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坐在沙发上，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了。他的表情告诉周恩来，毛泽东并不为其所惊，也不为其所怕：“他们 早就要打，开始是小打，再往后、可能是大打，这一点我们是早 有准备的。来了，也不要怕，怕没有用。”
“我们外交部马上要照会苏联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
毛泽东对此也不看重：“我们提出抗议，他们也会提，有理也说不清，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争取胜利的信心。”
周恩来进一步说道：“这一仗，我们的战士打得很勇敢，有一股不怕死的精神。”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仍按自己的思路在想问题：“珍宝岛这个名字不错嘛，我看珍宝不一定有多少价值，真正有价值的 是我们战士的牺牲精神，人不讲精神行吗？这个精神是无价之 宝，是最根本的。”果然毛泽东转向他更加关心的事情，问道： “九大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正在抓紧进行，大会的代表审査已基本就绪。”
“我看九大的代表里，应该有珍宝岛的英雄，我是很想见一见他们。”
周恩来答应着：“珍宝岛的英雄能出席九大，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是一个大的鼓舞。”
“我们不想打仗，首先是不怕，还是我过去讲的那些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珍宝岛很小，就那么 一点，但是可以看出很多问题，不能大意，对政策性问题，要处 理好，要把握主动，有了主动权才能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我马上和肖全夫同志再谈一次，情况是很复杂，我们要头 脑冷静，要有理有节，争取主动。”
周恩来给毛泽东汇报完情况后，匆匆返回西花厅，他一进办 公室的门，立刻拿起电话：“沈阳军区前指，肖全夫同志吗？我是周恩来。”
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肖全夫紧握着听筒：“总理，我是肖全夫；您有什么指示吗？”
“毛主席对你们那里的情况非常关心，你们一定要作好工作， 我有几点意见，告诉你们。”
肖副司令作了一个手势，参谋立即将纸和笔塞到他的手下。
他边听边记：第一点，要严格遵守边境纪律，防止事态扩大。他 们可能还要来，我们要有反击的准备；第二点，要有理有节，对 珍宝岛上苏联方面被打死的人，要叫他们尽快把尸体收回去，可 以用广播通知他们；第三点，对牺牲的同志，要做好家属的工 作，遗体安葬也要搞好，对英雄事迹要大力宣传，用来教育部 队，有情况，你们要马上报告。
“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坚持照办！”
“那好吧，”周恩来放下电话。
秘书走了进来，“总理，你看 都到中午了，可是你早饭还没吃呢。”
周恩来清癯的脸上挂着倦意，他笑笑说：“不要紧，中午合 到一块吃吧。”
3月2日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馆，对其边防部队入侵珍宝岛，提出了强烈抗议。照会中的强硬措辞是 以往不曾有过的。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几乎就在同时，苏联政府也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所谓悍然武装入侵苏联领土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由珍宝岛的武装冲突引发的外交战，一开始就十分激烈。中苏双方互不相让，很快就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中苏交战，与中南海相隔不远的毛家湾的主人——林彪的看法，往往与众不同。
与其如日中天的政治灵光相反，他所蜗居的毛家湾，不仅灰砖灰瓦，每一间房间都布置得古里古气，而且幽暗不通风。据说 林彪患有神经毛孔官能症，怕光、怕风、怕出汗。所以，他除了陪伴主席在大白天露露面，接受亿万人民的欢呼赞颂外，其余时 间多是足不出户。而且吃的也极其简单。麦片粥、煮黄豆和素白 菜常常是桌上的老几样。但他吃起荤来又特别讲究：鸡要童子， 鱼要活杀。有一次外出，一个厨子偷了懒，用一条刚死不久的鱼 充数，林彪一上筷子就说这是死鱼，弄了厨子一个大红脸。
林彪得知珍宝岛打起来，也感到有些意外。但什么事都无法 改变他死鱼一样的脸色。他担心的倒不是苏联是否能得逞，而是 他的政治对手们能否复活。叶群在他耳边鼓噪着：“这个时候； 瞎打什么呀，要影响大局的。这一打，那些老家伙们又该得意 了，说不定都要进政治局的，我们的人怎么办？”
林彪半躺在沙发上，眼睛半睁半闭。他清楚，这场不合时宜 的冲突会改善那些落魄的老帅们的地位，但即使没有这场冲突， 老帅们也会走进政治局的。最近，他已隐隐感到形势的微妙变 化，认为毛泽东正在施展一种极为螅耐持问酰匀魏我慌啥肌〔煌耆攀郑膊煌耆判模苁橇杓萦诟髋烧问屏χ锨伞∶畹匚狄恢制胶狻�
所以，林彪仔细地观察着毛泽东的眼色，以便表面应和，暗售私货。
在他的下属、包括妻子儿女面前，他总是听得多，说得少。
他自己不提出什么，总是从别人的谈吐中选择什么。而叶群正是 个多嘴多舌的人，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唠叨着：“101，我看，珍宝 岛的仗打的是外交战，何况周恩来已经插手了，就让他管到底 吧。你腾出精力，多想想九大的人事安排。我们的人不多进去几 个，将来是要吃亏的。”
林彪“唔”了一声，算是回答。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调兵遣将，发出战争叫嚣，态度十分强硬。
然而，在中国战争问题上，苏联领导人中也有不同意见，分成“鹰 派”和“鸽派”。以军方为代表的“鹰派”主张立即同中国开战，为此，不惜发动核战争。而以柯西金为首的“鸽派”认为国内经济状 况不好，军费缺乏；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如对中国作战，势 必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历史证明，没有一个武装团体能迅速征服中国的。同时他认为，苏联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主要敌人是 美国。在柯西金的要求下，勃列日涅夫同意由柯西金试探中国的态 度，于是，柯西金拨通了直通毛泽东的热线电话。
这条线路，还是50年代中苏友好时，为了两国领导人保持联系特意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架设的。到了60年代，随着中苏 关系的疏远和分裂，这条热线变成了死线。
1969年3月29日晚8点，这条线上的指示灯突然亮了。年轻的中国女话务员惊诧地插上了机塞。
“喂，是北京吗？”
“是啊， 请问你找谁？”
“请接毛泽东主席，我要同毛泽东通话。”
“您是谁？”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女话务员觉悟还挺“高”，一 听是苏修头子，顿时义愤填膺，大声说：“你是修正主义者，没资格跟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讲话。我不给你接电话。”
“既然你不肯接毛泽东主席，那么请你给我接周恩来总理吧！”
话务员一听更来气了：“苏修头子，你听着：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们的总理很忙，没空听你的胡言乱语，就算有空，也不会听你啰嗦——”
“啪”一声，挂断了电话。
年轻的中国话务员哪里知道，由于她鲁莽的“义举”，险些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5。苏“秘使”与台“新闻局长”再晤维也纳
中苏交战，而苏台之间的交往又活跃起来。
5月1日清晨5时，那个神秘的路易斯又出现了。他在罗马给台湾的魏景蒙打电话，要求从台湾驻罗马“大使馆”搞到一张 去台的签证，并说由于签证的关系，他在罗马不能住得太久。
魏景蒙告诉他，台北和东京一样糟，到处都是新闻记者，要 路易斯先到曼谷或新加坡去。
但路易斯说他去不成曼谷或新加坡，只有罗马没人注意他， 最好是从罗马直接去台北。
魏景蒙要他在罗马等，五小时以后他再跟他联系。只过了三 个小时，魏景蒙便打电话告诉路易斯：“我准备于一周或10天后 启程经香港赴曼谷，途中还要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停留，预计要 在5月18或19日抵达目的地。如果没有意外，可望在5月20日 在曼谷和你见面。至于为什么要迟延那么久，等见面时再告诉 你。在这段时间，请你和台湾驻曼谷新闻参事屠益箴联系。我会 随时让他告诉你我的行程。”
路易斯对此不满意，他要求在一周内见面。魏景蒙在他的紧 逼下十分为难，答应请示蒋经国后再定。蒋经国当即回绝：“不 可以。如果路易斯今晚没来电话，你就去电告诉他，不能在5月 20日以前见面。”但过了不久，蒋经国又给魏景蒙打来电话，叫 他不必给路易斯打电话，“请你立即到我处来。”
魏景蒙到达长安东路蒋经囯的官邸后，蒋经国告诉他，最好不要在20日去曼谷见路易斯。
过了几天，路易斯打来电话，提出两个见面时间：要么马上 在维也纳见。要么到6月份再见面。魏景蒙却提出在5月12至 14日在维也纳见。
5月5日，蒋经国给魏景蒙打来电话，首先向魏景蒙通报了 西德人克拉索夫斯基获自法新社莫斯科记者3月26日的报告：
（苏联）谢里宾、贝里舍等主张与台接近。近日会 议中有五项基本问题之建议，并获得上级有条件支持：
A。毛匪制度有崩溃及内战可能，（苏联）可能与 台合作且极有希望。
B。中苏合作基础，可用有条件或密约规定之。双方协议在毛匪崩溃后，成立一个国民党与新组织之共产 党合作之联合政府。
C。新的中国国家制度，不一定要使用共产党名称，但须符合社会经济之进步条件。故在相当期间内， 容许一个两党之“人民民主国家制度”。
D。国共联合政府仅属于过渡性质，苏联对于联合政府之援助，不仅于新中国共产党；惟因该新中国共产 党需要相当长时间始能在社会、政治方面发展成一个具 有力量之亲苏党派，故苏联必须先与中国国民党合作。
E。美国的远东政策，为莫斯科与台北接近之最大障碍。
对此，蒋经国说：“研究后认为，贝里舍不致与谢里宾同流， 前者为元老派，而后者为少壮派。”蒋经国给魏景蒙安排了一个 多国旅行，要他由香港到新加坡，再到吉隆坡、曼谷、维也纳、 罗马，再回到曼谷、香港。蒋经国说：“最好把比利时也列入行 程，而且国家越多越好。已经告诉总统，你会在香港停留一天。”
5月6日下午4时，蒋经国带着魏景蒙，来到士林官邸蒋介 石的办公室。蒋介石听着汇报，指示：“行程还要增加西班牙、 比利时、荷兰、丹麦。”
魏景蒙报告：“如果路易斯问到以下问题，我准备这样回答， 问我从台北带来什么条件或书面文字没有？我答：因为是他要求 见我的。我没有什么好带的。若问到台湾需要何种武器和装备 时，我拟这样回答：你对我们台湾的装备情况很清楚，应该可以 提出一份清单来。”
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补充道：“你们搞一个宣读要点，送 我修改批准后，再带出去。但中文原件不要带，你向他读过的文 件也要立即销毁。你这次最重要的任务，是使他们以具体措辞谈 如何合作，以及应采取何种步骤来推翻毛政权，其他废话少说。”
魏景蒙请示蒋介石：“总统是否�