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讲讲瑞士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吧。”
“瑞士的中立国身份给了瑞士交易商和收藏家得天独厚的优势，能让他们从德国对法国的洗劫中坐收渔翁之利。瑞士人可以自由穿行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瑞士法郎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种通行的货币。不要忘了像苏黎世这样的地方已经堆满了跟希特勒合作带来的巨额收益。如果说巴黎是买赃画的地方，那么苏黎世、卢塞恩、日内瓦就是卖赃画的地方。”
“或者藏赃画的地方？”
“不过我得说，瑞士的银行保密法也给转手赃物的交易提供了天然的温床。那些有关接手赃物的法律也是。”
“跟我讲讲那些法律吧。”
“它们太绝了，也充分体现了瑞士人狡诈的特色。比方说，如果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下了一件偷来的物品，过了五年，那件物品就名正言顺地变成他的了。”
“真是方便。”
“还有，如果一个艺术品交易商发现他错收了赃物，失主必须赔偿交易商才能拿回自己的画。”
“也就是说，瑞士交易商和收藏家完全可以放心地接手赃物，不必担心犯法或者赔钱？”
“没错。”
“战后发生了什么？”
“战后同盟国派了一个叫道格拉斯·库珀的艺术品专家去瑞士调查真相。库珀调查后认定，二战时期流入瑞士的赃画数量就算不及成千上万，也有成百上千。他确信，其中许多赃画就藏在银行金库和保税仓库里。保罗·罗森贝格亲自跑去瑞士看了看，他在瑞士的一家画廊里看到一幅马蒂斯的作品，那正是当年德军从他的画廊里抢走的收藏品。”
“厉害，”加百列说，“瑞士政府当时有什么反应？”
“瑞士政府向同盟国作出承诺，全力配合同盟国进行彻底的调查。它还承诺冻结所有战时从德国流进瑞士的资产，并就此展开全国普查。但是这两点它都没有做到。道格拉斯·库珀建议暂时吊销经营赃画的艺术品交易商的营业执照，瑞士政府拒绝了。后来，瑞士艺术品交易商联盟还告诉成员不要合作。总之，瑞士政府做了它一贯做的事情——保护本国商业和公民不受外国人的冲击。”
“那像保罗·罗森贝格这样的交易商有没有试着打官司，把被盗的藏画拿回来？”
“有些人试过了，但情况对他们不利。瑞士政府把诉讼成本抬得很高，打起官司来既费时又费钱，外国人很难从瑞士公民手中把财产要回。瑞士人总是辩解说他们是善意购买人＇3＇。而且，不要忘了，大多数赃画都是在1940年流进瑞士的，根据瑞士法律规定的五年时限，这些赃画已经名正言顺地为新主人所有，不能再物归原主了。因此，不用说，大多数提起诉讼的失主都空手而回了。”
“你觉得那些赃画还在瑞士吗？”
“我觉得大多数赃画都还在瑞士。从你告诉我的只言片语来看，似乎还有一部分在奥古斯都·罗尔夫手里。”
“现在不在了。”
伊舍伍德喝光了杯子里的最后一口酒，呆呆地看着火光：“现在该你说话啦，加百列。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吧，这次不要对我撒谎了。我老了，那些谎言一听就听出来了。”
外面又下雨了。在回画廊的路上，他们撑着伊舍伍德的伞走在雨里，表情肃穆，就像送葬的人。加百列把最近的经历讲了一遍——从发现罗尔夫的尸体到亲历巴黎爆炸案。伊舍伍德之前在店里多喝了两杯梅多克酒，此刻步履踉跄，醉态尽显。
“沙姆龙这家伙，”伊舍伍德压低声音，用一种鄙视的口气说道，“我早该知道他跟这件事情有关。我还以为他们终于让他光荣退休了呢。”
“他们总会找到个理由让他复出的。”
“他们说她长得就像电影明星一样。我说的是那个安娜·罗尔夫。”
“她目前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要我说，我觉得她可能不会把她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你，这一点你要小心。毕竟，女儿一般都会护着父亲的，即使她们觉得自己的父亲是个人渣。”
“这一点我会注意的。”
“或许偷罗尔夫那批画的只是普通的艺术品窃贼也说不定。”
“他们把拉斐尔的画留在了客厅的墙上，后来又炸了米勒的画廊，而米勒就是那间藏画地窖的督造人。我觉得整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伊舍伍德说，“其实听你说这么多，给我的感觉就是，在这起复杂纠葛的案件当中，你唯一能相信的，恐怕只有那些藏画本身了。”
“虽然我很不想这么跟你说，但画真的是不能说话的，况且那批藏画已经被盗了。”
“画是说明不了什么，但画的来路可以。显然，奥古斯都·罗尔夫把那批藏画看得很重。即使当初入手那批画的渠道并非尽善尽美，他也肯定会把每一幅藏画的历史仔细记录下来的。毕竟，历史这种东西是最重要的。”
“要是我能找到这批藏画的历史资料呢？”
“那我就能告诉你他到底是个遵纪守法的收藏家还是个聚敛赃画的老恶棍。”
加百列本来打算在公爵街和伊舍伍德就此别过，但伊舍伍德拉住他的胳膊，将他带进了通往梅森场的小巷。“跟我来，我还有一样东西要给你看。”
两人进画廊时，伊琳娜立马看出伊舍伍德在午餐时喝了酒，她给他拿了一叠电话留言，然后自己跑去煮咖啡。伊舍伍德进办公室后，从保险箱里拿出两样东西——一张素描，上面画着个小男孩，还有一份旧文档的影印件，篇幅有几页纸。伊舍伍德拿起那幅素描给加百列看。
“怎么样？眼熟吧？”
“这可不好说。”
“画上的人是我。画这幅画的人是巴勃罗·毕加索。我去西班牙逃难的时候就带着这幅画。”
“那份文件呢？”
“当时也一起带走了。我父亲在我临走之前给了我这份文件，上面有他亲笔写下的所有私人藏画和库存清单。当然，这是一份影印件，原件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
他把这张单子交给了加百列。
“我不知道你打算把这件事情追查到什么地步，但如果你碰巧看到这张单子上的任何画作，你会告诉我的吧，哥们儿？”
加百列接过单子，放进了胸前的口袋里。
“你待会儿要去哪？”伊舍伍德问。
“我也不知道。”
“里昂有个人你应该见一见。他在我写专著的时候帮了我不少忙。如果奥古斯都·罗尔夫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他肯定会知道的。”
伊舍伍德翻了翻他的旋转名片夹，找出一张卡片，给了加百列一个电话号码。
＇1＇“怪战”（Dróle de guerre）：1939年9月开始，1940年4月结束。英法虽然因为德国对波兰的入侵而宣战。可是两方实际上只有极轻微的军事冲突。这段时期在法国称为“怪战”，在德国称为“静坐战”，在英国称为“假战”。
＇2＇维希政府（Régime de Vichy）：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下的法国成立的傀儡政府。
＇3＇善意购买人（Good faith）：不知标的物的权利瑕疵并且为之付出了代价的善意购买人，对于所购财产享有对抗一切先在物主的所有权。标的物是指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
20
伦敦
在伊舍伍德艺术馆转角处的杰明街，一名金发男子坐在路虎轿车的驾驶座上听着收音机。五天来，他一直在跟踪伊舍伍德，无论伊舍伍德出去吃饭还是晚上回家，他都如影随形。他甚至还装成买家造访了伊舍伍德的办公室，在里面藏了一个小型送话器。送话器会播送微弱的模拟信号，信号波长为普通的FM波长。有了这样的设备，坐在路虎车里的男子就可以用收音机监听伊舍伍德办公室里的谈话了。十分钟后，当加百列和伊舍伍德谈完事情后，路虎车里的男子拿起手机，拨通了苏黎世的一个号码。
“我们的朋友正准备去里昂见教授。”
21
里昂
埃米尔·雅各比教授一向自封为瑞士的良心。他认为要想拯救自己的国家，必须将它的假面具撕毀。终其一生，他一直在挖掘、揭发瑞士历史的阴暗面。他的重磅之作《神话》一经出版，举国哗然。这本书深入而细致地描绘了纳粹德国和瑞士在二战期间千丝万缕的经贸联系。雅各比在书中揭露了瑞士银行的罪恶行径——德军在把犹太人送到毒气室前，想方设法从他们的牙缝里抠出了一些黄金送到瑞士银行；瑞士银行则将这些黄金换成了硬通货，供希特勒购买维持战争机器运转的原材料。雅各比教授最后得出了一个震惊全国的结论，这个结论让他众叛亲离，最终不得不流亡海外。他在书中说，瑞士和纳粹德国在方方面面都暗通款曲，他们只差明目张胆地相互勾结了。没有瑞士银行家和武器制造商的帮助，希特勒是万万不可能发动战争的，要是没有瑞士，德国的战争机器早在1944年秋就会减速停止了；如果不是因为瑞士银行家的贪婪，人类本可以避免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生命葬身沙场。
《神话》出版后不久，雅各比教授在瑞士的生活越发的艰难。他收到了死亡威胁，电话被窃听，瑞士安全局的官员开始监视他的行动。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他辞去了在洛桑的教授职位，接受了里昂大学历史系发来的聘书。
和伊舍伍德分别后的第二天，加百列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才找到雅各比教授。他在雅各比家里的电话答录机上留了两通留言，又打了两通电话到他的办公室去，只可惜接电话的秘书完全帮不上忙。下午一点半，雅各比用手机给加百列回了个电话，他同意约个时间见面。“今晚六点来我家吧，我们到时候再谈。”说完，电话突然挂了。加百列一看表，离晚上六点还有好几个小时。他在里昂大学附近的一家书店里找到了《神话》的法译本，然后带着这本书去了沃土广场的一家咖啡馆，在一群学生堆里看了一下午的书。
六点，当加百列来到教授的公寓楼时，教授已经在楼下的门厅里等着了。教授穿着一件磨得发白的斜纹软呢外套，一副无框眼镜架到了额头上，灰白的头发像鸟巢一样散在头上。他习惯性地把裤腿卷起来，以免缠到单车链子上。“欢迎来到流亡者的家。”说着，他满脸倦容地领着加百列上了四楼，来到自己的公寓门前，“我们瑞士人尊重言论自由，但这份自由只有在你不批评瑞士的情况下才可以拥有。我犯下了爱国公民深恶痛绝的弥天大罪，因此流落到这座镀金的牢笼里。”
到了门外，教授在他的自行车挂包里翻找了好久，才从一堆散乱的纸张和用旧了的笔记本中找到钥匙。进屋后，只见教授的房子很小，没什么家具，每一块能放东西的地方都摆满了书籍、文件和报纸。加百列笑了，他知道自己找对了人。
雅各比关上门，把挂包挂在门闩上：“也就是说你是来谈奥古斯都·罗尔夫那件案子的。我最近正好在密切关注它。”
“我就知道你会的。或许我们可以交换一下各自掌握的信息。”
“你也是历史学家吗，艾隆先生？”
“其实我是个艺术品修复师，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以色列政府的代表。”
“哇，那今晚的讨论一定很有意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