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当我上了医学院以后，我那天表现出来的态度正好符合那里的要求。我知道许多医生很不喜欢精神疗法，他们把这些治疗手法归类为占星术这一类不可信的非科学理论。一俟病人进了医院的大门，他们就被视为一堆用来扫描、做切片检查、触诊和注射的器官而已。精神与意志一样，都是无影无形、看不见的东西。宗教领域的专家才是探讨这些事物的专家。如果你不能把一样东西放在培养皿中培植出来，或者用显微镜观察它，或者把它用图表明确地标示说明，那么，就会认为它不是真的。
我早年的一名老师是位体格魁伟的心脏学专家，也是个老烟枪，总是在走进检查室前吐出最后一口烟。在我们一名信奉天主教的病人弥留之际，请求他留下来陪牧师做临死祷告，他嗤之以鼻地走出了病房。
“所有装神弄鬼的宗教仪式对他都没有用处。”我们走到门厅时他说。显而易见，他认为他自己才是病房里的神祇，别的东西没有一席之地。
几年以后，我自己也成为一名心脏病医生。有一次，我被一名大夫叫去一同为一名新病人进行会诊。
这位病人46岁了，苍白焦躁，他的右侧动脉严重堵塞，刚刚遭受了一次心脏病袭击。他留着及肩的棕色长发，脸部狭长，表情消极超然，好像他来自另一个年代一般。从血管造影片的结果看来，如果能进行冠状动脉成形术和心脏搭桥术之后，他就会马上好转许多。
我看着体检报告时，心里突然出现一个想法：这个男人家里可能出事了，他现在无家可归了。事实正是如此，就在他心脏病发作的当天，他和他的姐姐打了一架，被赶出家门。这场争吵之后，他发现自己胸痛难当，马上被送到了医院。除了他失业以外，我们不知道他其他的情况。我注意到他的姐姐或别的人也没来看他。
我走近他，介绍自己：“我是嘉妮丽医生，我将负责你的动脉手术。”我向他描述了手术的大致情况，但我发现他心不在焉。他的眼睛盯着我右肩身后的某一处地方，发着呆。
“大夫，”他的嗓音嘶哑刺耳，“整个早上，我都能看见有天使在周围。说实在的，这会儿我的床尾就坐着一名天使。”
这次我忍不住随着他的视线往身后看了看。当然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扇打开的门和医院明亮的走廊。
他的表情凝重庄严，好像文艺复兴时期油画中的人物，充满了确信与肯定。电光石火之间，我想起了20多年以前我在救护车里抢救罗·埃斯波斯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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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神圣的启示（2）
在这两件事之间，一定有共通之处。我接受的医学教育使我很清楚，我的病人也许由于药物反应产生了幻觉，而我的职责是修复他的动脉，但这次我不再把书中的知识奉为天条了。在这以前，我见过许多张垂死的面孔，令我难以释怀。我当医生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明显地感到，病人有时并不把心脏监护仪或医生当成他们的救命恩人，转而自己寻求深层的精神慰藉，来支撑他们度过磨难。
很多平时冷酷无情、愤世嫉俗的人都会企图找到一种精神信念，能够帮助他们支撑下去。实际上，根据美国国家健康调查协会统计的结果，心脏病医生承认97％的病人在动手术前一天晚上会做祷告。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经验适用于我，但是，我渐渐认识到，人们有了精神支柱之后，就会获得强大的动力，这一事实不容否认与忽视。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更加不明白我应该如何对待这位无家可归的病人。他现在合上了双眼，深深地吸着气。病房外头，我看到一名住院医生正指着她的手表，提示我那天下午还有两件事情要处理。我没有时间和他讨论那些虚无缥缈的事物。
“我需要您签一下手术同意书。”我告诉他。
他睁开眼睛，又看着我身后。然后，他拿出笔来，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然后躺回床上，疲惫不堪。
“还有位天使在那边呢。”他说，“就在你身后。他的翅膀上镀着一道金光。”过了一会儿，他凝神说道：“你相信我的话吗？”
我相信吗？因为病房里没有别人，我很容易给出他想要的答案。“嗯，我看到了。”我说道。
这好像让他好过了些。“太好了。”
“你知道要是能够看到天使，这代表了什么意义吗？”
“这就是说我快要死了。”他说着，又合上了眼睛。
我搓着双手，想驱除脑海里的不祥之兆。这次手术与我以前动过的几百次手术毫无异样，他的恐惧也毫无理由。当然，只要是动手术，总是有发生并发症的可能，但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理由需要忧心忡忡。不过，为一位不相信自己能够存活下来的病人动手术，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虽然他说了那些可怕的话，支架手术还是很顺利地完成了，没有发生并发症。我们切开了他的血管，插入支架，20分钟之后，血液强有力地流向他的心肌。就像以往一样，迅速有效的治疗更坚定了我的信心。
“手术一切顺利。”我走进康复病房，恢复了以前那种直截了当的医生口吻。我拍了拍他的手，可是他好像对我的宽慰毫无反应。他对我古怪而漠不关心地点了点头，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当天晚些时候，我又去看他，他变得烦躁不安起来。当我去探他的脉搏时，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天使又回来了！我周围都是天使！有位小天使来回飘着。床尾那位大些的天使，一直守着在那儿。”
他像濒死之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拉着我，太阳穴的血管跳动着，脉搏搏动得非常激烈，脸色灰白。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回过头去对我的助理说：“马上让他做心电图检查。”
那位实习生看着我，脸上充满了那种科学的肯定。“为什么？他的状态很好啊。”
“你马上就去。”我毋庸置疑地说。
超声波仪器立即推进了病房，我们把仪器给病人套上，从一个小屏幕监测仪上，我们能看清他仍在跳动的心脏。检查大夫把探头放到他胸口时，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心肌因心脏病复发而衰竭无力。就在那一刻，病人直直地坐起来，几乎快要跳下病床，朝着他盯了一整天的方向冲过去。
助理说：“上帝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想回答他的话，但忍住了。
“马上送他进急救室。叫上里柯大夫。”我努力保持着威严，但是，我的手臂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尽管我们迅速进行了急救手术，运用了最先进的高科技手段，当天晚上，病人还是去世了。
助理进来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试着表现出惊讶来，其实我并不奇怪。我知道已经太晚了，连病人自己都明白。我坐在那里反复查看他的病历，也是为了不让自己的手空着而已。我很想知道，他的姐姐在听到他的死讯以后会有什么反应。
从那时起，我开始留意起天使等超物质的事物。
事实上，这件事情开始促使我去探索精神与宗教等观念是否有符合科学的地方。在这个神秘幽邃的领域里，人们探索和研究的都是无法证实的事物，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人们已经逐渐对祈祷等精神行为对健康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与考量。在西方文化中，祈祷一直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中心位置。
从1999~2003年，美国国家辅助性医学研究中心已经投入了大量经费，进行宗教、精神和冥想等方面的研究。对于身体与精神关系的研究中，超过1/4的经费主要用于研究宗教、精神和冥想是如何影响人们的。
杜克大学的一名心脏病学家米切尔·克鲁柯夫说：“当你第一次看到一个非正统的治疗者祛除了病人的胸痛，或让饱受折磨的病人得以安宁，或者在病床边不借助任何药物和仪器便避免了一次心脏病发作，你可以说，‘这真是美妙的巧合’；第二次发生时，你又说，‘这现象挺有趣的’；可是，第三次再发生时，你就得说：‘我们必须好好研究这种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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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神圣的启示（3）
像我一样，拉里·杜赛博士是一名精神治疗的权威人士，他也曾对传统西方科学模式笃信不疑。他生长于得克萨斯州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之中，最后当了一名内科医生。在他进医学院时，他根本不屑于理会那些精神层面的观念与疗法。
但是，杜赛博士遇到了一群病人，他们进行一种所谓“奇迹疗法”的治疗手段，那些病入膏肓的患者居然通过祈祷好转了，西方医学无法解释其中的原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名晚期肺癌患者放弃了治疗，他的教友们聚集起来一起为他祷告，他居然活下来了。
起初，杜赛并没把这些案例放在心上，但是，直到他发现并证实了祷告与对健康的帮助时，他开始转变态度了。
“所有的医生都会遇到一系列用传统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杜赛博士说，“我确信，这一系列事实表明了传统医学并非完美无缺、全知全能，科学解释不了这个世界的全部真相，遑论精神方面的问题。”
伊丽莎白·塔格博士和她的同事们在1998年对艾滋病人进行祷告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们发现，在六个月之后，那些接受祷告的艾滋病人相对于没有接受祷告的病人，存活率更高，生病的几率更小，痊愈得更快。
另一件说服力非常强的案例，便是1988年兰多夫·波德在旧金山总医院针对胸绞痛及心脏病患者所作的一项调研。研究者们发现那些接受祷告的病人的预后能力比没有接受祷告的人要好得多，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并发症要少，需要更少的抗生素，而且，患上肺水肿的几率也较小。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米切尔·克鲁柯夫博士在杜克大学医学院进行的项目，他对接受了搭桥手术和其他心脏手术的心脏病人接受祷告之后的效果进行了比较研究。克鲁柯夫博士和一名参与这项计划的护士苏珊克拉特参观了印度一家医院，医院的院长是一名斯里·沙迪亚·赛巴巴教派印度瑜伽教派中的宗教领袖Sir Sathya Sai Baba 倡导的一种宗教流派。的人士，他受到追随者们狂热的崇拜和尊敬，对他奉若神明。研究者们发现，每天沙迪亚·赛巴巴巡察病房时那种乐观愉快的气氛，与西方医院里那种阴森严肃的氛围迥然不同。
“病人们都认为上帝每天都会降临他们身边，爱抚和关怀他们，”克鲁柯夫博士说，“那种祥和的气氛具有一种非同小可的心理影响力。”
他们两人返回美国后，决定在杜克大学组织一项包括150名病人的试探性研究。杜汉姆退伍军人事务研究中心也参与了该项测试。
来自各个宗教地区的接受过心脏搭桥手术的病人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祷告，其中包括来自尼泊尔的佛教徒，来自巴尔的摩的加尔文教派的僧侣，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浸信会教友。当地的教友被邀请过来，依照他们的宗教惯例，为指定的病人进行祷告。研究者使用一定的监测技术来跟踪病人从接受搭桥手术前到预后的整个过程，此外，他们同样考虑到心脏病突发的影响范围和死亡率等因素。结果发现，那些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