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来，你认为约翰·伯林汉先生现在还活着？”
“嗯？这又是谁说的？我可没有说过。”
“可是，如果他没死，那么就是还活着。”
“当然了，关于这一点我完全同意，”杰里柯先生从容地说，“这是无可争辩的。”
“可是，这似乎没什么启发性。”我大笑道。
“是啊，通常来说，无可辩驳的事实皆是如此，”他说，“一般说来都是极为平常的。我想说的是，对于一项已知的陈述来说，它的正确性总是与其普遍性成正比的。”
“或许是这样吧！”我说。
“确实是这样的。以你的职业举例，你可以十分肯定，在一百万个二十岁以下的人当中，大部分都会在达到某个年龄之前，因为发生意外或者疾病而死亡。然而，如果从一百万个人里头挑一个个例，你能预知他会如何吗？这是没办法估计的，也许他明天突然就死了，也许他会活到一百岁，他也许会死于伤风或者手指割伤，或者是从圣保罗教堂的十字尖塔跌下摔死。对于特定例子，你无法作出任何预测。”
“是的，你说得很对。”我坦言道，之后我觉得我们的谈话似乎离约翰·伯林汉的案件越来越远了，于是我尝试着绕回到主题上来。
“这件事真是有些蹊跷啊！哦，我说的是关于约翰·伯林汉失踪的事。”
“有什么奇怪的？”杰里柯说，“人失踪的事情时有发生，而当他们再度出现的时候，总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但是事发当时的情况还是很可疑的。”
“哦？怎么可疑？”杰里柯接着问道。
“我说的是他从赫伯特先生屋中失踪的方式很可疑。”
“怎样的方式？”
“这个嘛，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啊，我们又怎么能够确定那算不算得上可疑呢？”
“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离开了。”我不假思索地加了一句。
“是啊，”杰里柯继续道，“如果他没有离开，那么他就一定还在那儿。而如果他还在那儿，那么又何来失踪呢——根据常理推断应该是这样的。既然他根本就没有失踪，也就不足为奇了，没什么可疑的了。”
我大笑起来，可杰里柯却还是一脸肃静，依旧透过他的眼镜将我上下打量着。作为律师，他的好辩与谨慎达到了近乎可笑的程度，而他特有的幽默气质以及那带着夸耀意味的拘谨态度，更激起了我要拿各种古怪的问题来刁难他的兴趣，而且越冒失，就越是过瘾。
“我想，”我说，“就目前这种情况来看，对于赫伯特先生提出的用来换取申请死亡认定的建议，你恐怕很难接受吧？”
“目前的情况是怎样的？”他问。
“正如你刚才所说，约翰·伯林汉先生是否死亡，你也无法确定。”
“哦，先生，”他说，“我不懂你的意思。要是这个人的确还活着，那么我们肯定无法申请死亡认定。然而就算他真的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无法申请死亡认定。因为对于一个确凿的事实来说，是不需要申请任何认定的。律师职业之本便是寻找不确定性的因素。”
“但是，”我追问道，“要是你真觉得他或许还活着，那么我很难相信你会贸然去对他申请死亡认定，并且分配他的遗产。”
“我当然不会，”杰里柯先生说，“我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我会完全遵照法院的判决来办，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但是法院很可能会作出他已经死亡的认定，但实际上他还活着。”
“不，倘若法院裁定了他的死亡，那么他一定是已经死了。当然，也有可能事实上他还活着。但是从法律程序上和执行遗嘱的角度来看，他就是已经死了。这两者的差别，你压根就没看出来吧？”
“嗯，是的，我没看出来。”我回答道。
“唉，这是你们职业的通病，因此几乎所有的医生在法庭上都很难扮演称职的证人角色。从科学观点和法律的观点看问题是不一样的。科学家总是会凭借自身的知识来进行观察和判断，而往往忽视证据的重要性。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他一只眼睛瞎了，你会相信吗？当然不会。你一定会用仪器来检查他的视力，当发现他的两眼视力都非常正常的时候，你就会认定他的一只眼睛并没有瞎掉。也就是说，你是通过自己的求证将他的证言否决掉的。”
“这不正是获得结论的合理方法吗？”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然而法律则不然。在法庭上，法官必须根据证据来作出裁决，而那些所谓的证据，往往也就是经过宣誓的证词。假使一个证人将黑说成白，又没有反对的证词被提出来，那么这仅有的证据就是黑即白，法庭也必将由此作出裁决。虽然法官和陪审团也可以有其他想法，甚至，他们每个人或许都有能力提出反证，可是他们还是必须得根据这个证据来进行判决。”
“你的意思是，法官即使作出了和事实相反的裁决，也是情理之中的？他可以将一个在他看来明明是无辜的人判定是有罪的？”
“这种事情是时常会发生的。曾经有一个法官，他将一个人判为死刑，而且立即签发了执行令，可是这位法官事实上知道凶手是另有其人。不过，如果提出修正意见，又会非常耗时耗力。”
“真的很遗憾。”我点头道，“但是我们回到约翰·伯林汉的案子中来，如果在法官判定他已经死亡之后，某一天他又突然出现了，这又该如何处理呢？”
“如果真是这样，他可以提出申诉，而法庭也会根据新的证据作出他还活着的认定。”
“不过他的财产要怎么办呢？似乎已经被分配出去了。”
“是啊，这很有可能。不过死亡认定也是根据他本人所呈现出的种种迹象作出的。倘若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让别人误以为他已经死了，那么由此而造成的后果必须是由他自己承担。”
“这样听起来倒是有些道理。”我听了一下，问道，“那么现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哦，还没有。我也是刚才听你说了才知道，赫伯特先生此时正考虑着要提出某项建议。难道你有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杰里柯一直定定地望着我，说这话时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仿佛是一尊雕像。
我苦笑了一下，觉得在杰里柯先生这里打探消息，就好像是跟一只豪猪打拳击，对方的表现总是显得很消极，让人丧气。不过我决定继续试探，只当是逗逗他，根本不奢望能问出什么东西来。想到这里，我终于说到了关于“遗骸”的话题。
“最近报纸上刊登了有关人骨的新闻，你看了吗？很恐怖的。”我问。
他没有立即回答，只是木然地望着我，过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似乎那些骨头主要是散布在你们这区，我们那边并不多。不过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我确实看到过这则报道，上面说发现了很多骨头的碎片。”
“是的，那些骨头是被肢解了的人骨！”
“上帝啊，真是难以置信！我之前根本没有仔细看过那则报道，每个人的兴趣点不同，我比较喜欢财产让渡的案子，至于那些惊人的命案，相信刑事律师会更感兴趣。”
“我原以为你可能会将这则新闻同你客户的失踪联系在一起。”
“哦？它们之间会有什么关联呢？”
“这个嘛，”我说道，“据调查，那些人骨属于同一个男子……”
“的确，我的客户中也包括长有骨头的男子。这或许也是种关联吧，尽管这显得有些牵强，但或许你可能会有更具说服力的观点？”
“是的，我的确有，”我答道，“因为有一些骨头是在你客户的土地上被发现的，依我看，单凭这点就应当引起重视了。”
“真是这样吗？”他沉思了一会儿，抬起头来，仔细打量着我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好像是说因为那些人骨是在某一块土地上被发现的，那么住在那里的人或者是那块土地的所有者就有嫌疑，就可能被认定成弃置尸骨的凶手。再说了，我认为你所说的情况完全没有可能发生，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将自己的遗骸丢弃掉。”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将自己的骸骨丢弃掉，只是想要指出在他的土地上发现了人骨的事实，这表明那些人骨可能与他有着某种关联。”
“不，我还是不明白，”杰里柯说，“除非你是在暗示说这个凶手将肢解后的尸体残骸弃置在受害人自己的土地上。我对你的这种观点不敢苟同，我还从未听说过哪个杀人犯有这样的习惯。再者说了，在伯林汉先生的土地上只是发现了一小部分的残骸而已，别的尸骨都散落在各地，这难道和你所说的不矛盾吗？”
“嗯，我承认是有些矛盾之处。”我诚恳地回答，“不过这儿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可能你会觉得重要得多。残骸最先是在悉德卡被发现的，而悉德卡就在艾尔森，也就是伯林汉先生最后一次现身的地方附近。”
“哦？这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残骸的地方那么多，为什么你偏偏只对这一个感兴趣？”
“这个嘛，”我被他这一针见血的问题惹得恼火起来，“从各种情况来看，这个弃置残骸的凶手可能是从艾尔森附近的某个地方开始行动的，也就是伯林汉先生最后现身的地方。”
杰里柯摇头道：“你好像是将发现残骸与弃置残骸的先后顺序弄混了。有证据表明在悉德卡发现的那些残骸就是凶手最早弃置的一批吗？”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否有证据。”我坦白地回答。
“既然如此，”他说，“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会一再说凶手是从艾尔森一带开始弃置残骸的呢？”
“说实话，我确实缺乏可以支持我想法的证据。好吧，我想在这场实力相差悬殊的辩论结束之前，我们应该换个话题了。”
“这几天我到过博物馆，”我继续说，“我看伯林汉先生捐赠的那批宝物被放在了展览室中央最显眼的位置上。”
“嗯，他们给了这么好的展览位置，这让我觉得很高兴，我想我可怜的老朋友一定也会感到欣慰的。当我在展览柜旁欣赏那些宝物的时候，真希望他也能够看见——毕竟他或许依然活着。”
“我坚信他一定还活着！”我这么说着，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可能这位律师并没有察觉到这是我的真心话。因为如果约翰·伯林汉还活着，那么对于我的朋友葛德菲尔现在所处的困境，会起到很大的缓解作用。
“你对埃及学很感兴趣吧？”我问道。
“是啊，兴趣非常浓厚，”杰里柯的回答中多了几分生动，僵硬的表情也顿时缓和了不少，“埃及文化博大精深，研究埃及学也非常有趣，可以回到人类的幼童期，你会惊讶地发现，它就像琥珀里的苍蝇一样依然原封不动地保存在那儿，供我们研究。埃及的一切都是那么庄严而神圣，仿佛有一种穿越了时空的恒久、稳定的感觉，使得它的土地、人民与遗迹都感染了这种永恒神秘的气息。”
真没想到这位严肃苛刻的律师能够说出这样感性的话，不过我喜欢这样充满热情的他，让人觉得比较有人情味。
“可是，”我说，“那里的人民在经历了好几个世纪之后，一定也发生了诸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