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复诊时，我正在检查他的化验单，他说：“上周我去做治疗时碰到你了。”
“治疗？”
“对啊，我去叶医生那儿做针灸，我觉得真的很有效果；他来美国以前是北京的一名中医大夫。他还会气功呢。”
还是让他走吧，我心里想。如果有人说他居然去一名来自北京的大夫那里看过病，你还有必要帮他检查吗？
“你说说看，怎么会有效果呢？”
罗杰咧开嘴笑了：“他和我谈了很久，说我体内的压力失调，他帮我调和清理我体内的真气，真气是人体的精华。”
站在我那窗明几净的诊室里，我试着想象出罗杰所去的那间简陋的小诊室，里头摆着许多没经过消毒的银针。我对这种治疗手段持有复杂的态度，既有典型的西方人的怀疑主义精神，也夹杂着一丝敬畏与谦虚，因为我对它一无所知。
我像个被抛弃的怨妇一样，开始有一种直觉：我的病人纷纷离我而去，寻求更有诱惑力和吸引力的治疗手段，那些手段采取的技术与工具都远胜于我。
我不赞同这些疗法，并不是因为我对它们毫不了解。我只不过不想让我的病人见了我之后，吓得把装着草药茶的口袋偷偷藏在身后。我想搞清楚我毕生接受和从事的这种医学训练究竟还有哪些缺陷。
我去查阅了相关资料，无比震撼地看到2002年时的一项政府调查：超过半数的美国人使用精神疗法来配合身体治疗。这些疗法从深呼吸和改善性的肌肉放松一直到催眠术、定向想象法和冥想等，无所不包。
资料还显示，去传统医院就诊的病人却有所减少；病人心甘情愿地从衣兜里掏出上亿美元付给那些根本没有正规医学院文凭的半吊子大夫。
这种现象比比皆是。我们的医院里尽是这样的病人，他们从一家非个人的医疗机构里转到另一家，重复陈述着他们的病情。在我为急诊病人忙得团团转的时候，真的很难对那样的病人产生任何共鸣和理解。
毋庸置疑，传统西医在许多方面都相当出色。我们尤为擅长处理急性病和身体外伤。如果你突发心脏病，你需要的是赶紧进一家正规医院的急诊室。
当我对那些资料抱有疑虑时，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替一名最近患上心脏病的54岁男人进行心脏搭桥手术，在这以前，我已经重复进行过好几千例这种手术了。
隔天出院后，他情绪激动地打电话到我办公室。
“直到上个星期，我还以为我自己挺健康的。”他告诉我的秘书说，“可现在我在做第六个疗程的治疗，而且，我的动脉里头装着金属支架。我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你们有没有援助组织？我想和他们谈谈。”
当我的秘书把这件事告诉我时，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每天要做10个支架手术，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这儿可没有什么援助组织。”我一边说着，一边填着病历表，并像往常一样，在任务繁重的手术单上签字。
但是，不久之后，我站在一家汽车经销商店前，目睹了这一样一幕场景：一名机械师正朝着一位顾客的车篷弯着腰，殷勤地向顾客解释着他的汽车故障问题，有多少种处理方法可供选择。显而易见，那位机械师花在一名顾客的车子上的时间，可是远远超过了我花在一名病人身上的时间。
打那以后，我不断地想着那名病人的请求。我从来没有替病人设身处地地思考过，“身体里放了一片小金属”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每天要与心脏支架打无数次交道，早就司空见惯，可是，支架对病人来说，它影响了他们的生命进程。
有人说：“当你需要老师时，老师就会出现。”一点不假，正当我正处在转折点时，迪恩·奥尼斯医生邀请我加入他的研究组。迪恩·奥尼斯医生是第一位主张心血管疾病可不经由手术而依靠其他手段治疗的外科大夫，他认为调节饮食、加强锻炼、瑜伽、冥想以及一些援助手段对心血管疾病都有疗效。
第三章 重重压力的迷雾（6）
从内心深处，我仍然很难接受病人可以不通过医疗硬件及外部介入手术而进行治疗的观念。但是，我已经开始意识到医疗观念已经有所转变，这种转变并非来自于美国心血管研究协会，而是来自于病人本身。我很赞同开展一项“多渠道生活方式——心脏改善试验”的项目。
当我们开始这项计划时，我们对外招聘了一名护士，罗妮·金小姐。她是一名执证护士，在特别护理方面拥有20多年的经验。她对构建于东方医学基础上的气功治疗有一定了解。
在面试中，她给我们讲她用接触式疗法来治疗ICU病人的经历。但当她谈到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时，我却心不在焉。我觉得自己分成了两半，一半仍然在坚信着我所接受的传统医学训练，我既在里面受益匪浅，又同时感到它的不足之处；另一半则开始慢慢倒向那种病人明显非常满意的替代性疗法。我很难驱散心中的疑云。我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喊着：经络！气场！这种东西怎么能是科学的呢？
我花了10多年的时间在医学院里接受教育，难道最后是为了这些荒诞不经的东西吗？但是，罗妮态度平和而自信，因此我们雇用了她。
有一次我从病人那里感染了病毒，患上一场重病，这让我改变了立场。
当然，疾病感染在我的工作环境里习以为常，但我自己从来没有遭遇到这样的不幸。我好像是个铁打的人，体格强健，从来不会倒下，病毒与细菌无法侵蚀到我。但是，突然之间，我就病倒在床上，脸色苍白，身体虚弱，全身乏力。我的淋巴结肿胀，喉咙发炎，几乎没法吃东西。
就像保罗一样，如果我不病倒，我还会站在医生那个高高的位置俯视病人。只有生病以后，我才能体会到作为病人的感受。这更迫切地提醒了我，其实每个人都随时可能得病。
我整整一周动弹不了。一周之后，我拖着病体勉强着去参加一个医学会议时，碰到了罗妮。她看了我一眼，说：“你一定生病了。”
“没错。我拖了好几天了也没能好一些。”
“我们去治疗室吧。我帮你查一下你身体的气场。”
“我可不认为我体内会有什么气场。”我强辩着说，但还是跟着她跌跌撞撞地进了治疗室。
这一刻我体力不支，因此我的抵触情绪与怀疑无法再占据上风。像我的病人一样，我想感觉舒服一些，我才不在乎这些治疗到底有什么含义。
在治疗室里，罗妮让我躺下来，开始“扫描我的气场”——她是这么说的。
不一会儿，我开始发现接触式疗法不像我认定的那么简单，身体、意识和情感等诸方面组成了一个复杂的气场。那些气功师认为在健康人的体内，真气是和谐有序的，一旦发生疾病时，气场就会被破坏而导致紊乱。
“你体内的能量与内气已经失去平衡了。”罗妮在我上方绕了几分钟，喃喃说道，“我帮助你清理一下体内的内气吧。”
“好吧。”
我等着她触摸我，但是她的手却没有碰到我的身体。实际上，她的双手距离我的头顶始终有几英寸之遥，然后，慢慢地移向我的脚部。
我闭上眼睛，好打消心中的疑虑。然后，我的脑袋停止了思考。时间好像停止了。我从悬崖中跌入了一种无忧无虑的境界中。
我的感受难以言表——那是一种非常舒缓放松的感觉，好像有一道强烈的光芒把我全身都笼罩起来了。
我不是那种能静静躺上五分钟无所事事的人，更别提还要躺一个小时了。然后，我发觉一圈温暖的气环包围着我，一股电流从头到脚贯穿了我。
我忘记了睁开眼睛。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体。我只是存在着。
当罗妮最后跟我说“起来吧，治疗做完了”，我睁开眼睛，难以置信地发现自己恢复了活力。我的头脑清晰明朗，起身时，我发现自己的身体也恢复到平稳有力。
“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我只是帮你清了清内气。”罗妮煞有介事地说。
在我的气场遭到阻塞之后，我的观念开始有所开放了。我觉得不能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病人了。我把我的疑虑抛于脑后，毅然参加了奥尼斯医生的研究项目。虽然我还像以前一样坚持我基于实证的观念，但我开始反思自身，把怀疑科学的视角投向了自己。
我以参与者而非领导者的身份坐在这个研究小组里，倾听着心脏疾病给病人带来的困扰与折磨，听着医生一贯以来对病人采取了多么威慑与自负的态度。我一直吃着意大利辣香肠比萨，可现在我变成了素食主义者。我开始练习瑜伽，试图让自己心境清明，什么都不想，但偶尔那些外念还是会不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杰克逊先生的电解试验我应该怎么处理呢？明天我还得做多少个支架手术呢？我付清住房按揭了吗？”
我跟着我身边的病人比划着瑜伽动作，她曾经两次遭受心脏病的袭击，在进行冥想时她念着“噢……”的瑜伽语音，面容平静祥和。我从医生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彻底走下来了，每个病人都成了我的老师。
当我看到病人是如何调节他们的压力时，我也开始在自己身上效仿了。我告诉我的秘书：“从现在起我要立一个规定：别给我预约太多门诊。从这周起，我吃完午饭后要休息一会儿，我午休的时候，希望没有人打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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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重重压力的迷雾（7）
我的秘书看着我，好像我神志不清。即使我工作过度，精神崩溃或者干脆得了心脏病，也没有我暂停工作给她的震惊更大。
我开始抽出时间，从那个全封闭式的心脏实验室里走出来透气。我像一只土拨鼠一样，呼吸户外那带着盐味和海水泡沫的空气。我运用上瑜伽课时教的呼吸训练，深深地把这些清新的空气吸到腹部，这样的深呼吸就像一只狗在劳累过度时的喘息一样。
这些改变是一种释放。我感觉到了身体核心的存在，好像一块重重的石头从我的肩上卸了下来。我的工作压力仍然很大，但我已经能避免铃声一响我就飞奔过去的情形。没有人再能这样要求我。我得自己把握自己。
而且，我慢慢地而且坚定地与我的病人一道，看到了实际效果。我发现自己更加强壮有力，睡得更香了。最后，我的胆固醇水平未经药物治疗也降低了，从320降至了99。
罗妮和我都为病人和我们自己的提升与改变感到振奋。我们开始考虑应该把两种疗法更好地融合起来——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取其所长，补其所短。这最后促成了斯克里普斯中心的综合性治疗手段的应用，这将结合了最先进的医学科技手段、营养学以及一些基于可检验结果的选择性辅助治疗手法，比如针灸、冥想和瑜伽。
把这些简单明晰的道理说清楚并非易事。当我坐在保罗面前，解释说如果他想延长生命的话就必须对生活方式进行大幅度调整时，我感觉到我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在于我仍然存活着，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幸运的是，对于保罗提出的许多特殊问题，我都有直截了当的回答。为了改变他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他雇用了一名私人训练师。为了减轻体重，他对自己的饮食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