己今天的表现总体来说比较满意，但她那挑剔的耳朵还是能听出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有两三个乐段已经明显暴露出长期不练水平退化的痕迹。今晚她会着重练习那几个乐段。目前她只想静下来休息一下。
她进了卧室，从梳妆台抽屉里拿出一件浅黄色的毛衣披在肩上，然后下了楼。不一会儿，她轻轻走出别墅大门，沿着蜿蜒曲折的道路向山下的村庄走去。走到半路，她看到一辆菲亚特小型旅行车穿过丛林上了山。车上坐着四个男的，看他们的样子不像是葡萄牙人。安娜站到一边给他们让路，但车子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人下了车。
“罗尔夫小姐？”
“你们是谁？”
“你是安娜·罗尔夫小姐对吧？”
她点了点头。
“我们是加百列的朋友。”
在马赛，英国男子把车开到圣维克多修道院门口停了下来。他下了车，沿着昏暗的街道向轮渡码头走去。当他的船在平静的水面上渐渐驶离港口时，他从甲板回到自己的私人舱室，躺在狭窄的铺位上收听马赛的新闻台。巴黎米勒画廊的爆炸案成了头条新闻。帕斯卡·德伯雷的炸弹造成了无辜的伤亡，这让他陡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恐怖分子，而不是职业杀手。明天他就会去找老占卜师，而老占卜师会用仪式和祈祷帮他驱除恶灵，赦免罪行，这是她一贯的做法。
他关掉收音机，虽然身心俱疲，但他想要一个女人。每次杀完人他都会有这样的冲动。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伊丽莎白的面容——伊丽莎白·康林，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可爱姑娘，家住北爱尔兰西贝尔法斯特的巴利莫非住宅区。她具备优秀职业人士的本能，一旦他们可以安全私会，她就会在卧室的窗口悬挂一条紫罗兰色的围巾。到时候英国男子就会从窗口爬进她的闺房，钻进她的闺床。两人会在一起用令人煎熬的龟速闷声不响地做爱，以免惊动她家里的人。英国男子会用手掌捂住她的嘴，压制住她的叫床声。有一次她疼得咬破了他的大拇指，床单上沾了几滴血。每次做完爱后，他会一头躺倒在床上，在黑灯瞎火的房间里听她讲她多么想离开贝尔法斯特——远离那永无止境的爆炸案，再也不要看到英国士兵、爱尔兰共和军武装分子和新教准军事部队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每当他看起来像是睡着了，她就会轻轻诵念《玫瑰经》，忏悔自己没能经受住异性肉体的诱惑。英国男子从不允许自己在伊丽莎白·康林的床上睡着。
一天晚上，当他从窗口爬进她的闺房时，等待他的却不是伊丽莎白，而是她的父亲和两名爱尔兰共和军杀手。看来他们已经设法查明了他的身份。英国男子随即被押送到一座偏远的农舍等待严刑拷打。与大多数身陷囹圄的人不同，英国男子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设法活着走出了那座农舍，四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死在了里面。
不出几个小时，英国男子就安全离开了那个省份。相比之下，伊丽莎白·康林就没那么幸运了。第二天早上，她的尸体出现在贝尔法斯特的城市公墓里，头发已被剃光，喉咙上挨了一刀，作为私通英国特工的惩罚。从那以后，英国男子再也无法相信女人了。安东·奥尔萨蒂非常理解这样的感受。他每周都会带个姑娘到英国男子的别墅，这些姑娘都是法国人，没有一个科西嘉人，她们就像一条流水线，专为服务英国男子特定的需求而来。把她们送进去之后，奥尔萨蒂就会跟老农夫一起在山坡下的路边候着。英国男子发现跟奥尔萨蒂带来的姑娘做爱就像例行公事一样索然无味，但他只好忍了，因为他没有办法相信自己挑选女人的眼光，同时又不能像隐修士那样过禁欲的生活。
这次巴黎之行一直盘踞在他的脑海里，总有件事情让他很在意，那就是炸弹爆炸前进入画廊里的那个人。英国男子是精锐部队培养出来的精英，他一眼就能洞穿别人的气场。他看得出那个男的步态轻盈而稳健，举手投足之间表现出绝对的自信和时刻的警觉。那个男的肯定当过兵——或许他的身份还要更复杂一些。
除此之外，英国男子总感觉自己以前在哪里见过这个人。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一直躺在床上，绞尽脑汁在千百张似曾相识的面孔中搜索着关于这个人的记忆。
19
伦敦
米勒画廊的爆炸不仅给加百列的人身安全带来了威胁，还把他手里唯一一条比较明显的线索给掐断了。现在他必须从头开始，因此，第二天早上，加百列来到梅森场，迎着蒙蒙细雨，向朱利安·伊舍伍德的画廊走去。
门边的砖墙上有个镶板，镶板上有两个按钮，这两个按钮分别对应的是“卢卡斯旅行社”和“伊舍伍德艺术馆”的门面。加百列按下了第二个按钮，等待着里面的人开门。随着“嗡”的一声响，他推开大门，走上了楼梯。楼梯上还铺着原来那张磨得发白的棕色地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